演講人：浙大高分子物理鄭強教授
地點:浙江圖書館報告廳,時間:2002年x月x日
作爲一個學者，我不是來賣弄嘴皮子的。
藉助這個講壇，我認爲各行各業知識的接受是潛移默化，循序漸近的過程。下面從自然科學的角度來談談我的一些觀點，我提出幾個重大問題：
第一，我國搞了幾十年的科學研究與攻關，在幾十個工業門類中，到底有那幾個是屬於中國的民族工業或者可以稱爲自己的工業的？到底有哪幾項科研在國際上是數一數二的？中國現在到底需要什麼？我經常出國，每出一次國，靈魂就受到一次洗禮，就巴不得在回來的第二天就去中小學講。爲什麼？就是感到緊迫的壓力和羞愧，特別是去了日本和韓國，這兩個同屬於東方國家去了之後，感觸更多。
下面這四個方面，是近５年吹得最厲害的。先說超導，這也是從美國人開始的。我是一個教授，在浙大當老師，浙大的“求是”是個無價之寶。現在中國的知識分子有個弱點，就是不喜歡人家說自己的缺陷，更不願意自己說自己的缺陷。我今天就願意來揭揭自己的短，面對產業家，我更應該說實話。中國今天的科技很多都是“跟蹤”，這也難爲中國的教授，因爲日子過得較苦，沒有錢，加上很多領導同志本身也沒有知識，爲了蒙領導，讓他們撥一點錢，總得把一些文章、報告、口號寫得越高越好。比如，現在教育界號稱“建世界第一流大學”，教育部跨世紀發展計劃中定的10所大學，現在已選定了9所，第10所還未選出。在中國這個發展中國家，你能建10所世界一流大學，那美國有多少所？日本有多少所？現在的實際狀況是：世界上前200所大學，中國一所都排不進！在亞洲能排進幾所？我到國外去看了以後，感到要將浙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學就像共產主義理想，我們永遠要努力！但是，我們不應該去追求這樣虛幻的目標，去呼這樣的口號，我們的差距還很大。
現在的幾個行業也是前幾年套着中國科技產業目標走得幾個方向。像納米，它只不過是一個尺度概念。各種尺度的材料都有各自的用處，比如，爲什麼要把泥土拿來做成磚，磚的尺度比沙泥要大得多，因爲小的沙粒沒有強度。我們怎麼能把豐富多彩的物質世界只說成是一個納米呢？所以，誰都沒有注意是誰提出的這個口號的，其實我們又中了美國人的圈套！這與軍備競賽是一樣的。超導中國科學院在搞；基因上海在搞；納米全國在搞，連工廠技術員也在搞。剛纔何祚庥先生講的磁懸浮列車，不要以爲上海的高樓大廈與東京、大阪一樣，中國就現代化了。修一個房子、修一座橋非常容易，但你要看看國民素質到了一個什麼樣的階段。日本大樓裏走出來的人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而我們上海的大廈裏走出來的人卻都是些腰纏萬貫的文盲！怎麼能說國家已經現代化了？浙江杭州搞的世貿會挺漂亮，但你可以去西溪河看看，如果西溪河能出現小鳥、天鵝，杭州就現代化了，這不是一個穿一件衣服的問題。我們最需要的是什麼？我們不要用這些東西來擺樣子！我們應該關注我國的哪幾個方面？這是我的一些建議，提出的一些口號，以前說“無知無畏”，現在卻是“無知才無畏”，許多企業把浙江省技術監督局、科委的人請來吃一頓飯，喝一點酒，他就給你籤個字，再把我們這些教授脅迫到那裏去，給你蓋個章，然後就是“填補國內外空白”、“國際先進水平”，寫論文則是“國際領先水平的研究成果”、“首次科學發現”等等，這都是目前非常嚴重的問題！作爲一個大學教授，我深深地爲此擔憂！這不是我們的責任，是我們的領導無知，是他們倡導了這個主流。我知道在座的處長或老總日子很難過，因爲你們不寫這樣的報告，就拿不到錢，項目就得不到批准。教授也同樣如此，天天寫報告，而不是在實驗室靜下心來好好搞研究，這是很嚴重的！科學家說，納米無所不能，這一說，大家就都去搞納米了；老闆說：納米商機無限，再不上就沒有機會了，因此，寧波想幹，諸暨想幹，天台也想幹，大家都來搞納米。科學家知道納米不穩定，它做成材料就聚集在一起，但產業家並不知道這一點。有人說，納米這麼好，我們都變成納米人多好，但高的籃球誰打？籃框得降低了。納米人的作用可否用在腦血栓治療上，不用吃藥，腦袋上挖個小孔，讓納米人鑽進去清理一下就行了。這些東西可能只有我在說不好。納米在最近的一二個月裏在浙江炒得很厲害，什麼“納米冰箱能防黴”，我就不明白：一個是生物學與衛生學的概念、一個是材料尺寸的納米怎麼會防黴？所以，要千萬注意，無知的人騙起人來不得了，因爲他膽子大，什麼都敢說，所以說：“無知才無畏”，我們懂一點的就不敢隨便講，這是誤導！
