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站,加繆

文/寶木笑

閱讀加繆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那種感覺有點兒像在一個霧霾的天氣里長跑,你一邊喘息着,一邊窒息着。你明白你喘息得越快,你會吸入更多的霧霾,可是你就是想要跑,那種慾望讓你無法停止,於是一件荒誕的事情出現了:你爲了喘息而最終讓自己陷入窒息。閱讀加繆就是如此,每一個喜歡加繆的人都不會是一個甘於庸常生活的人,爲了精神上的喘息,你閱讀加繆,然而閱讀的過程,就像你的那次長跑,你會逐漸感到呼吸困難。水泥森林中的生活碎片化了,碾碎成爲齏粉,變成了一種霾,它們圍繞着你的口鼻,獰笑着等待你下次張口呼吸。你在加繆的文字中想到了自己,原本爲了讓精神好好喘息的靈魂長跑,變成了讓自己窒息到懷疑人生的命運反詰。這,就是加繆。

1957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爾摩,年僅44歲的阿爾貝•加繆被授予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加繆成爲歷史上繼英國小說家、詩人吉卜林之後,最年輕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吉卜林獲獎時爲42歲)。瑞典皇家科學院稱加繆“作爲一個藝術家和道德家,通過一個存在主義者對世界荒誕性的透視,形象地體現了現代人的道德良知,戲劇性地表現了自由、正義和死亡等有關人類存在的最基本的問題”,《紐約時報》評論他“是屈指可數的具有健全和樸素的人道主義外表的文學聲音”。這位生於阿爾及利亞的法國文學大師和哲學家,成爲二戰後歐洲乃至世界幾代青年人的精神導師。加繆的名字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剛剛解凍的歲月,隨着人們一同甦醒,並迅速成爲文化界最炙手可熱的話題之一。他從文藝青年的狂熱追捧中復活,併成爲一種格調的象徵——你都不知道加繆和薩特,還好意思說你有思想?“存在主義”、“荒誕派文學”這些詞條被人們神話爲一種標籤,代表着一種思想的深度,一種獨立的思索,一種更高的精神境界,難怪有很多人說:“加繆和薩特影響了80年代整整一代青年人”。

然而,對於我們,特別是今天的我們來說,加繆依然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存在主義確實是個很吸引人的名詞,即使是今天也充滿着光鮮和時髦,海德格爾、克爾凱郭爾、尼采、薩特、加繆這些與存在主義相關的名字也能讓人更加侃侃而談,但存在主義本身的哲學概念,即使是“存在先於本質”這樣最基本的內容,也是相對晦澀的。更何況,一生被推舉爲“存在主義大師”的加繆,一直激烈否認自己是存在主義流派,這就更加重了我們瞭解加繆的困難。加繆,對於我們來說,也許永遠都是一個“異鄉人”,疏離高冷是他的通行證,格格不入是他的墓誌銘。就像他在《局外人》中塑造的默爾索,他的疏離和冷漠讓他充滿吸引力,即使他不願意與任何人爲伍,但依然吸引了周圍的鄰居去靠近他,甚至與他結交,即使他不願意去深究愛情,但依然撩撥了美女的春情,即使他對個人事業毫無想法,但依然得到上司調任他去巴黎的青睞……而他的格格不入也最終完成了社會對他的埋葬,他在海邊開槍殺了人,他在母親葬禮上沒有哭,他在法庭上不爲自己辯解,他選擇了自己,放棄了生命,彷彿一場脫離自在存在,擁抱自爲存在的殉教之旅。

也許,加繆一定會爲此發火,畢竟“自在的存在”和“自爲的存在”是薩特的說法,而這兩位曾經好友之間的論戰和決裂早已家喻戶曉。談不上薩特背叛了什麼,加繆堅守了什麼,強行將兩者的決裂進行引申,是件很無聊的事情,他們只是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對於存在主義,加繆否認自己的大師頭銜,卻反而印證了他對存在主義理解的透徹。當年薩特和加繆都意識到了存在主義的哲學表象——荒誕,薩特用“自在”和“自爲”去觸摸這個表象後的本體,而一生肆意生活的加繆則直接認爲那個表象就是本體,荒謬本身就是存在主義的一切。真正讓這兩位甚至曾一起在巴黎勾搭妹子的好基友決裂的,除了早已存在的思想分歧,更源於他們對當時蘇聯的政治態度。薩特和波伏娃那樣堅定地站在蘇聯一方,在50年代那個蘇聯魅力席捲世界的時代,讚賞蘇聯是當時歐美知識分子最爲流行的做法,加繆卻“固執”地站到了對面,還大聲疾呼“革命的暴力依然是暴力”。

