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怜我怆:请不要一身光鲜地坠入“爵士时代”

文/宝木笑

永城在谈到《国贸三十八层》的创作缘起时说:“故事不仅写商业事件,更是写被卷进故事中的人,描绘他们的喜怒哀乐、价值观的扭曲。我希望能描绘出我们国家二三十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环境下翻天覆地的变化,描写出财富迅速膨胀的过程中人的状态的变化,包括传统价值观在发生巨变之后,人们是怎样的状态。这也是我的写作初衷。”地标对于人类有着特殊的意义,有的成为一个地区和城市的明信片,有的成为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图腾。不管哪一种,都无一例外会承载着一种人的精神和情怀,镌刻着时代的痕迹。一个像永城这样的北京土著,如果想要描写这样的一个主题,抒发个人在其中的深切感受,表达这种复杂的时代与人性之间的交互作用,国贸确实是最好的选择之一。

从天安门往东不到6公里,在“天下第一街”长安街上特别显眼的庞大建筑群就是国贸建筑群了。这是北京中央CBD的核心区域,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看作是中国的某种核心。全球财富500强中的大多数选择落户这里,皇家壳牌、俄罗斯天然气、巴黎银行、汇丰、苹果、来宝、埃克森美孚、住友商事、联邦快递、香港怡和……国贸三期4.5米高的荷兰皇家宝盾旋转门、9米高的大堂、从以色列专程空运的金黄色大理石、镶着金箔的仿古窗櫺、大堂上空4组500公斤的彩色玻璃吊灯、虎眼石镶嵌装饰的玻璃墙面和7米高的壁画……这一切无不在无声地对个体施加着庞大的威压,一方面让人产生无法抑制的渺小感,内心的尊严被碾压殆尽,不知不觉中接受等级和规则。另一方面,又让人容易产生无法扼制的狂热感,内心的欲望被完全释放,不知不觉中接受丛林法则,无所不用其极。

国贸在北京人和世人心中早已超越了CBD自身的意义,而这也成为永城写作《国贸三十八层》最为主要的内核基础。国贸已经成为一种象征,它见证了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迅猛发展,见证了财富和权势在人群中的井喷式蔓延,更见证了个人在这种宏大叙事中从外表到内心的多维蜕变。文本主旨越是宏大,笔触却越是需要落于微末,在虚构的国贸第三十八层,永城将焦点聚集在国贸“小社会”的三位所谓“底层”——费肯国际会计师事务所、SP律师事务所、香港快阔投资公司的三个女前台。辉姐、Judy和郝依依在银行家、投行经理、石油公司高管、律所合伙人等精英扎堆的国贸生态链中,显然处于最下游,然而永城却抽丝剥茧地以这三位人物为切入点,引出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商业谍战。

永城的这种设计,显然是服务于他的写作意图的。这位90年代的清华毕业生,像所有国贸内的精英一样,有着令人炫目的简历,留学美国,供职硅谷,跨国商业调查公司副执行董事、机器人工程师、国际注册反欺诈调查师……这是一个草根意图在国贸代表的时代大势中逆袭的样板,也是国贸吸引大量草根精英的最重要原因。即使这个社会越来越强调人脉和出身,越来越将潜规则视为显规则,但无数像永城这样的人,当年依然抱着朝圣的心情,走入那扇四米半的荷兰皇家宝盾旋转门——他们相信至少在国贸,他们是有机会的。然而,永城要提醒他们的是,在那金碧辉煌的背后有着无数可以轻易摧毁个体的暗流,在那意气风发的背后有着无数可以轻易改变人心的诱惑。再也没有一种题材比跨国商业间谍案更适合这种提醒,也再也没有一种题材更适合国贸本身的富贵气息,更没有一种题材能够让人性的复杂和无奈能够得以如此肆意地宣泄。

所以,《国贸三十八层》首先必须完成作为一部商业犯罪间谍小说的文本目的。这部分的完成度是比较好的,辉姐、Judy和郝依依卷入的商战,在故事层级设计上不单薄,很厚重,香港豪门两代人的恩怨作为故事地基,足够扎实。围绕远江银行IPO主承销权的明争暗斗,会计、税务、关联交易等方面设计的也足够专业,特别是涉及到在BVI注册离岸公司转移王冠集团资产这个环节,显示了永城丰富的专业素养。当然,间谍小说中烧脑的逻辑推理链也水准较高,没有过多的一惊一乍,前半程几乎没有失分,小说后部还使用了古典推理小说的“众人说案”的形式,一步步进行案件的覆盘,给小说后半程加分不少。尤其是其中一些桥段的设计很用心思,比如辉姐和情人老李的那场对手戏,老李故意说错彼此属相,将水晶小猪这个小礼物说成是辉姐送给他的,而非他送给辉姐的,用以让辉姐警醒并意识到那个小物件中藏着惊天的证据,给人一种《风声》鹤唳的感觉。