現在，讓科學界的人感到很困惑：許多與納米研究無關，不具備納米科研的單位都在上納米項目，開設了許多新的戰場。作爲商界的人士，這個投入是風險投入，所得到的絕對回報是非常危險的。越是高科技的東西，越不要指望它的市場回報，這個概念是我今天提出的。新聞界的人在幹什麼？新聞界的同志喜歡寫一些新東西。我知道，沒有新東西寫起來不精彩。誤導與新聞界有關，新聞界聽到一點就是一個片，如此描述宣傳以致於浙江的報紙整版整版地寫納米。我特別地告誡大家，這是把整個一個學科的概念搞得非常庸俗！
下面我談談科技問題。我們整個國家民族工業的基礎極其脆弱，這幾年我在日本商店購物，日本的襪子、手巾、低檔毛衣、低檔服裝全都是中國產的，這是否感到光榮？其實，我們所謂的外資合營企業，所引進的東西，真正有科技的含量極少，這就是我們的天真，就是我們領導的天真！比如，東京這麼大的城市，全部的電視頻道就只有６個，杭州有多少個？這是很清楚的。拿什麼錢吃什麼飯，我們現在是在吃國家的飯，所以，開了這麼多頻道不怕賠也不怕賺，而日本就不能這樣。我在日本１０天，沒有看到一條有關中國的消息，這也是中國人的天真。廣島亞運會在日本召開時，有哪一個中國人得金牌的鏡頭能在日本的電視上看得到？日本人喜歡下圍棋，但他不知道聶衛平是誰。我國現在是需要國際化，但國際化了以後連自己的祖宗是誰都不知道了，連自己的民族文化是什麼都不知道了，所以我要說，改革開放２０年，我們到底在經濟上，科技上得到了什麼？好的是有的，但作爲一個科學家，我要深思：我們在高科技上得到了什麼？日本、韓國、美國基本都是把國內不能生產的、低價的東西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來生產。你並沒有得到高科技，你以爲他會給你高科技嗎？不會的！比如汽車，我們聯營了這麼多家，但日本的汽車技術，比如豐田，都是第二代、第三代之前的，他不會給你先進的！爲什麼現在柯尼卡、柯達、富士在中國“大跳水”？就是要擠跨樂凱，這個中國現在剩下的唯一一個國產膠捲！等哪一天樂凱垮掉了，國外的膠捲就會全部漲價！現在在中國賣的進口膠捲比日本、美國的都便宜，這就是傾銷！這一點中國人並不知道。爲什麼我們的大學排不進前200名？因爲規定要有800篇ＦＣＡ的論文才能進入前200名。爲什麼浙大好不容易搞了10年的科研卻沒有錢？教授的論文寫得少了，平均一個教授沒有一篇，像我這樣一年能寫５、６篇的很少。爲什麼？中國的教授一個月的工資平均只有1500元，相當於170美元；美國的教授拿多少工資？他的一篇文章值多少錢？可見中國教授便宜了！美國教授成本高！爲什麼會是這樣？所以，我非常擔心這樣下去，再過５年、10年，你到底還有些什麼東西？這樣惡性循環後，我們基本上沒有自己的工業了！我不贊成“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過若干年再看看，將會是什麼樣子？
下面談談我個人的觀點：
第一，我們國家的現實和發展就是這樣：凡是依賴不成的，我們自己都能搞得像模像樣，比如兩彈一星；凡是能夠引進的，就都搞不成。爲什麼？企業的科技人員辛辛苦苦地搞一個技術革新，只要區裏的計委領導、省裏的計經委領導哪一天帶着人到美國去考察一下，買來幾個電器產品，跟他們籤個協議，然後再到美國去培訓10天，引進一條線，馬上就可以把你這個國營企業打跨，這就是現實！現在很多合資企業就這樣，賣點東西，而沒有去考慮這些深層次的東西。殊不知，這就是社會的惡性循環！
關於電信的事，我只跟電信部門這樣說：這點電話費我付得起！但是，你們想過沒有，你們從自己的這個角度賺了消費者的錢，但消費者裏面有大夫，你電信的人就不生病嗎？你若進醫院，他給你賣高價藥行嗎？我開玩笑：“你別看我是個窮教授，賺不了錢。我今天回去就去查名單，看我這個學院、我這個系的學生有多少是你們電信部門的子女，到了下個學期全部不及格！若要及格，每分交5000元錢。”但我決不會這麼做！若這樣做，這個世界就亂了。作爲社會成員，一定要有這樣的思想：大家是互相依存的，我們這個國家也同樣。但是很多人只考慮自己，只要自己賺錢而不管別人怎樣，若那樣的話，明天就可能得到報應。這是我的一個觀點。
下面這幾個問題是最重要的問題：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教育？中國需要什麼樣的人才？中國需要什麼樣的科技？中國需要什麼樣的產業？
