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會有人在蒼山洱海邊,且聽風吟

文/寶木笑

“我在這裏見過最多形狀的彩虹。雙彩虹、拱形的完整彩虹、彩虹尾巴。從一個村莊伸向另一個村莊,甚至能看清彩虹一截截顯現的過程,上升或墜落的頭緒。彩虹的尾巴最漂亮,有時是一小段,有時被裁成幾段,孤立着。往往這個時候,天空已經黯淡了,暮色四合而來,只剩下這一點凝固的顏色懸在天幕上,發出液態金屬般的暖光,有留戀的意味。”

——《六》

圖騰永遠存在,受無數人膜拜,終其一生反覆懷想,終其一生不曾妄想。有些地方就像圖騰,我們心心念唸了一生,也許等退休了,兒女上大學了,真的“一身輕”了,我們會跟着喧鬧的旅行團走馬觀花,那時一身俗氣的我們,會撇着嘴腹誹此地不過如此,親手抹掉自己一輩子的念想。也許,我們到老也未成行,感慨自己這輩子就是勞碌命,一輩子走不開,那埋藏在心底的地方,會成爲臨終時的幻影,人間不值得。我們在水泥森林中的格子間拼命努力,如沙丁魚般擠在公交地鐵裏,在我們深呼吸或無法呼吸的瞬間,時常會想起一種與眼前的苟且截然不同的詩和遠方,一種完全不同的活法。相比一些旅行目的地,這種想法更像一種似有似無的毒,會啃噬我們的血肉,扼住我們的喉嚨,讓我們無聲嘆息,讓我們無言以對。

《六》這本書的副標題是“一個日本人在大理的耕食與愛情”,就彷彿故意將前面我們提到的那些情結,重新安放在你我眼前。去趟大理,來場旅遊,這在今天已經不是什麼難事,然而,這本書講的是一個叫做“六”的日本人與他的妻子還有三個孩子在大理的生活,講述的是一個日本人在大理七年的耕種、釀造和歌唱。如此一來,我們實在無法迴避那種面對圖騰時的複雜心情——大部分人終其一生,都在遙望圖騰,都在懷想圖騰,卻沒有向圖騰邁出半步。但如今有人走向了圖騰,甚至擁抱了圖騰,他們那些類似“妄想”的“不着邊際”,最終成爲偶爾讀到《六》這類故事時,我們心中隱隱的傷。

這種傷是淡淡的毒,更屬於一種純釀的回甘。《六》這樣的故事,給人最初的一切都是安靜的,讓人羨慕。休息日的午後,兩點半的時候,初春的陽光從書房的窗滲進來,搖椅旁茶剛半溫,擡頭便能看到湛藍的天和返綠的柳枝,遠處孩子的嬉笑聲斷斷續續蕩過來,一切都剛剛好。這樣的心情也許很適合這本書,就像蘇婭在《六》中所寫的關於大理的一切。在那裏,你能收穫無限量的這種安靜和愜意,可令人悲傷的是,我們小布爾喬亞式的情調,最多隻能算作一種“忙裏偷閒”的短暫喘息。我們也許能夠感受初春的湛藍與和煦,但那依然是“窗外的風景”,即使我們去到戶外,我們依然明白我們不屬於那個“窗外的風景”。

因爲,我們有各種各樣的事情要忙,有各式各樣的指標要完成,有形形色色的關係要處理,有纏纏繞繞的矛盾要解決。很遺憾,我們不能成爲六,我們也知道羨慕別人的生活是件很不成熟的事,只是當工作和生活壓力大時,我們爲何總是會望着不知名的遠方悵然失神?六的本名叫做上條遼太郎,來自日本千葉,到大理定居之前,相比同齡人,這位鄰國的八零後有着更長和更豐富的故事。六在城市裏長大,十八歲和二十二歲開始兩次離開祖國,到澳洲、印度和中國旅行。他希望去不同的地方,遇到喜歡和適合自己的地方就住下來,然後依靠勞動和服務換取免費的食物和住處,生活的要求降至最低,卻一路收穫了很多風景和故事。六在澳洲學會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樂器之一迪吉里杜管,帶着自己的吉他,一路走一路演奏音樂,在緬甸學習了按摩的技藝,遇見了後來的妻子,在大理遠離商業開發的地方,他和妻子按照“自然農法”租種土地,春耕秋實,撫育着自己的三個孩子。

六的身上很有些傑克•凱魯亞克《在路上》的味道,但顯然剔除了迪安的過於鋒利和薩爾的萬念俱灰,更像是走過很多路而漸悟的一名帶髮修行的行者。六小時候崇拜嘻哈文化,穿鬆鬆垮垮的衣服,總是一副吊兒郎當的樣子,那是他的叛逆期。再後來,六喜歡上了迷幻電子樂,思想開始邁向空靈,直到遇見那古老的樂器迪吉里杜管——澳洲土著的先祖發現被白蟻蛀空的木頭可以演奏,當舒緩神祕的聲音從迪吉里杜管中響起,六似乎也同時完成了由漸悟到頓悟的轉身。在六口述、蘇婭執筆寫作的這本書中,也總是氤氳着一種淡淡的因果和冥冥註定。六的父母都是虔誠的佛教徒,雖然六在書中說自己沒有具體信仰,只能勉強稱作泛靈論者,但至今六還記得小時候問過父親的話:到底佛在哪裏?父親說,佛在你心裏,每天誦經和祈禱是在給內心力量。六在書中說:“我一直相信,人生皆因緣而起”,他向好友蘇婭和周圍人反覆說着種子的故事,講着土地裏的一切,那種淡然和隨性,確實屬於佛國大理。