但这依然远远不够,因为永城在写作这本书的一开始,就已经打定主意,不会单纯写一部商业间谍小说,他有更大的文学野心或者说情怀。这表现在《国贸三十八层》表里双层的文本属性上,表象的文本属性前面已经谈及,是一本商业间谍小说,而内里的文本属性则很接近某种爵士腔调的女性文学。小说围绕三位女性展开,70后的辉姐,80后的Judy和90后的郝依依,她们的身上展现了三十年经济大潮冲刷后的女性世界。这个世界既体现了一种女性自我嬗变的过程,类似“我的今天是你的明天”,更重要的是,它展示了后工业时代的今天,女性的多个侧面,三位女性共同组成了一张立体的白领丽人的脸。比如,三位女性代表着女人在感情中的不同状态,辉姐是某银行支行行长的情人,一做就是20年,Judy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但也面对着工作与生活、夫妻感情瓶颈等多方压力,郝依依则处于“自由状态”,与前男友分手,与霸道总裁暧昧。

谁也不能说她们的状态是对还是错,因为在国贸这个恢弘的背景板下,整部小说充满着一种“爵士时代”般的光鲜和叹息。百年前的20世纪20年代,当时的美国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改变期。一战虽然让美国也遭到了创伤,但是远离主战场的美国得到更多的还是机遇。在世界传统中心欧洲毁于战火和庞杂矛盾之后,美国迎来了空前的繁荣,财富爆发式增长,整个社会和个人都在经历着一场超级繁华带来的狂欢,人们在爵士乐中消费、饮酒、跳舞、调情,享受着欢乐放纵的时光。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正是描写的那个时代的美国,他因此被称为“爵士时代的桂冠诗人”,而《了不起的盖茨比》也成为展现爵士时代美国梦破灭的永恒经典。

美国本是一个清教徒起家的国家,特别是在建国独立过程中,凭借华盛顿、杰斐逊、汉密尔顿等国父的精英意识,这个国家一直充满着理想主义的激情和良知。但百年前的美国开始崇拜商业和金钱,在巨大的繁荣和巨量的财富冲击下,美国人的浪漫信仰和价值体系开始被颠覆,因此当时的美国人感慨道:“上帝已死,战斗打完,信仰破灭”。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盖茨比是个典型的美国梦故事:一个社会底层的穷小子,从一无所有到最后进入上流社会。但这个看起来很励志很热血的故事最终却以悲剧收场,盖茨比不惜一切代价追求上流社会的象征黛西,这个女人却表面浮华、内心虚伪冷漠,让盖茨比一步步心碎。而当时美国上流社会的做派非常典型:即使他们知道盖茨比是通过不法手段获得的财富,但那些纽约的政要和商界名流,仍然频频光顾盖茨比家的狂欢派对,但一旦盖茨比落难,便开始对盖茨比冷嘲热讽、落井下石。

不知永城在写《国贸三十八层》的时候是否想到了盖茨比,但至少他的三个女主角让人不由想起《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三个主要女性——黛西、乔丹和梅尔特。黛西的冷酷虚荣,乔丹的故作矜持,梅特尔的粗鄙浅薄,菲茨杰拉德同样在塑造“爵士时代”的那张女人的脸。永城说他写这本小说“更是写被卷进故事中的人,描绘他们的喜怒哀乐、价值观的扭曲”,也许更准确地说,他是通过女人来表述国贸所象征的这个时代,毕竟女人才是这个世界的镜子。女人本性外柔内刚且矜持谨慎,能够改变女人价值体系的那些东西,一定来头不小,甚至本身就代表着时代。比如,小说中90后的郝依依和70后的辉姐有一场情绪失控的戏,就非常能说明问题,一向以小鸟依人状示人的郝依依爆发了:

“对!你都说对了!我把以前的男朋友甩了,因为他穷!我想找个有钱人,我想嫁入豪门!那又怎么样?起码,我够胆量!我想要什么,我有胆量去要!不够好的,我也有胆量扔掉!我不会凑合!你呢?给人当小三,没名没分,也没钱!义务劳动吗?还一当就是二十年!当到人家不想理你了,还要为人家上刀山下火海,你以为这样很崇高?很感人?根本不是!这只能说明你没胆量!是个可怜虫!这才叫贱!”