教育、學習是爲了什麼？最近，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以及飯店、各個廠礦企業等單位都邀請我去演講，這是我應該爲社會做的，是我的本份，加上我身兼數職：院長、系主任，所長等，他們開口就要找博士。其實，這需要共同語言受教育的層次、人格的素質，這纔是最重要的！現在很多人對學生的教育沒有注重這個方面。中小學在搞素質教育，什麼叫素質？英語、計算機、鋼琴都會一點兒能算是素質嗎？我住的那層樓的孩子都在彈鋼琴，我就聽到二樓的一個男孩子在彈《致愛麗絲》時，邊彈邊哭、邊罵他媽媽。爸爸媽媽都是音盲，卻一定要把孩子培養成音樂家。這麼好的太陽，讓孩子坐在屋裏，他能受得了嗎？這是何必呢？幼兒園３歲開始學英語，我這個觀點不知你們是否贊同，我在學校講課時，學生們聽了覺得我所說的正符合了他們的心意。我認爲：語言、計算機就是工具。中國的外語教授講英語還不如美國賣菜的農民！怎麼看待這個問題？日本博士、德國教授說不出英語的多得是！我們怎麼能說一個人不會說英語就是文盲呢？語言就是一個工具！你沒有那個環境，他怎麼能講這個語言呢？比如，我３５歲開始學日語，我現在的日語是頂呱??我，可我就是學不好，非常緊張。因爲年齡較大了，學得我白天的語法都錯了，晚上做夢全講日語，且這時講的語法都是對的！到了日本後，我是在實驗室工作，而打工的人２個月學的日語就比我學得溜，這主要就是因爲沒有環境。所以說，如果我是教育部長，我要改革二件事：第一，取消六級考試，你一個研究生連中文一級都不及格，你英文考六級幹什麼呢？看看研究生寫的論文，自己的民族文化都沒有學好，天天考英語──打勾：託福打勾，ＧＲＥ打勾，英文考出很高的分，可哪個寫的英文論文在我面前過得了關呢？過不了關！這樣培養出來的人能幹什麼？自己搞的專業一點都沒學好！我跟在座的老闆們提醒一句，等下我要講一下人才使用問題，你們現在的招聘動不動就要英語好，幹什麼呢？在廁所裏講英語？需要嗎？要計算機好？說不會計算機就是文盲，這又是一個誤區！我現在是教授，我顧不上搞計算機，可是，浙大搞計算機的就特別敬佩我、巴結我：“鄭強，你材料搞得這麼好，我給你點計算機，你去用用玩玩，今後搞材料與我們合作合作，我們也可沾點光。”物質世界不是算出來的，算能把肚子算飽嗎？現在我國搞了點軟件，很多精英──年輕人都跑到計算機行業去打工，自己成不了材，可惜啊！不像我一直在做材料的教授，光榮得很！我們浙大就一個計算機院士潘雲鶴，浙大的計算機在全國排在第幾呢？浙大最好的學生都去學計算機了，我經常呼籲：這是在害人！我的同學現在在美國都在賣菜、賣中藥，成不了材，他們現在倒是非常羨慕我在國內搞得這麼好。他們的錢是稍微比我多一點,但是我現在在中國過的日子比他們在美國過得好！由此可見，這不是錢就能解決的問題。我到日本留學時受了許多苦，這次我到英國大學見到了十幾個中國留學生，他們都向我訴苦：每天只睡４個小時！浙大有很多老教授，夫妻兩個連走路都走不動了，孩子卻在美國。我認爲中國人的民族心理這幾年扭曲到什麼程度了！外國人不理解，認爲中國人有病：爲什麼夫妻不在一起，而是一方在國外、一方和孩子在國內，中國人這是何苦呢？！父母老了，是否需要人服侍？在國外的，是否想念父母呢？回答是肯定的，但不知是爲了撐什麼面子？！中國窮得這副樣子，我可以公開告訴大家，我這次是跟浙大的最高人物一起去日本的──因爲我在日本留了這麼長時間的學，在日本，我只能請他吃一碗麪：一天晚上，請了８個教授一個人一碗醬油麪，就花了我1000元人民幣！所以，我在日本就呆不住，像我這樣的人，我現在就不願出國，去１０天可以, 去１個月我就受不了！言歸正傳，現在的孩子學英語，但父母都不會講英語，我的一個朋友的女兒在美國學了英語，回來就忘記了，這就是語言的特點。語言沒有環境，就學不好。所以，第一，要取消六級，讓孩子們放鬆；第二，大學一年級開始的叄個月像軍訓那樣突擊一下英語，馬上過關，然後就任其自然。你看我，從高中開始學英語，大學學，碩士學，博士學，花了我多少精力！你說中國人怎麼做得出高科技的研究成果？我這幾天就教訓我手下的幾位女學生 ，問她們在幹什麼，看不到人影，一天到晚考這樣、考那樣的，到美國去幹什麼？在國內要乾的事多着呢！你整天考英語，美國人連報個名都要收你們的錢，日本人也是如此，中國學生到日本去要交手續費，到日本留學是爲日本人打工，好不容易掙點錢交了學費，讀完博士在日本的公司就職，當勞動力，掙了一筆錢後要回國了就買了家電，把錢全給了日本人。你們都沒有注意這件事，這裏面都是經濟問題。這就是素質教育到底是什麼。