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公司進行企業架構大重組，創辦名爲Alphabet的公司，佩奇將任Alphabet的首席執行官(CEO)，布林擔任總裁，而埃裏克·施密特將成爲公司的執行主席。這三人離開谷歌，然後由桑達爾·皮查伊(Sundar Pichai)出任谷歌CEO。
其實今年以來谷歌高層大換血，2011年任命的高管全部離開，谷歌重組已有苗頭，但是突然重組依然令人出乎意料。因爲谷歌太大了，而重組卻在短時間內完成，可見谷歌已經在內部已經進行了充分的準備。
這次重組對谷歌用戶沒有什麼影響。原本 Google 旗下的互聯網業務仍然會屬於新的 Google 公司，比如搜索、YouTube、Android 等;而原本 Google 旗下和互聯網不怎麼相關的業務，比如 Calico(生命工程相關)、Google Ventures、Google X 等都將歸到新成立的 Alphabet 旗下。
重組的理由所在
谷歌重組的目的很清晰，是爲了將主要業務與未來長期投資項目區分開來，從各方面來講都是爲了讓新舊業務，互聯網相關和不相關業務，都煥發生機;同時在管理機構上獲得突破，升職的升職，調整的調整。
比較言簡意賅的說法就是李開復的一些總結，也比較全面了。
(谷歌這麼做)主要的理由：1)迴應華爾街批評公司不專注不透明(投資健康、長壽、汽車領域)，提供各個子公司運營數據，2)降低Google之外領域負面影響主營業務(如汽車業務導致的虧損、訴訟等)，3)Google品牌用於互聯網業務，別方面業務應有別的品牌，4)內部升遷機會(如Sundar Pichar成爲Google CEO)。
其實谷歌重組的出發點在與解決美國長期存在的大公司病。谷歌沒有幸免，當公司滾雪球般擴大，決策的流程被拖長，無法做到小而專注，並不適合跟上快速變化的科技圈。尤其現在併購和長期佈局在某種程度上更消耗精力，公司的日常運營對於佩奇等人來說是一種負擔。
重組結果如何
在佩奇宣佈公司將進行重組之後，Google 的股價上漲了5.8%。可以猜測資本是比較看好這次重組。BGC Partners的技術分析師柯林·吉利斯說，這樣做可以讓投資者更加清晰地評估谷歌的核心業務，同時凸顯谷歌盛名之下的其他資產。當企業業務區分開，企業數據更加透明，長期來看，投資者可以更清楚、更放心，利於資本的穩定。
另外，對於新組建的Alphabet，佩奇和布林兩人選擇了親自上任。對此，業內普遍認爲這是谷歌在對業務掌控力的又一次升級。
重組之後，新谷歌專注於搜索、廣告等業務，Calico專注於研發，投資和其他子公司也各司其職，而佩奇和布林將把關注點更多地放在新興的未來增長業務上，如無人駕駛技術、健康研究等，同時把持大方向，給予了旗下子公司更多的權力;各公司的CEO也可以更靈活的管理和適應市場新變化。這樣業務分工更加明確，也更加專注。
據悉，佩奇在對外公佈這一消息時坦言，“我們的公司如今正以良好的狀態運行，而此番調整將讓谷歌更加輕簡地運營，也能讓外界對其所作所爲更加理解和認同”。
當然，這次重組並不是十全十美的，很可能會給新谷歌留下一個長期的麻煩。至少新谷歌恐怕很難爲搜索壟斷指控做出強而有力的回擊了。要知道以做搜索引擎起家的谷歌在美國搜索市場長期據有75%以上的份額，同時在歐洲也時刻面臨着壟斷調查威脅。但是谷歌經常以自己業務繁雜爲名把自己定位成一個多元科技公司，谷歌從搜索業務獲得的收益與科技消費品市場相比簡直微不足道，這樣谷歌躲開了許多注意力，省去了許多麻煩。但是現在新谷歌獨立出來，主要做搜索和廣告，面臨壟斷指控底氣恐怕會弱很多了。當然這種事情還沒有發生。
一些可能有用的啓示
總得來說，谷歌這次重組是很成功的。對於這次重組，有人說這是佩奇在效仿沃倫·巴菲特和它的伯克希爾·哈撒韋集團，因爲有知情人透露，佩奇其實早在2014年年底曾就“如何運營一家龐大的複雜企業”向巴菲特進行過討教，“將關係並不緊密的業務獨立經營，這或許纔是治理‘龐然大物’的長久之道”。
佩奇從中提煉出的解決之道就是建立一個“傘形公司”Alphabet統籌旗下所有業務。“傘形公司”是指“以投資與被投資關係建立起來的、具有獨立法人地位、且相互關聯的公司羣體”，就像打開的傘，下面網羅了衆多參股公司;其中純投資性公司不直接參與工廠生產投資，而是作爲跨國公司在當地的法人，代表總部直接參股或控股當地企業，完成對企業的管理。
現在我國的大佬級企業，業務線也幾近繁雜，攤子越鋪越大，大企業病已經不期而至。像騰訊、阿里、百度，甚至京東、小米，還有傳統企業如聯想等，在主營業務之外都有新的互聯網相關和不相關的業務。但是隨着企業體量變大，創始人的掌控力大大下降，企業內機構臃腫、腐敗現象頻現，甚至在某一時刻跟不上形勢變化，比如聯想的手機至今都是半死不活，總裁楊元慶怒斥手機部門“你們太慢了!”但根本原因還是在大企業病上。
無疑，解決大企業病也是國內企業需要馬上面對或即將面對的一大問題，而谷歌重組的方式或許給予很大的借鑑作用。至少它告訴我們，針對大企業病要快刀斬亂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