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一直以爲，自己是理解劉震雲的。他的文字技巧，他的所謂的“劉氏”幽默，直到《一句頂一萬句》面世。
有評論說，劉震雲的《一句頂一萬句》寫出了中國人的“千年孤獨”，有一點道理，但我寧願看成是劉震雲寫給自己的告白。
簡單說來，《一句頂一萬句》，是在說一個關於孤獨和尋找的故事，這樣的主題，在文學史上並不少見。然而，仔細看劉震雲過去的作品———《一地雞毛》，小林認識到，一斤豆腐餿了，原來也是一件大事；《手機》，人在社會中口與心的背叛；我叫劉躍進》，羊吃狼的擰巴”———劉震雲一直在有意無意打造自己的創作系統：人與人、人與社會，而到《一句頂一萬句》，關注點成了人與人自己，個人與自身的想法。我寧願認爲，這是劉震雲自身思想系統的完善過程，而做到這一點，在中國的作家羣裏，是多麼難得。
當然，這並不足以支撐起我認爲劉震雲孤獨的理由。我所認爲的他的孤獨，恰恰是與我們所津津樂道的“幽默”有關。是的，回頭再看他的作品，一斤豆腐餿了是一件大事，難道不正是凡俗生活中的常態嗎？嚴守一與費墨在《手機》裏的對話，在讓大家捧腹之餘，誰又能否定它的強烈現實主義傾向？即便是《我叫劉躍進》，藉着羊與狼的隱喻，傳達出的，不也是生活的某一層面的真相？我們一直認爲的幽默，原來卻是劉震雲對生活近乎寫實而帶來的幻覺。把生活當成幽默，將真實看成幻覺，我們，何時真正學會過懂得？
我們或者一直不曾懂得，劉震雲的孤獨。
前些日子，有評家朱白稱，劉震雲新作《一句頂一萬句》是“一部由廢話構築的肥皂劇，我對《一句頂一萬句》的失望，不在於作品有多差，而源自閱讀這本書產生的一種心理上的厭煩：明明是肥皂劇的本質，卻要打着好萊塢史詩來賣，不厚道”，我實在懷疑此人是否看過《一句頂一萬句》，又或者是正如劉震雲對知識分子下的定義，懷疑其“知識分子”的那種“俯視”情懷。那位我一向深喜的黃集偉先生，對此評論稱，“劉震雲代表的那一代小說家，現在看來基本上已經全軍覆沒，不再擁有年輕時的囂張形式和真切內容，留下來的野心倒顯得越來越明晃晃和不靠譜”，我以爲，他也犯了和朱白同樣的毛病，可見“知識分子”一頂帽子，着實誤人不淺，評家之語，也實在不可信。
劉震雲，你還要孤獨多少年？
“這是我寫得最好的一部書”
記者：從《一地雞毛》算起，到現在，你也寫了不少作品了，對於新作《一句頂一萬句》，你是怎麼看？
劉震雲：一開始寫作是亂槍打鳥，說的是表面的話，表面的話不是說這個句子不生動，可能說的層面的話不深入。從寫作來說，亂槍打鳥是不可取的，是不是可以從幾個這樣的角度，面對生活的幾個不同的角度幾個不同的態度，來整體地體會、體味、感受自己跟生活的關係，包括跟文學的關係。我試圖這麼做過，像“故鄉”系列，《故鄉天下黃花》、《故鄉相處流傳》、《故鄉面和花朵》等等。但《一句頂一萬句》是我寫作以來，寫得最好的一部書，是我自個兒願意送人的一本書。以前的寫作如果說的“表面的話”多一些，這本書中的人物可以說是我最真心的朋友。有人說這是我最成熟最大氣的作品，我認爲是中肯的。
記者：很多人看到這本書的書名《一句頂一萬句》，都覺得非常有意思，你是怎麼想到以這句話來做作品的名字，這裏面有什麼深意麼？