現在有這樣一個現象：大學叄年級時有42名學生，畢業時只剩15人了，其他人全部不能畢業。這是爲什麼？就是因爲他們在大學裏玩。這就是中小學教育的失敗！中小學的教育就是聽話，老師管幹部，幹部管同學，孩子們都學會了成年化的處世方式，這是害人啊！這樣強迫性地做了一些好事後，沒有把做好事與做人準則結合起來去培養，而只學會了拍馬屁、討老師喜歡、說成人話。上次電視上就曾經播出，一個小孩得了個獎，主詩人問他最願意說什麼，他說：“我最願意跟江爺爺說：我向你報告！”“江爺爺”是誰？還不是老師教的！孩子們在中小學活得很累，到了大學就沒人管了，所以就要玩、就要談戀愛。我們繫有個男生，跟四川一個女孩談戀愛，前幾天班主任向我彙報，上個月跑回去20天看他女朋友，這還得了！這是爲什麼？這就是從小教育的結果！我的兒子在班上就有６個女同學有“記錄”的特權，記錄哪個男同學動了。有了６次記錄後，男同學就得寫檢查，家長也要跟着寫檢查。我第一次寫時很難受，怎麼能做這種事呢？後來就習慣了。到了星期五就問兒子：“這個星期要不要寫？”反正臉皮也厚了，寫就寫吧。問題是，實際上他只違反了一次紀律就同時被６個女孩子看見了，這也算６次！但是，我並不爲我兒子擔心，我認爲：他受這點挫折也好、壓抑也好，對他一生的成長有好處；而我恰恰擔心的是那６個女同學，以後怎麼能夠經歷得起打擊和挫折！這樣的教育是很令人深思的。所以，我作爲一個博士生導師，我從來是看人不看學歷的，學歷不等於能力。你們現在的招聘動不動就要高學歷，我就是要批判這樣做。
我提出一個命名，叫“消費學歷”──就是濫用學歷。現在提拔幹部也同樣，不看他的身體，到了60歲，有些身體特別棒且有能力的人也要讓他退休；而有的人叄、四十歲得了肝炎，還得讓他幹，這就是“一刀切”。招聘時也總是看學歷。學歷是指一個人讀書還可以，並不能代表他能夠當你的經營人員、開發人員。我們有很多同學成績好，卻什麼都做不了。在我們大學像我這種程度的人，招博士生是從來不看成績的，成績算什麼！現在我從事的這個領域在中國有叄個傑出的人才，當初在讀研究生時都補考過，而成績考得好的幾個人卻都跑到美國去賣中藥了，這說明了什麼問題？作老闆的可不能這樣啊！現在浙大有規定，有博士點的，留校就必須全部留博士生而不準留碩士生，這樣，儀器就沒有人去操作。人才的梯隊一定要合理，而不要認爲教授就是萬能的、博士就是萬能的。中國的教育體系就是讓每一個老百姓都充滿希望和理想，教育孩子們要樹立遠大的理想。實際上，人的能力是不一樣的，掃地能掃好，也應該受到尊重；打掃廁所能打掃乾淨，也應該受到尊重，不能動不動就要高學歷。我要提醒的是：在國外可不是這樣，反之，美國、日本的博士就很難找到工作，爲什麼？因爲老闆心疼錢，招了博士要給他高工資，而他能做什麼用呢？這是個具體問題。我不知道現在的組織部長、人事處長在幹什麼，真的是在“選女婿”嗎？找這麼高學歷的人幹什麼呢？現在，中國的大學提出要培養高層次的人才，我說這話錯了，中國現在教育特點應該是讓全民得到教育，而不是去培養少數的專門人才。上次全國的化學奧林匹克競賽在杭州舉行，是浙大主辦的，學校說來了這麼多高校的人挖人才，浙大也要派人去挖，於是派我去了。我去講了話，我毫不客氣地說：進這扇門，我的心情是又高興又沉重。你們把孩子們搞壞了！爲什麼？我國搞奧林匹克競賽──中小學叫奧賽班是舉國體制，就是爲了得到世界上的一個榮譽！而在美國、日本、西歐國家就只有一個學校，叫“Play－again”就是搞着玩的。難道有一個學生得了奧林匹克的冠軍，就說明中國的教育好嗎？不是，它不能代表我國的真實情況。在那些非重點學校裏，有多少孩子在外面賭博、打遊戲機！這就是我國教育的一種誤區。我指出：如果作爲一個教授來做這樣的事，在座的人都感到心痛！作爲父母，我們絕不能這樣寵愛自己的孩子，把這些孩子當寶貝一樣。化學的奧林匹克競賽，清華、北大的教授來了一大堆，我們今天是在做一件害孩子的事！我的話講完後，主詩人要下面哪個大學的教授接着講，他們都不敢上臺講了。請捫心自問：我們這樣做對嗎？奧林匹克競賽的結果在浙大的一個現象是：在中學學得好的、保送的，到了大學叄年級成績都降下去了，孩子這麼小，怎麼能分等級呢？其實，他們根本就是在同一個起跑線上的，成長的路程還長得很，後天的努力纔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始終對孩子、對學生都是鼓勵的。我們系裏有一個女同學，我看到她一天到晚沒有笑臉，就是爲了得到那個高分數、爲了得到高額的獎學金，我感到很痛心！