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宝木笑
英雄主义史观自然是有失偏颇的，但因此就全然否定似乎也是矫枉过正。如果细细翻看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其每个发展阶段确实都能和特定的人物联系起来，比如谈到近代日本的明治维新，我们自然会想到伊藤博文，谈到美国的独立，我们也绕不开华盛顿。及至近代德国，我们当然也会想起“铁血宰相”俾斯麦，甚至比起前面我们提到的日本和美国，俾斯麦对于德国的意义显然更加非比寻常。毕竟伊藤博文之外还有“明治维新三杰”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人，而华盛顿身边的美国国父们更是灿如群星，可提到改变了欧洲和整个世界格局走向的德意志统一，似乎是俾斯麦凭着“一己之力”完成了德意志逆天改命的壮举。当然，除了俾斯麦之外，德意志统一还绕不开当时的德皇威廉一世、战争部大臣冯•隆和参谋总长毛奇等风云人物，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不管是史学界还是在大众的心理认知中，那个全名叫做奥托•爱德华•利奥波德•冯•俾斯麦的人永远享有着“德意志缔造者”的不朽殊荣。
对于我们来说，俾斯麦的形象只是停步在“铁血宰相”的名头上，最多就是再加上一个“德意志缔造者”，而对于德国和欧洲，这个名字意味着更多，当然也伴随着更多的争议。那个总是带着尖顶头盔、蓄着稠密三角胡子、一身戎装的严肃上位者，显然改变了整个德国、欧洲和世界，故而杜塞尔多夫大学现代史教授克里斯托弗•诺恩在《俾斯麦：一个普鲁士人和他的世纪》中坦言，这样一位政治强人甚至让反对派的历史研究者依然无可奈何，比如现代重要的解构主义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就说道：“连他这个不相信‘男人创造历史’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俾斯麦，德国历史将从根本改写”。也正是出于这种情况，克里斯托弗•诺恩的《俾斯麦：一个普鲁士人和他的世纪》并未将着力点放在对俾斯麦生平轶事甚至是野史的过分搜罗，而是从整个德意志统一和全欧洲的历史背景下描绘这位“铁血宰相”。克里斯托弗•诺恩的重点是阐述俾斯麦被后人争议之处的历史缘由和个人原因，全书更像是一种“传记的传记”，即将假定读者的范围缩小，假设读者已然了解俾斯麦生平轮廓，然后重点就人物自身的历史功过和表现进行评说。
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说：“1870年被视为欧洲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分界线”，罗伯特・帕斯特则在《世纪之旅的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中说的更加直接：“德国的统一使欧洲失去了一位主妇，却得到了一个主人，在俾斯麦灵巧的安排下，1870年以后整整20年中，大国体制将被德意志支配”。克里斯托弗•诺恩显然是大部分同意这种观点的，他的俾斯麦传记紧紧贴合着德意志的统一步调滑行，甚至在全书的中部已经完全是一种对德国近现代走势的切片分析——诺恩接连分析了“英国道路：一个自由党内阁？”、“奥地利道路：一个长期稳定的德意志邦联？”、“法国—意大利道路：一次反保守主义转型”等。全书对俾斯麦的记述隐身在这样的宏大背景下，其实更像是为我们率先解释这位“德意志缔造者”身后争议的靶心——俾斯麦为何身处神坛之上。