阿貝爾•加繆這位外形俊朗的天蠍男,帶着自己的敏感和冷漠決然離開了薩特和他的一切,即使年長的薩特在巴黎甚至整個歐洲擁有着圈內最大的人脈和能量。“不要背叛天蠍座”,這是星座性格分析中關於天蠍的第一條。天蠍很敏感,又缺乏安全感,他們自我保護的意識極強,他們認定了你的背叛,即宣告了你的行刑。加繆一生的文字不多,但也不少,默爾索卻是最珍貴的,因爲這部加繆的第一個長篇,更像是加繆的精神自畫像。所以,如果給默爾索選擇星座,我會選擇天蠍座,和加繆同樣的星座。默爾索的“冷”是那種深入骨髓的“寒”,那不是裝腔作勢出來的“酷”,而是源自內心的本源想法。《局外人》用“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昨天,我不知道”這十五個字就這樣突兀地開篇了,加繆無意間創造了後來被很多人列入“世界小說十大經典開篇”的文字。相信加繆在寫《局外人》的時候並未刻意追求什麼,他只是讓默爾索從他的靈魂深處走出來,帶着木然的表情,帶着漫不經心的眼神,帶着無所謂的姿勢。

然而,這樣的人物形象卻彷彿天蠍之刺扎入了世界文學史的肌膚,它的“毒”讓所有捧起《局外人》的人要用一生療傷。因爲在捧起《局外人》的那一刻起,加繆便將我們帶入了一場霧霾中的長跑。這種荒誕如同霧霾般籠罩着故事始終,讓人深陷其中,無法自拔。《局外人》是一個讓讀者似乎無法理解的故事,全書分爲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從默爾索的母親去世開始,到他在海難上殺死阿拉伯人爲止。小說的筆觸看起來漫不經心,毫無抒情的味道,讓讀者彷彿也一下子變得懨懨的。默爾索屬於那種和母親在一起無話可說的人,經濟條件又不好,他沒有足夠的錢僱人照看母親,就把她送去了養老院。然而,近一年來默爾索沒有去看望過母親,從他自己的自述,這也許因爲自己確實沒有想念她,也許是因爲不想總是看到母親哭,或者僅僅是因爲趕汽車、買車票、沿途塵土滿面這些都太讓人覺得麻煩。

故事第一部分的高潮有兩個,一個是默爾索的守靈,一個是默爾索的殺人。閱讀加繆是一件註定不能體驗到文字流淌快感的事,加繆將傳統敘事打碎成了砂礫,文本中接二連三的事件、對話,甚至人物的姿勢和感覺之間似乎都沒有必然的聯繫,最終這種不連貫的荒誕感架空了敘事的內核,只剩下了人物的意識。母親死了,默爾索向老闆請了兩天假趕去養老院,養老院出現的老人讓我們眼花繚亂,說到的事情瑣碎複雜,我們只是記得天氣很熱,默爾索答不上母親的年齡,守靈的時候他抽了煙喝了咖啡,送葬的時候他總走得比別人快,下葬的時候竟然始終沒有流一滴眼淚。第二天畫面一轉,默爾索決定去游泳,遇見了瑪麗,晚上一起去看費南代爾的滑稽電影,和瑪麗上了牀。傳統小說的情節規則被完全打破,“引人入勝”四個字被加繆輕而易舉地邊緣化,沒有神祕的開篇和懸疑,沒有驚豔的人物和旁白,沒有宏大的背景或精緻的設計,只剩下貌似紊亂的荒誕感。

及至默爾索的殺人,這樣一個按情理來說人類最爲嚴重的行爲,卻也成爲一種荒誕的偶然。《局外人》的“另類”在此給世界文學史留下了不可磨滅的一筆,然而加繆在寫下這些的時候卻一如既往地漫不經心。鄰居雷蒙邀請默爾索一起到朋友馬鬆的海濱木屋過星期天,在海灘上他們遇見了兩個阿拉伯人,他們和雷蒙有過節,然後就出現了打鬥。默爾索這樣性格當然沒有參與他們的打鬥,甚至爲了防止事態惡化,還讓雷蒙把隨身帶的手槍給了他。後面的事情就充滿了荒誕感了,那是無數偶然的堆積。原本事情已經結束了,默爾索覺得天氣太熱,於是離開衆人朝海灘方向走了回去。偏偏在在海灘上看見了之前的阿拉伯人躺在那裏。兩個人自然會警惕一番,阿拉伯人把手伸進口袋,默爾索握緊了口袋裏的手槍。默爾索當時就是很簡單地覺得熱得受不了,於是向前走了兩步,阿拉伯人抽出刀來也並未進一步行動,這完全應該依然是一種安全的對峙。文學史上最經典的殺人心理描寫之一出現了:就在這時,汗水滴到了默爾索的眼皮上,他的眼睛什麼也看不見,他“只覺得太陽像饒鈸似地一陣亂響……我感到天旋地轉。海上泛起一陣悶熱的狂風。我彷彿覺得整個的天空都裂開了,往下傾瀉着火雨。我渾身上下緊張萬分,抖動的手摸着了我的手槍。槍機扳動了。”