我說：你這是在用青春買榮譽、買光環，你今後的心靈是要受到創傷的！我希望她不要看重明年從第１名掉到第２名，後年從第２名掉到第３名。我這個老師當得怪吧，我不是要求她往上走，而是往下走，我這是在救她！昨天，我的孩子參加環湖跑，我對他說：“你不要去爭第１名，慢慢跑。”不是說我不要孩子上進，而是這些老師在幹什麼？讓５－６歲、７－８歲的孩子跑4000米，爲了爭得那個第一，把孩子的身體都跑壞了。我之所以長的矮，就是因爲我在５歲時早晨起牀跑步，骨質過早鈣化了。現在懂科學了，就知道了，小孩子不能隨便大運動量地運動。可是求是小學每天早上第一節課就是把全校的孩子弄到街上去跑步，剛剛吃了早飯，能量還沒有發揮，能量是要用到腦子上的，要上一天的課。可早上的跑步就讓能量消耗了，這不科學！還有，沿着馬路跑步，汽車尾汽對孩子的健康是很有損害的。這樣的教育到底是爲了什麼？我敢講一點：我們浙大有很多教授就被小學老師教育得像兒子一樣，小學老師每次開會的第一句話就是：“親愛的家長同志們：孩子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還是你們的！”每次都講這些話，然後就說：“你們不懂科學、不懂教育。”我心裏就在想：孩子都是你們教育了送到我們手上來的，我就非常擔心，孩子的心靈從小讓你們這麼一整就麻煩了。我覺得我現在最對不起的就是我小學、中學、大學的同學們。我從小幹部當慣了，一直在管人，到現在我心裏覺得最對不起的就是那時被我管過的這些同學，不管他們現在是在開出租車還是在幹啥，都非常有成就。所以，怎樣把孩子培養好，從小讓他有一個健康的心理，這比成績還重要。何況各位家長，你們由於自己的學歷低些，總是希望孩子出頭，我也知道有些家長在雙休日的上午、下午、晚上都要安排孩子參加各種各樣的學習，把孩子完全拖垮了，其結果孩子是要厭惡的。過早彈鋼琴的人，除非他真正是個音樂家，十有八、九到了中途都會厭惡，這就是逆反心理學。所以，你們不能這麼幹，這麼幹??些自己的看法。科技到底該幹什麼？高科技到底該幹什麼？如果我是科技部長，該玩的就玩，就像陳景潤，他就是玩。陳景潤如果是處在今天的中國，他絕對是要去討飯的，因爲他不會去搞產業化，他的英語也不好，他說話都不流利，中文都講不好，按現在“標準”，他是個文盲，還談什麼教授！日本人就是喜歡美國人，我跟日本人說：你們這個民族愛誰，誰就要向你們扔原子彈。日本人就是喜歡黑人也不喜歡中國人。現在在日本獎學金最高的是美國人、歐美人；第二是韓國人、臺灣人；第叄是巴基斯坦人、馬來西亞人；第四是印度人、非洲國家的人；第五才輪到中國人。我就特別對我們的女教授、女同學說：在日本人面前一句日文都不要講，會也不要講；日本人一聽說你講英文，特別是看到中國女孩講英文，腿都要發軟，這是真的！日本人不知道龍井茶，而只知道烏龍茶，就因爲旭日升烏龍茶的廣告宣傳。日本人在開始拍烏龍茶廣告時找了6個最漂亮的中國女孩，日本人就從這個廣告得出一個結論：中國女性的漂亮是因爲喝了烏龍茶。所以，日本人特別崇尚烏龍茶，而不知道龍井茶。日本就是崇尚歐美，誰能講英語，誰就是老大。日本首相森喜郎不會英語，但爲了表現自己會英語，就叫祕書安排了一套程序，準備在沖繩開政府間合作會議時，見到克林頓用英語問候一下。但是日本人講英語很糟糕，森喜郎見到克林頓，將“How are you!”說成了“Who are you?”，克林頓以爲這是森喜郎在跟他幽默：我明明是美國總統，他還不知道嗎？他爲什麼還這麼問我？我今天也跟他來個幽默：“I am husband of Hilary.”（“我是希拉里的丈夫”），森喜郎不管克林頓怎麼說，就忙按照程序回答：“Too me.”、“ Me too.”，克林頓想你這個玩笑開得太大了，我老婆怎麼變成你老婆了？這在日本就成了個大笑話！
最近，我們在辦高新科技園區，就國家的投資而言，我們的領導的意見往往是去追世界潮流：想去建世界一流的國家，達到一流的水平。我非常慚愧地向大家譴責一下自己：我們中國的教授很多拿了國家的錢就像小孩搞家家一樣，把錢用完了，就寫點文章，塞在抽屜裏，一點用都沒有，就向領導報告：我做完了。這很對不起國家的錢！說實話，應該弄清楚哪些是搞着玩的，哪些是對企業有幫助的，這一點我們沒有做好。日本、韓國的科技進步就是在於針對性非常強。現在有一個現象：所有的企業家到了浙大就問我：“鄭教授，現在有什麼能賺錢的項目？給我們吧！”其實，你們太不瞭解了，教授是完全是遠離市場的，根本不知道市場是什麼！