蘇婭沒有用力去塑造些什麼,她只是忠實地記錄自己和好友六一家的交往,說說自己朋友這幾年的生活。這一切就像六樸拙的衣着那樣自然,“六如約在大青樹下等我,穿着灰棕色的作務衣和打着綁腿的作務鞋,戴了塊洗得泛白的藍色頭巾,麻質的衣領沿着一道對襟向下,寬鬆的褲腿被作務鞋束緊,鞋子和褲腿之間形成一道凜然的褶皺”,這其實是日本農民的傳統打扮,含着一股認真質樸和溫和感恩。至於六和妻子阿雅及三個孩子的家,給人也是一種返璞歸真的味道,那是用泥土、石頭和木頭建成的房子,襯着遠處的山影,淡棕色的狗尾草毛茸茸地蓋住整個屋頂,牽牛花和野菊自由生長。他們的屋檐下掛滿了當季收穫的各類種子,蔥、大蒜、胡蘿蔔等等,空地上散落着桌子、椅子、兒童單車,石桌上彩色的玩具,院子裏沒有完結的遊戲,角落裏的雨鞋、雨衣、揹簍和鐮刀……最基本的生活和生產工具,樸素實用的極簡生活。

六不是傳道的老僧,更不是立志要去站在風口的所謂“生活家”,他和家人只是用自己的方式在蒼山洱海間自耕自種,過着隨緣的生活。三月初春,六和家人化育稻米的種子,人間四月天,六把發芽的種子撒到先前種麥時留下的地裏。直到五月,六都是早上四五點起來,關注田裏的水位,及時灌水入田。八月以後,水田趨於半乾,六開始在稻田裏撒下麥種,九月一到,稻穗長成,六拿着自己用慣的鐮刀純手工收稻,同時也會把灑下的麥種踩實。十二月份,六將田地清掃乾淨,蓋上米糠稻草保水保溫,爲來年的春天開始準備……家中需要的各類蔬菜,六也用最古老的方法去種植,這樣的年復一年,沒有朋友圈曬照,沒有打造網紅IP,卻讓人感覺到了一種久違的歲月如歌。

曾幾何時,大理麗江逐漸變了味道,人們蜂擁而至,富了小販,亂了酒吧。六彷彿爲我們詮釋了另一個大理,也許那纔是人在蒼山洱海間應有的樣子。在那裏生活了七年的六,一年間只會向朋友們羣發極少的留言:我明天種稻了,有大米、黑米、紅米、紫米、糯米,如果明天中午有空過來幫阿雅看孩子或一起做吃的,對我們是很好的幫助。就是這樣一條一點兒也不文藝範兒的留言,卻讓每年兩季的耕種和收穫成爲了節日。和六志同道合的那些朋友們,來自全國各地甚至不同國家,平時毫無音訊,各自隱居在蒼山洱海的各個角落。可是,每年的這個時候,竟會一下子會冒出二三十人,熟練地去幫助六耕種與收割。中午時分,大家吃着阿雅準備的飯糰、濃湯、烤時蔬、沙拉,六則從田邊溪水裏掏出早已冰鎮好的啤酒,大家坐在田埂裏,一邊聽着音樂,一邊看着收成,放鬆地說笑。

歲月靜好,溫和從容,也許就是這個樣子吧。

梭羅在《瓦爾登湖》裏說:“我願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盡生活的骨髓,過得紮實簡單,把一切不屬於生活的內容剔除得乾淨利落,把生活逼到絕處,用最基本的形式,簡單,簡單,再簡單。”也許,六在不知不覺中,找到了那種“最基本的形式”,只是他從未想過要“把生活逼到絕處”,因爲那不符合他的性格,太極端。他只是覺得自己和家人這樣生活挺好,雖然沒什麼錢,但也可以保證溫飽,耕種之外,還能偶爾去鎮上與友人一起演奏音樂,農忙之餘再在家裏釀一點酒、做一些味噌。他的孩子在自己家裏出生,與自己的土地一起生長,他的妻子在旅途中邂逅,與自己的生活地久天長,他沒有什麼“宏圖大志”,也不想實現任何“小目標”,他只是和家人安靜地在一起,然後滿足地耕種、釀造、歌唱。

曾經年少青澀的我們,轉眼油膩了人生。

曾經說走就走的旅行,淪爲了積灰的行囊。

眼前的苟且,成了現實的全部。

詩和遠方,被貶爲幼稚的藥方。

時光荏苒,物是人非。

我們終於成熟,然後變成自己討厭的模樣。

生存還是毀滅,確實是個問題。

但總有人會選擇在蒼山洱海邊,且聽風吟。

“三四月正是大理的風季。傍晚時分,一陣風從蒼山頂端的山谷風口呼嘯滾落、掃蕩平原,另一陣風又從洱海邊的村莊拔地而起。你知道每一陣風明確的起點和清晰的軌跡,它被多大的力量推動着在空中交匯、角力,甚至距離你有多遠,你都能感覺得一清二楚。讀風,風灌滿人的思緒。”

——《六》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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