如果一定要给《国贸三十八层》找到一种类似“双璧”的东西,个人觉得郝依依的这段独白算一段,而辉姐在小说接近结尾的一段流泪独白,更是将整部小说的女性主义色彩和时代性描绘得让人动容:

“我知道,知道你看不起我。你们这些给洋人打工的,根本看不起我们这些捧公家饭碗的,当我们都是废人,除了磨洋工就是会整人,不会整人的也喜欢看别人被整,有本事的拼命给自己捞钱,没本事的也变着法儿地占点小便宜。我从小就没什么理想,当人家的第三者,一当就是二十年,我妈都不愿意带我走亲访友。可我再窝囊,也是个大活人!我没偷没抢,没占过国家便宜,凭什么是人就能欺负我?单位欺负我,不让我要孩子,我辞职去外企,老板欺负我,当街把我骂个狗血喷头……你们都欺负我,就因为我没钱没势,没有厉害的爹妈,没有漂亮的脸蛋儿!”

这其实已经不单纯是郝依依或是辉姐的内心独白,如果再加上婚姻中的Judy强忍巨大悲痛隐瞒了丈夫还能活半年的真相,却遭遇了不知情的丈夫在这半年中出轨的戏剧转折,这已经成为广大女性理性层面的价值观和感性层面的心理泪的全域展示……她们每天忙忙碌碌,脚跟经常被高跟鞋磨破,被呼来唤去是她们的日常,强颜欢笑是她们的常态,在这个依然男权的社会,在那座象征着通向上流社会大门的国贸,她们承受着各种压力和诱惑。

但,谁怜我怆。

一部优秀的作品离不开丰富的时代内涵,单纯将视角固定在商业谍战不能实现文本自身的升级,当然也不能满足作者内心的情怀。永城在这本书的自序中回忆了国贸一期竣工的1990年,那时他读高一,他和北京上千名中学生一起参加了北京亚运会开幕式的背景操,那个时候全国只有一条地铁线,还不到国贸。永城又想起自己十六年后来到国贸上班,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西服革履地走进国贸大厦,内心难免感到几分神圣……无独有偶,《GQ》杂志有一期专写国贸上班族,非常有见地,文字也地道,上面说道:

“但每当追逐梦想的人成为这栋楼里的一员时,总会告诉自己,这是值得的,百米高的出租空间就像是一块悬浮的新大陆,很难不让人产生权力与财富尽在掌握的快感……穿梭于这51层写字楼之间的男士大多穿一件熨烫平整的衬衫,领子多半浆过,套一件西装,身材呈现出一种精明的瘦削;女士的标准配置则是以优雅见长的品牌服装,穿西装套裙则凸显了一种更高的地位……”

永城也许看到了更多:

“都说人分高低贵贱,国贸的午餐时间,这种区分变得非常形象——地面上有中国大饭店西餐厅粤菜馆,人均消费少说两三百,那是公司老板和高管们吃的,地下一层是人均消费六七十的一茶一坐和荷花泰菜,那是供总监和经理们吃的,再下一层才是员工食堂,大锅饭每份12块,那是辉姐和Judy吃的。”

是的,这就是国贸所象征的那块时代背景板,它能够让人感觉神圣,感到一种内心的悸动和点燃,同时它也能让人感觉残酷,感到一种内心的焦灼和摧毁。就像《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所描述的“爵士时代”,当时最为“高尚”和“守法”的商人,其理念和如今国贸精英们如出一辙——他们默默弱化着道德、忠诚、奉献这样的词,更喜欢强调职业、团队和性价比。只是在小说中的辉姐、Judy和郝依依看来,这些沉思再深刻都与她们无关,她们不想也不愿关注那个宏大的背景,她们只是想获得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女人的幸福。但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有些东西虽然过时却不应以各种理由被淡忘,请不要一身光鲜地坠入“爵士时代”。否则,我们也许就会像菲兹杰拉德在百年前感慨的那样:“我们继续奋力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断地向后推,直至回到往昔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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