这乍看起来有些欲扬先抑的味道，但却和目前史学界和民众对于俾斯麦的争议相当契合。俾斯麦确实是在神坛之上的人物，对于整个德意志民族来说，俾斯麦的功绩很有些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味道。今天我们熟悉的现代德国其实并不古老，其前身是夹在法国和沙俄帝国中间的德语地区，那里从来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300多个小诸侯在那片土地上建立起他们的小朝廷，割据一方，拿破仑溃败后的德意志地区再次陷入诸侯割据的局面，统一是德意志民族想都不敢多想的“德国梦”。作为普鲁士容克地主贵族后裔的俾斯麦，有着德意志民族固有的骄傲和狂热，他深切感受到国家四分五裂的痛苦，内心深处早已萌发了统一德国的念头。甚至在1832年俾斯麦考上柏林大学时候，在当年的美国独立战争纪念日上，俾斯麦还和美国朋友莫特利用25瓶香槟啤酒打赌——25年内德意志必然统一。
当时的普鲁士虽然逐渐强大，但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如后来般无敌天下，事实上，当时的奥地利才是当时德语联邦中的最大霸主，以至于在当时的法兰克福议会中甚至有不成文的惯例，就是只有担任主席的奥地利人才有权吸烟。由此可以想象，俾斯麦后来的所作所为，不但带着“一统六合”的气势，更流露着浓浓的民族主义味道，而俾斯麦更是很有些我国古代历史上“帝师”的意思。“帝师”往往暗含两重含义：一是皇帝小时的授业恩师，更多一重则是隐身或相伴皇帝身后或身边，为皇图霸业殚精竭虑进行布局之人，明成祖朱棣身后的姚广孝、万历身边的张居正都是这样的“帝师”。俾斯麦更像是两者的结合体，对于德皇威廉一世，俾斯麦就是德意志的姚广孝，正是俾斯麦“合纵连横”的实用主义及富国强兵的铁血主义让普鲁士最终挤掉奥地利成为德意志的统一者。对于威廉二世，俾斯麦更像是充满悲剧色彩的张居正——年轻的皇帝无法忍受这样一位亦师亦父般的人物权倾朝野，最终选择拿三朝老臣祭旗。
如果“帝师”的身份成为俾斯麦被后人崇拜的原因，那么“武士”和“政客”的性格则让俾斯麦最先遭到后世的质疑和非议。《世界报》评论《俾斯麦：一个普鲁士人和他的世纪》的时候说：“克里斯托弗•诺恩的这部传记让铁血宰相走下了神坛”，这是很中肯的评价，诺恩实际上在书中完成了对俾斯麦的某种解构。“铁血宰相”是我们熟悉的俾斯麦标签，而诺恩则从“武士”和“政客”两个方面对“铁血宰相”进行了历史还原和自己的解读。1862年9月，刚刚就任普鲁士首相兼外交大臣的俾斯麦在普鲁士议会的首次演说中向整个德意志民族宣称：“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议论和多数人投票能够解决的，有时候不可避免的要通过一场斗争来解决，一场铁与血的斗争”，“铁血宰相”从此流传。
然而，这种“铁血”并非是我们想象中的单一体，俾斯麦本人的性格和思想远比这些复杂和庞大。俾斯麦的案头一直刻着这样一句座右铭：“对于意志永不屈服的人，没有所谓的失败”，这是典型的俾斯麦风格，而俾斯麦所属的普鲁士容克地主阶级一直以来就是条顿武士精神衣钵的继承者。武士道并非日本的专利，普鲁士的条顿武士精神丝毫不比日本逊色，以至于拿破仑侵入德语地区后不得不使尽力气解散条顿骑士团，就是为了彻底消除普鲁士的抵抗情绪。然而，这显然是拿破仑的一厢情愿，条顿武士团的黑十字标志一直被继承并延续下来，在俾斯麦一手缔造的“德意志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希特勒的“德意志第三帝国”甚至现在的德国军队中，黑十字都是重要的标记，条顿武士尚武的军事传统从未断代。俾斯麦显然是这种“武士精神”的推崇者，甚至在大学的三个学期中，他总共进行了25次决斗，其中有一次受了重伤缝了14针。而在俾斯麦的一生中，他凭着这种德意志民族固有的自负和强硬的条顿武士精神，坚定有力地贯彻了自己的信念。
