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北京有兩家報紙發表了近似的文章，說本屆青歌賽由於歌曲實在太舊、太平，實際上是靠餘秋雨教授的點評在維持收視率了。又有報道，下一屆餘先生肯定不參加了。其實這兩方面都是我想象中的必然結果，因爲讓一位頂級文化大師耗費四十幾天時間，實在是太奢侈的事情。我希望廣大觀衆能夠珍惜這個機會，多像我這樣，夜夜聽雨。
下面，我再把“聽雨筆記”整理幾段。
五、司馬遷的全新意義
3月19日晚上，餘秋雨教授向全國觀衆講述了司馬遷這個人對中國歷史的意義。他的提法，在歷史學界也是全新的。他說，是司馬遷，使每個中國人成了“歷史中人”，使大家都有了歷史記憶、歷史敬畏和歷史責任。二十四史其實都是根據他的《史記》來決定格式的，因此他是全部二十四史的總策劃。與這種現象相比，其他古文明有歷史，卻常常少了歷史學家，找不到司馬遷這樣一以貫之的人物，因此歷史渾濁了，模糊了。這也是中華文明唯一延續至今的重要原因。
爲了加深聽衆的印象，餘秋雨教授用散文家的語氣說，司馬遷受了巨大的屈辱，身體受到了污辱和傷殘，但是所有的中國人在明白自己的血緣之後都應該感激的心情遠眺這位蒼白、衰弱、憂鬱的男子。
這是我至今聽到的有關司馬遷的最宏觀、最動人的講述。
六、三曹的排序
3月17日晚上，餘秋雨教授講述了建安文學中三曹的排序。他認爲，幾乎所有的文學史，都把曹植排在第一，父親曹操排在第二，曹丕排在第三。他的觀點是，第一應該是曹操，第二纔是曹植，第三是曹丕。他說，曹植是一個很好的文學專才，所以纔會讓文學史家另眼看待，其實，他雖然開闢了詩的錦苑，而他父親的詩，則是海邊礁石，如銅鑄鐵澆。爲此，餘先生還舉了“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名句。
更令人欽佩的是，餘先生還對比了曹操與諸葛亮的文學水平，認爲諸葛亮的文章充滿了忠君之心，而曹操的詩歌關注的是宇宙人生。但如果與後代魏晉名士相比，他們都太關心疆場勝負、城池得失，魏晉名士的價值座標完全不同了。再進一步，如果與更後面的陶淵明相比，他們共同都太喜歡熱鬧，太喜歡聚會，太喜歡錶演，對陶淵明來說，這一切都不必要，他的此岸世界是荒蕪的田園，他的彼岸世界則是桃花源。
把三國雄傑、魏晉名士、陶淵明這三個層次作這樣的對比，說清楚了魏晉南北朝的文脈主線，真是要言不煩。
七、雲岡、大雁塔的邏輯
4月1日晚上，餘秋雨在點評雲岡石窟和大雁塔兩處古蹟時，講述了中國歷史如何從亂世走向大唐的精神歷程。他說，雲岡石窟表明了“北方蠻族”鮮卑族在掌握北中國政權後對於漢文化的謙虛態度，而且除了學習漢文化之外，他們以同樣謙虛的態度接納了印度文化和希臘文化（包含在石窟的佛教造像中）。幾種大文化的高度溶合，形成了一種有可能鑄造一個偉大朝代的恢宏之氣。在這之前，再高明的諸子百家也已疲憊，缺少了一種“天蒼蒼，野茫茫”的大氣。
餘教授說，從五世紀開始，中國歷史經由鮮卑族之手，由山西的雲岡石窟進入到了洛陽的龍門石窟。這是通向大唐的兩座“石門”。而到了大唐，仍然吸納世界各大文明，大雁塔是貯藏玄奘從印度取回來的經卷和佛像的地方，證明雖然到了大唐，還是以開放爲主軸。
這番敘述，在歷史學界也是第一次聽到。
八、對“顏筋柳骨”的質疑
在講述唐代文化時，餘秋雨教授對唐代的詩歌花費了很大精力進行講述，同時也涉及書法。他在4月6日晚上指出，書法史上所謂“顏筋柳骨”，流傳很廣，卻是一種很不準確的概括，因爲顏真卿和柳公權不應該相提並論。顏真卿在整個中國書法史上也處於領頭的地位，除了王羲之外，第二名就應該是他了。柳公權晚於顏真卿幾十年，是學習顏真卿的，雖然他自己沒有說明，但明眼人一看就清楚。顏真卿雄沉千古，而柳宗元只能說是骨架挺拔。餘先生說，即使在唐代，能與柳公權比肩的人就很多，他隨口舉出了歐陽詢、褚遂良、虞世南、懷來、張旭、孫過庭六人，他認爲都不在柳公權之下。
由此，他認爲，古人說“顏筋柳骨”，並不是對唐代書法的概括，更不是對中國書法的概括，而是對兩個有上下承襲關係的同一種風格的書法家的簡單比較。
九、唐詩的排序
餘教授在延續幾次點評中都論述了唐詩的排序。綜合幾次講述，他在這個問題上的主要觀點是：
A、唐詩中著名詩人的排序，他去年在爲北京大學中文系、哲學系、歷史系和藝術學院部分高材生授課時曾經作過“民意測驗”，結果是李白第一，杜甫第二，王維第三。一般都會認爲白居易第三，但王維移前了，餘教授認爲是可以接受的。
B、就此餘教授又作了另一個維廢的排序。他認爲，李白是盛世豪邁，杜甫是亂世感悟，王維是避世超越，而與他們隔了一個時代的白居易，則是把他們經歷的離亂提升到一種人性化的歷史審美（以《長恨歌》爲代表）。到了晚唐詩人，已不存在盛世、亂世，也不存在歷史審美，他們關注的只是自己內心，李商隱就是代表。餘教授認爲，從“感受歷史”，到“概括歷史”，到“直視內心”，這是任何文化時期自然發展的“三段論”。
C、餘教授認爲，歷史上很多詩人根據自己的閱讀感受對唐詩的評論，往往缺少宏觀控制。例如，古人認爲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以孤篇壓住全唐”，連近人聞一多先生也說過類似的話。其實，餘教授認爲，在李白、杜甫、王維、白居易還沒有出現的時候，有一首詩能“壓住全唐”是不可想象的。他的這個論述，極有說服力，啓發人物不能沿襲古人的說法來品評一切。現代的目光應該更理性、更宏觀、更準確。
十、對“婉約派”和“豪放派”的新理解
對於宋代文化，餘教授在3月31日晚上對於講評柳永的詞時作了一段簡要分析，觀點獨特而鮮明。他認爲，作爲宋代文學代表的宋詞，歷來分爲“婉約派”和“豪放派”，實際上，兩者難於並列，因爲“豪放派”的出現，是對詞的一種自立性大解放。原來，從唐五代到宋初，詞的地位不高，大多隻是聲色場所吟風弄月、表達兒女私情的體裁，而到了以蘇東坡爲代表的豪放派出現，詞作可以大幅度表現長江大河、歷史滄桑、天地宇宙，一下子變成了一種重要文學樣式。因此兩者是一種前後的進步關係，而不是並列關係。在“婉約派”中，餘教授坦誠自己只喜歡李清照一人，其他都不喜歡。而李清照，也寫過“人黨爲人傑，死亦爲鬼雄”這樣極爲豪放的詩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