他只是在搞遊戲，玩家家，想一些新玩意，不要以爲教授什麼都有！當然，這不能怪你們，因爲今天中國的生產力的發展，還沒有到讓我們的老闆們具備很高的意識。剛纔何先生就講得很好，在目前的階段，中國還有假貨的話，就不能指望做假的人有什麼超前的科技需求，他賺一把是一把。但是，當中國的經濟秩序真正完善以後，造假絕對活不下去！現在在日本就沒有人敢造假，只要稍微有一點點造假，馬上就完蛋。中國總有一天要進入到有序的階段，一有序，造假的人肯定活不下去。企業能不能生存，說到底就是看你有沒有絕招。這個絕招，第一是產品的特色；第二是科技的含量。上次我毫不客氣地對張德江書記說：浙江要建經濟大省，文化強省，但是“大”不等於“強”，“民富”不等於“國強”。科威特有的是錢，伊拉克要打垮它就打垮了，這是很簡單的事。我說：經濟強省應該有下列標誌。我問張書記：第一，浙江省現在的經濟總量中有多少具有科技的含量？第二，浙江省目前的經濟有幾個是關係到中國國民經濟命脈的、民生的、大的工業？第叄，浙江的經濟真的有一天在亞洲金融風暴來臨時能抗得住嗎？這些浙江省都有問題。浙江的市場發育得很完全，但如果我是外省人，如果哪一天我自己那裏方便了，我爲什麼還要跑到你這兒買？現在之所以有市場，是因爲浙江市場裏賣假貨的很多，要麼走私、要麼賣假，這幾年就是這樣發起來的。如果不是這樣，再過幾年，遼寧的人要貨在北京買就行，何必再跑到你浙江來買，如果不到你這兒買你怎麼辦？現在浙江稱爲塑料大省，全國叄分之一的塑料製品產在浙江，上次在餘姚，就召開過塑料科技大會。浙江的西服很多，像杉杉西服等，還有娃哈哈。但是，請各位注意：西服、果奶不是民生大計！千島湖的農夫山泉是好，但水什麼地方沒有？這就是問題。另外，溫州經驗好不好？好！但如果我是國家主席，我可不會在全國搞溫州經驗。溫州經驗說到底是民族經濟全部被國外吃掉。你的資本算什麼，溫州老闆的那點錢與日本老闆相比就不算錢，馬上會被吃掉，而且技術含量極低。我去了溫州好幾次，看到的都是家庭工廠，與現代企業能比嗎？此外，把西部的博士挖過來，用高薪養起來，這些都不能算是集約經營和規模經營，這些都是危機！但是我們卻盡唱高調。那天，我最後是帶着感情與張德江談的：我是愛浙江的，作爲一個教師，我教育學生習慣了，我認爲對待學生最好的方式就是從教育的角度講他，而不是去誇他“長得好”、“今後要當科學家”，這都是害人的話。所以我願意對張書記提點意見。再進一步，老闆會提問：“鄭教授，我現在做的這些，你看看結合你的知識能否給我改進一下？”我認爲這樣的提問是最好的。上次我們青年教授到天台去，天台是個窮地方，前面11個教授都講IT產業，講得那些企業家第二天都要來搞通訊行業了。我最後發言：前面的人講的話又把你們害苦了。你們這麼窮的地方怎麼搞得過寧波、杭州？你們應該把本地的東西通過我們的先進思想和技術改造好，做得更好一點。所以我希望我們的企業家在下次見到教授時提出這類問題，你們就進步了。真正的科技產業進步的源泉在你們，而不在教授。當你們有錢了、有產業規模了該怎麼辦，就應該學學日本。我國現在到底需要什麼？軟件搞得這麼紅火，但我們並不需要軟件。其實，我們現在的軟件搞不過印度。美國硅谷一大半的人才是從印度去的。但印度的國防部長常常驚駭這叄、四年來與中國的差距──他是從奧運會得了一塊金牌談起的，國民總產值纔是中國的叄分之一，人口與中國差不多，而糧食產量卻連中國的一半都不到。中國現在最需要的是材料，是製造與控制。不要以爲我們什麼都有，我這次到韓國看了真是痛心，在韓國的街上見不到一輛外國的進口車，絕對沒有！我又聽說現代企業的生產量比我國的桑塔納、長春、武漢、富康的總和還多，且他們所有制造汽車的精密儀器全部都是國產的。而我們的這些部分卻全部是進口的，沒有一樣是自己的。人家想做什麼，什麼都能做好，我們卻是想做什麼，什麼都做不成。歸根結底，不是靠我們的軟件，搞計算機的人什麼都會玩，上次到天台演示房子設計的動態，把房地產公司的人看傻眼了。其實，這都是哄人的，房子要造起來還是要靠材料，靠造房子的人。現在我國在這兩方面是最薄弱的。高等學校投了幾十個億買研究設備，但這些設備90％都是進口的，沒有一樣是國產的。買來的時候覺得很了不得，可以哄領導，但是若有哪個學生把儀器弄壞了，就死了，我們國內的企業沒有一家敢修儀器的，即使一個很簡單的實驗儀器國內也沒有一家工廠能夠生產，這就是我國現在整個民族工業的一個縮影！我們不願意踏實地來做這些工作，而只是做了很多表面文章，既生產不出材料，也沒有先進的製造工藝。我的這個觀點得到了大多數教授的擁護。但是，要求省裏的科委主任把錢投到材料和製造工藝這兩方面，他就不幹，他要做世界第一流的“納米”。說到底，這都是些表面現象，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人們的一種堅韌不拔的精神，我們民族已經沒有這個精神了。我們現在想的只是“賣得越多越好”。