但这也成为俾斯麦被后世尤其是普世民主思想盛行的现当代诟病和争论的地方，因为这种“武士”风格已经不仅仅是“铁血”那样简单，它暗含着一种混杂着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味道。克里斯托弗•诺恩在《俾斯麦：一个普鲁士人和他的世纪》中也对此进行了重点的讨论，他说在俾斯麦看来，自己首先是个普鲁士人，然后才是一个德国人，最后是一个欧洲人。克里斯托弗•诺恩罗列出俾斯麦由“武士”身份衍生出的一系列被争议的名号：德国现代化的拦路虎、白色革命家、战争发动者、德意志的幽灵和魔鬼……诺恩明确指出俾斯麦受到后世争议的必然，因为“他的灵魂是四分五裂的”。这种“四分五裂”确实让俾斯麦增大了被争议的概率，如果单纯是一个“武士”，俾斯麦还有机会成为一个殉道者，然而偏偏俾斯麦又是一个极为推崇实用主义的“政客”，完全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进一步说，这种“武士”精神和“政客”气质的杂糅也让德意志的统一附带着相同的气息。一方面是以铁腕横扫欧洲的荡气回肠，谁阻挡普鲁士统一德意志，谁就必须接受普鲁士的战争。俾斯麦就任首相后，先是在1864年发动了普丹战争，丹麦当时单方面宣布将石勒苏益格并入，俾斯麦通过这次战争告诉全欧洲，任何德语区的土地和公民都神圣不可侵犯，因为他们背后是普鲁士。两年后的1866年，普奥战争爆发，俾斯麦通过战胜奥地利告诉整个德意志地区，德意志的“天下共主”只有一个，那就是“上帝选中的普鲁士”，这有些当年秦国击溃楚国，灭掉最可能一统天下的对手的味道。1870年，著名的普法战争拉开了帷幕，法兰西帝国皇帝被俘，法军全军覆灭，法国历史上最大的耻辱被书写，俾斯麦通过战胜法国告诉全世界：德意志的统一你们不该管，也管不了。
而在另一方面，则是我们极为不熟悉的俾斯麦。“帝师”的伟业和“武士”的冷硬我们还算了解，但关于俾斯麦作为“政客”的长袖善舞可能就不是我们都知晓的了。克里斯托弗•诺恩直言俾斯麦并非是一个强硬到底的英雄，而是一个策略及其灵活的政治家。一直以来，人们总是喜欢将俾斯麦看作是德意志保守党的党魁，或者容克地主阶级最为顽固的领袖。事实上，在俾斯麦整个从政生涯中，他从未将保守党或自由派过多地进行解读，在他的心中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利益——德意志的统一和强大。这是一种极为可怕的力量源泉，这种混杂着德意志民族主义、条顿武士精神以及现代国家理想的思维，让俾斯麦成为了事实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坚定践行者。
“慈悲心是危险的，人类的爱足以灭国”、“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箴言事实上已经在被俾斯麦一一践行。在国内，他可以在气候未成之时用让步哄骗自由派，也可以在羽翼已成的时候推行“波拿巴式独裁”，但德意志确实在其手中实现统一，并在统一后的20年里经济军事实力大增。在国际，俾斯麦心里将欧洲王室在外交中的条条框框都视为“无用的垃圾”，拿破仑三世甚至这样评价俾斯麦：“他这个人说的话不能当真”。但俾斯麦确实称得起“欧洲最后一位战略家”的殊荣，他权衡利弊构建了大陆联盟体系，彻底摧毁了梅特涅缔造的维也纳体系。俾斯麦毫无顾忌的“政客”手段无疑是促成这种联盟的主要力量，他通过缔结三皇同盟、德奥罗同盟、三国同盟、奥塞同盟等，建立起了一个以德意志为中心的，包括奥、俄、罗、塞等国在内的异常复杂的联盟体系，联奥、拉俄、亲英、反法。这个体系最大的初衷和核心，就是避免德意志在未来可能出现的战争中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局面，俾斯麦曾经不止一次对身边人预言：尊崇他的体系，德意志便可以无敌于欧洲和世界，否则必败。（一战二战的德国战败全部印证了俾斯麦的预言）