如果要找一處與此媲美的心理描寫,我會選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拉斯柯爾尼科夫拿起斧頭的那一瞬,帶着俄羅斯寒冬的陰鬱,讓人整個心爲之窒息。而加繆的這段心理描寫卻完全是另外的味道,這是一次與陰鬱一點兒不沾邊的殺人。默爾索偶然去海濱木屋度假,偶然在海灘上碰見阿拉伯人,回到木屋後又偶然決定轉身,出門後偶然看到岩石下的陰涼,再次偶然遇見之前的阿拉伯人,偶然從眉峯上滴下來的汗珠模糊了他視線……於是殺人這種“天大的事”在加繆筆下被輕描淡寫成“因爲太陽的緣故”而開了槍,太陽的酷熱讓默爾索往前走了兩步,讓他開了致命的第一槍後,又對準那具屍體開了四槍……至此,《局外人》宣告與傳統小說構思和寫作的“規則”決裂。這讓我不由想起自己小時候的作文課,老師最討厭的便是“滿嘴胡說”,總是把我的作文當成反面教材,循循善誘地教導其他同學:像這樣的作文是連及格都困難的。

加繆顯然不想要什麼“及格”,他反而將這種荒誕一直延續下去。在《局外人》的第二部分裏,這種荒誕被推向了頂點。默爾索的審判是這部分的核心,然而法庭上爭論的關鍵,或者說決定默爾索能不能活下去的關鍵,卻變成了殺人之外的事情:他一年沒有去看望母親,他不記得母親的年齡,他不願打開棺材蓋看死去的母親,他守靈的時候喝咖啡、瞌睡、抽菸,他下葬的時候沒有哭,第二天就去游泳,看滑稽電影,和女友上牀。以至於默爾索的律師忍不住大聲喊道:“請問,這個人是被控殺了人,還是被控埋了他母親?”而那位站在道德高點的檢察官馬上“義正言辭”的回答:“不錯,我控訴這個人是懷着一顆罪惡的心埋葬了他母親的。”顯然,在法治已經成爲人類共識的那個時代,殺人不見得能讓默爾索喪命,而母親下葬時候沒有流淚,卻可以成爲讓陪審團判他死刑的緣由——“心懷正義感的紳士們”和“虔誠的教衆們”最終將以法蘭西人民的名義,在一個廣場上將默爾索斬首示衆。時間彷彿一下穿越至1789年7月,法國大革命點燃了激憤的羣情,“革命的暴力”卻摧毀了人類的理性和榮光。

以道德判斷代替客觀量刑充滿着荒誕,然而這樣的荒誕並非加繆的“胡言亂語”。閱讀《局外人》,閱讀加繆,之所以並不輕鬆,正是因爲加繆從來都沒想過要搭建一個純粹的荒誕之地,那些看似荒誕的事情,偏偏讓我們似曾相識,心有餘悸。母親葬禮上沒有掉眼淚會成爲“重罪”麼?也許人們會覺得很荒誕,很可笑,但是我身邊就有這樣的例子,別說是不掉眼淚,就是因爲葬禮辦得簡單了,都被鄰人戳了好幾年脊樑骨,被各種背後的嘲諷和當面的孤立。即使像李敖這樣的人也不能例外,當年在父親葬禮上,他不哭也不跪,後來好幾年都被當時的文化界排斥,甚至在李敖晚年仍然被人拿出來詬病。這裏無意討論孝道的話題,而是以此說明,加繆雖然是我們“最熟悉的陌生人”,但他文字中流露出的那種荒誕,距離我們並不遙遠。