這次校長、書記在日本，見到東京名古屋大學的校長，他提了個問題：我們都屬於東方文化，現在就要召集大家來討論怎樣保護東方文化，保護東方文化的特色。大家知道，生物是多樣化的，世界上若只有美國人就沒有味道。日本人說：“我們培養的很多人也到美國去了，當是他們很驚訝，你們的7位中國校長一致認爲這種現象沒有關係，這是國際化。”日本人這番話引起了我的深思：我們中國沒有一點本錢來談我們的人才儲備敢與日本比，但是，我們所表現出了一種莫明奇妙的胸懷。比如，日本的許多大學爲什麼能得到許多捐款，就是因爲捐款的人對母校有感情，對社會有報答。哪一個日本大學爲日本的財團或企業輸送的高級人才越多，所得到的獎學金就越多。現在，教育界有一種反思，清華大學自建校以來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完全實現了她當初的辦學宗旨：“成爲美利堅合衆國的預備學校”。如果我是中國的納稅人，我怎麼能想得通，我國國民花那麼多錢投入到這個學校，可它培養的人卻都跑到美國去了，爲他們服務了。可是你有沒有看到美國政府爲我國哪個大學捐過點錢？你們體現出這麼一種胸懷是什麼意思呢？你們到韓國、日本、新加坡去看看，你們就知道中國人在精神上垮到了什麼地步！我恨日本人，我到日本是作爲日本大使館面試的中國最傑出的博士生去的，當時在四川只選了我一個人，我到日本拿的獎學金都被告知不要告訴日本人，怕日本人嫉妒，他們就是要培養漢奸。但是我到日本是越培養越恨，神□大地震時我正在日本，我是中國留學生的領導，那時死了許多中國人，其中杭州人最多，就因爲日本人先救日本人，根本顧不上救中國人！在日本空港，日本國民的進港通道有8個，而僅給外國人留一個，你得排隊，等日本人全部走完了，他再轉換牌子，讓外國人再進來。中國人爲什麼這些年都往外跑，最重要的是要讓國民自己愛自己國家。在廣西，美國人的骨頭埋了幾十年，還叫中國農民去找，把美國人的骨頭找到了，放在棺材裏，送回到白宮，舉行隆重的儀式、行軍禮，這怎麼能讓美國人不自豪？反之，當找美國人骨頭的中國農民在尋找時摔了一跤，骨頭摔壞了，給200元錢就打發回家了，連“勞動模範”都沒給人家，你怎麼能讓你的國民愛這個國家，有自尊的呢？！如果我是杭州的市長，我絕對不是狹隘的民族自尊心──如果杭州有什麼災難，我就首先把杭州的老百姓安排在香格里拉，讓外國人在外面排隊！（掌聲！）這樣，你纔會讓你的國民愛自己的國家！一個日本的農民跑到峨嵋山去玩，骨頭摔斷了，你就用??國留學生在宿舍裏死了7天才被發現；名古屋大學的一對中國博士夫婦和孩子誤食有毒磨菇，孩子和母親死了，父親則是重症肝炎，在名古屋大學醫學院的門診室等了12個小時，也沒有一個日本教授來看望！而你們爲什麼還要這麼友好，以爲自己很大度，實際上是被人家恥笑，笑你的無知！你們這個民族賤！我們不能這樣！我們的領導人跑到國外去訪問，看到有幾個人在歡迎他們，就感到挺有面子；而外國來了個什麼人物，都是警車開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這讓我們中國人感到是自豪還是悲哀？所有這些，對教育工作來講，都是深層次的問題。所以我經常講，我作爲一位自然科學工作者，我教育我的學生，首先是學會做人，沒有這些，你學了高分子，外語都是花架子，你不是一個完整的人。
怎樣建立一個科技體系？在國外，這個部分不是大學辦的，我堅信，目前“教授＋商人”的這種狀態，過20年後會改變。在國外，沒有哪個教授是既當公司經理又當教授的，這種現象極少，只有中國有！這就算是國情吧。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既要辦公司，又要當教授，能當好嗎？我不否認有這類特殊人才，很少見。關鍵是把大學教授神化了，讓他們全部面向產業界，缺少了中間地帶，這是中國目前最大的一個缺陷。省裏的研究院，部裏的研究院一事無成，爲什麼？他們是官僚，是企業出錢養的官僚！我認爲今後企業改革的方向應該是把他們直接作爲企業法人結合在一起。日本三菱公司的研究院、富士研究所在日本是具備最好條件的研究院，他們不發表文章，就是專門做能與產業結合的項目。