于是，我们在《俾斯麦：一个普鲁士人和他的世纪》中看到了这样一位“走下神坛”的“混合体”：他拥有着“帝师”般滔天的权势，他固执着“武士”的冷酷，他变换着“政客”的嘴脸。总之，他没有他自己，他只有他的普鲁士和未来的“欧洲之主”——德意志帝国。克里斯托弗•诺恩这样为俾斯麦作传，事实上已经在回答这位“德意志缔造者”为何身后争论不断的问题。从“帝师”、“武士”和“政客”的混合身份中，我们不难发现人们对于所有神话人物的逆反心理。现代社会决不允许如此神话一个凡人，之前越是将俾斯麦说的光芒万丈，人们就越会从“武士”的冷酷和“政客”的卑劣中感到自己被某种宣传蒙蔽和欺骗，就越会不满曾经偶像的“真实面目”。
这只是从最普通的大众心理学角度来说，其实如果从政治学和社会学沿革角度来看，也许我们就不难发现更多的原因。俾斯麦“帝师”的身份，实际上代表的是一种对议会民主制的顽固抵抗，德意志完成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革命，这跟1848年自由主义者心目中自下而上的革命完全不同。统一的德意志虽然拥有议会，也有一部宪法，但德意志帝国宰相无需对议会负责，而是对皇帝负责，这是一次集权对民主的完胜。后世的所有自由派和革命派都不会容下俾斯麦，因为不管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尴尬局面：即使没有他们自诩的“伟大理论”，俾斯麦依然可以生冷强横地用“腐朽落后的封建王权”催生出“资本主义最强大的欧洲国家”。
不仅如此，俾斯麦身上“武士”和“政客”的元素更成为人们反对俾斯麦的最主要原因。如今的史学界和大众中反对俾斯麦的人，更多认为俾斯麦的思想为希特勒的纳粹党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柱，从希特勒直接将当时的德国称呼为“第三帝国”就可略窥一斑。事实上，在克里斯托弗•诺恩看来，这完全是后人对俾斯麦的一种误读，他在书中做了很多这方面详尽的考据。如在反犹问题上，务实的俾斯麦并没有同希特勒这位狂热的反犹领袖相同，希特勒提出的“大德意志”目标和俾斯麦推行的“饱和态”政策也是截然相反等等。而俾斯麦神话自身也只是纳粹反对当时魏玛共和国的武器，事实上在1941年之后，俾斯麦就已经在纳粹的政治鼓吹和大肆宣传中逐渐淡出了。
如果一定要给俾斯麦的身后争议找出一个最深的原因，除了俾斯麦本身在性格上和思想体系上的因素之外，克里斯托弗•诺恩在这本俾斯麦传中貌似漫不经心的一些论说很值得我们深思，他平静地论述了一个关于俾斯麦身后争议的历史流变：
俾斯麦1898年去世后，雄心勃勃的市民阶层精英将俾斯麦塑造成“帝国缔造者”和民族英雄，宫廷保皇党则试图将威廉一世置于帝国神话的中心。1914年前的德国，对俾斯麦的个人崇拜又得到全线胜利，那是当时新兴工业自由主义阶层在用俾斯麦质疑普鲁士君主制的历史合法性。经历了一波崇拜而打倒之后，在20世纪50年代，俾斯麦又变成了德国民众心中“美好旧时代”的化身。到了60年代，俾斯麦又变成了要被彻底解构的“封建糟粕”，被纳入了妨害民主主义传统的谱系之中，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了新的世纪。
胡适当年论说实在论的话被活用后很出名，那句话是：“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奥托•冯•俾斯麦也有一句名言：“真正重要的东西总归不会写进档案里”。既然如此，想来不管是“帝师”、“武士”还是“政客”，都注定仿佛是自助餐桌上的甜品，将被后人按照自己的喜好随意取用。而经历了数次暗杀依然一生棱角分明的“铁血宰相”，又怎会去在意后人如何评说自己？总不过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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