我們終將明白,不是加繆在召喚我們,而是我們在走向加繆。我們也許覺得默爾索還是過於極端了,很多人甚至會反詰:這樣的人難道真的存在麼?默爾索對母親的死、對情人的愛、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境況、對鄰里關係和友情,對開槍殺人、被捕入獄、法庭審判甚至生死都無動於衷、漠然處之。默爾索好像活在一個“他者”的世界,在冷眼旁觀自己肉體的遭遇和所處的世界,“局外人”三個字真正是恰如其分。當然,完全的默爾索雖然不一定就存在,可是與默爾索相近的情況就在我們的身邊。甚至可以這樣說,在後工業時代的今天,在人類進入21世紀已然20個年頭的今天,人人都走在默爾索的路上。

在我們的土地上,研究加繆一定要突出的是加繆的反抗精神,研究《局外人》一定要指明的是默爾索的特立獨行就是一種對於環境的反抗。反抗精神確實是加繆思想的題中之意,但絕非如我們反覆強調的那樣,是加繆思想的主要部分。這就好像魯迅在談到《藥》的結尾時所說,那是他的曲筆,是要“加上一個光明的尾巴”,不然就顯得調子太暗了,太沒有希望了。其實,加繆這位早慧的大師,一生都在陳述着這樣一個事實:世界的本質是荒誕的。多少人都喜歡拿他的《西西弗斯的神話》宣揚他的反抗,殊不知加繆在其中最深刻的精神是:“重要的不是治癒,而是帶着病痛活下去。”又有多少人會說“帶着病痛活下去”就是最深沉的反抗,殊不知繼《西西弗斯的神話》之後的《局外人》回答了加繆自己的提問:如果可以,就像默爾索那樣結束吧。

長久以來,我們無法接受的並不是現實,而是態度。這也是爲什麼我們喜歡承認下一站即使是薩特,也不會是加繆。這也是爲什麼我們即使意識到了加繆的全部,也不會承認反抗之外的那個加繆。我們寧肯拿出他的《鼠疫》,找出加繆自己的話“我希望人們在幾種意義上閱讀《鼠疫》,但是它最明顯的意義是歐洲對納粹主義的抵抗”,或者加繆當年對於蘇聯的抵制來印證那個充滿“反抗精神”的加繆,也不願意真的去思考一下,默爾索真的是爲了反抗周圍的人和環境才故意那樣特立獨行的麼?不,默爾索不是那樣的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平靜的順心而爲,那不是因爲反抗,而是因爲他就是那樣的人。默爾索不需要反抗任何人和事,他格格不入的“局外人”狀態只是他生命的本質和宿命的必然。

這段時間“996”成爲網絡熱議的話題,這是個非常複雜的問題,我們暫且不進行深入討論。但是,如果單從我們這代人如今的生存狀態來看,我們似乎真的正在進入某種意義上的“默爾索化”。每天我們早早擠在擁擠的公交和地鐵裏,周圍像沙丁魚一般的人羣,面目木然地低頭看着手機;格子間裏貼滿了備忘錄和貼貼紙,電話鈴聲和人們的爭論聲此起彼伏;被呼來喚去是我們的日常,強顏歡笑是每個人的常態;人們彷彿好鬥的蟋蟀,在逼仄的空間裏勾心鬥角,微信裏的聯繫人成百上千,知心的卻找不到一個……我們絕不會承認自己的“默爾索化”,但卻無法解釋與原生家庭的逐漸疏離,無法解釋對於愛情的日益現實,無法解釋自己對於工作和生活的興趣乏然,更無法解釋自己所謂的“成熟”,就是學會了不去在乎,學會了無所謂,明白了“認真你就輸了”……要知道默爾索的口頭禪就是:“無所謂”和“這不怪我”。

什麼是真正的荒誕?荒誕不是網絡上爆款的新聞,不是人設崩塌的大神,不是這個世界我永遠不懂。真正的荒誕從來不是咆哮着撕心裂肺,而是明媚陽光下的不動聲色,它不是巨獸,而是病毒。它感染整個世界,然後以一個荒誕世界的面目逼迫你看見它的荒誕,然後讓你變得和它一樣荒誕,卻不容許你大聲說出它的荒誕。更爲重要的是,荒誕最核心的定義並不是“不可理解”或者“不合情理”,而是無法改變的絕望和悲觀,是最終靈魂的抽離,是最終生命的麻木,也就是“默爾索化”。我們終將認識到世界荒誕的本質,終將不再故作姿態地戰天鬥地,終將進入一個沒有“光明的尾巴”的隧道。當黑洞最終顯出真實的面目,當人類真正將眼光投向深邃的星空,我們也終將明白積極或消極、樂觀或悲觀都不會改變什麼,對於生命這也許帶着一絲頹廢的氣息,但對於宇宙,這纔是存在的常態。

下一站,加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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