這是一句口號：“吃着、端着、看着”，“吃着的”－－企業正在乾的；“端着的”－－產業開發做的；“看着的”－－前瞻性的東西、超前的學術研究讓大學去做，這就是一個良性循環。但是，要做好這件事，我認爲財團和經營界的介入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時也要建立一種體系，讓這些信息能夠互通與共享。浙江的企業家現在在做什麼？上次省委領導談話時，我提了個口號：現在是“千載難逢”。我們浙江有一個優勢──有錢，如果浙江的老闆們有一點前瞻性的話，你們應該考慮到科技的投資和投入，就是爲你們的子孫後代也要做這個事。表面上看你把好不容易賺的錢投了一點，但也許在5年、10年後你就會看到實效，這就是怎樣確立一種“高瞻遠矚”的觀念。一個觀念或是一個問題：是不是技術越新越好？今天談的就都是提醒大家的。大家注意：大學教授可以玩這個，但企業家就不能玩這個。技術並不是越新越好，技術要有儲備。日本的企業現在賣的東西大都是10年或15年前的技術，好東西他不拿出來，他要等到現有的技術把成本收回並獲得儘可能高額的利潤以後纔會拿出來。其次，我的對手什麼時候推出新東西時，我纔會出手。不要以爲你今天好不容易搞了生產線，明天又有新的了，你的錢還沒賺到就換新的，有什麼用？我這次到日本剛好談到懸浮列車──即使何先生在我也要說，這是中國人又在玩高新科技。懸浮列車目前在理論上都還不成熟。日本現在最完善，最經濟的就是新幹線。從經濟和市場的概念來講，越先進的東西，風險越大，有可能得到的回報就越少。日本的住宅還沒有聲控電燈，而我們已經有了──我們已經走得夠快了，大宇汽車公司的倒閉給我們中國留下最重要的警示是：大宇丟掉了特色。我們的老闆不要包裏有了錢就想膨脹，這是極其危險的！這實際上是投機心理在頭腦裏作怪。你們就不自信：害怕哪一天吃不上飯，先找個尾巴、抓根救命稻草。這個心理要解決，爲什麼不自信？你現在的東西是否在全國屬於數得上的特色？這是非常重要的，現在的模仿秀很多，但全是沒有生命的。如同唱歌能閉得上眼睛聽出這是誰的歌聲，這就是特色了。這一點我提醒在座的各位企業家，一定不能丟了自己的特色去學別人，如化工的上水管道PPR，浙江省待批的就有33項！嘉興的老闆找我說：給你20萬，你幫我上馬。我想這還得了，排隊的就已經有這麼多了。這些都不對，一定要有“特色”這樣一個深刻觀念。
我講這些是給大家一些建議。我剛纔講的是機遇，就是我們浙江省在有了一定的經濟儲備後，能不能在教育、科技上掀起一個投資。我只告訴大家：人活在世上，錢固然重要，但錢不是最重要的。高分子學科在全國的13個院士中有7個是從我們浙江大學高分子學科畢業的。這次我通過省委宣傳部同意，準備在浙江大學建立第一座高分子的科技大樓。校長批給我800萬，讓我去捐300萬，我立刻就從海外的華僑、華人那兒捐到了。這次我不是爲錢，而是想在世紀來臨之際立個豐碑，這也是通過省委宣傳部同意的。這一次他們說我把浙大的牌子給賣了，且賣得太便宜了：一個人捐1000元錢就可以刻上名字，刻個墓碑都不值這點錢，北京大學100年校慶時，在一把椅子後面刻個名字還收5000元錢。這次新大樓修好後要刻個碑或在牆上刻名牌，個人收1000元，單位收5000元。對此，潘校長就很贊成，這體現了社會各界對浙江大學，對全國教育的一種支持。這件事現在搞得很熱烈，杭州有好幾個企業都是20萬、20萬的。我們不需要這麼多錢，我們只需要體現浙江的企業家對浙江人才培養的一種真正的觀念上的變化。現在出現這種情況：有的人把自己的兒子、孫子的名字刻上了，他這麼做自有理：“你的名字已經留在浙江大學了，你要努力學習。”我也贊成這樣做。今天，我就藉此機會把這件事向各位通報一下。
我今天講的，一個是高分子的介紹，另外是把我對科技、教育、社會等方面的一些思考奉獻給大家。主要是跟大家一起交流，有不對的地方，希望在座的各位老同志、各位企業家、各位領導對我批評指正。希望大家加強聯繫，謝謝大家！
注：鄭強教授1982年畢業於浙江大學化學系（BS）,1988年四川大學高分子材料系研究生畢業並留校任教，1990年就讀徐僖院士博士生。經導師與學校推薦，被國家教委錄取爲中日兩國政府聯合培養博士生，1994年12月獲日本京都大學博士學位，1998年破格晉升爲教授。曾獲浙大“竺可楨”優秀教師和教育部優秀青年教師基金和教育部骨幹教師基金的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