劉震雲：“一句頂一萬句”，或許一些人覺得這句話應該適用於歷史上那些偉大的人物，但我把這句話放在小人物身上，它卻大放異彩。我這部作品中的人物都是賣豆腐的、剃頭的、殺豬的、販驢的……我對他們說的是一句知心話。其實“一句頂一萬句”，這意思古來有之，已被人說過幾千年。譬如講“一智能破千年愚”，“一語定乾坤”，說的都是“一智”、“一語”的重要。還有“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十年書讀下來，能讀到多少話？但不如十年後一席話來得重要。一是說這席話如醍醐灌頂，二是說起碼有十年白活了，學來的，每天說的，全是廢話。我總想，相對於書的內容，書的名字應該是一塊冰掉到水裏也就是書的內容裏能融化，而不是一塊石頭，在水裏還是石頭。可能我想到了，一直沒做好，沒找到那一句，還淹沒在一萬句裏頭，對不起大家。
“孤單種在心裏，就長成了孤獨”
記者：《一句頂一萬句》的故事其實很簡單，小說的前半部寫的是過去：孤獨無助的吳摩西失去唯一能夠“說得上話”的養女，爲了尋找，走出延津；小說的後半部寫的是現在：吳摩西養女的兒子牛愛國，同樣爲了擺脫孤獨尋找“說得上話”的朋友，走向延津。因此，主題歸結起來，似乎就只有兩點，一是孤獨；二是因爲孤獨而產生的尋找。這似乎與之前的《一地雞毛》不一樣，也有別於《我叫劉躍進》裏面的“擰巴”狀態，算是另外一種轉身嗎？
劉震雲：我除了在北京寫作，還是回河南延津比較多。來往比較多的，還是俺村那些人。剃頭的，殺豬的，賣豆腐的，當廚子的，在戲班子裏敲梆子的，出門打工在建築工地爬架子的，在洗澡堂子當服務生的……比這些更重要的是，有時我聽舅舅、表哥一席話，勝在北京讀十年書。從這些父老鄉親身上，明白他們生活在細節裏，“社會”和“歷史”，只是他們所處的表象；痛苦不是生活的艱難，也不是生和死，而是孤單；不是人少的孤單，是人多的孤單；孤單種在心裏，就長成了孤獨；孤獨一直生長在他們心裏，但他們就是不說；快樂同樣存在於細節和瞬間。比這些更重要的是他們對世界的看法，跟這個“社會”和“歷史”完全不同，但他們仍然不說。他們不說，我有責任替他們說出來。
兩次的尋找又有些不同，可以說，不變的是尋找，變的是尋找每次都不同。找到的朋友越來越知心，說的話越來越深入。並不是我寫《一地雞毛》的時候不想寫《一句頂一萬句》，18歲的愣頭小夥子和28、38歲的心理不一樣。轉身有什麼好？僅僅是因爲你寫這本書時和上本書的話題、遇到的人不一樣，事和理兒不一樣，人物和內容要轉身，你的寫作就轉身了。
記者：對普通的中國人來說，如何體面的生活，可能比忍受孤獨更重要。
劉震雲：我書裏有個故事，一個人的一個叔叔養牛，牛死了，他一直不說話，第四天時，他拍我外公的窗戶說：我走了。拉開門，一地月光如銀水般灑在地上，人沒了。找了半個月，所有的水井都打撈了，所有的歪脖樹也看了他是流浪去了，他是因爲牛死了嗎？不是，他是生活褪色了，所以要去更陌生的地方。他和哈姆雷特的孤獨有一拼。哈姆雷特的問題是活着還是死去，但我認爲生還是死不是問題，如何活得像個人，像自己，更像自己纔是問題楊百順到了陌生的地方，人家問他叫啥，他愣了，他想，尋找“西門慶”和“潘金蓮”的時候沒人叫過我，所以他就頂着另一個人的名字活着剩下的人生。
★劉氏語錄
痛苦不是生活的艱難，也不是生和死，而是孤單；不是人少的孤單，是人多的孤單；孤單種在心裏，就長成了孤獨。
無處吃飯可以乞討，無處說話就把人憋死了。話，一旦成了人與人唯一溝通的東西，尋找和孤獨便伴隨一生。
“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十年書讀下來，能讀到多少話？但不如十年後一席話來得重要。一是說這席話如醍醐灌頂，二是說起碼有十年白活了，學來的，每天說的，全是廢話。
人跟世界存在三種關係：跟物的關係、跟人的關係、跟自身的關係。在一些有宗教的國度裏，除了這三種關係，還有一種非常重要的關係：人跟神之間的關係。
在人人社會，知心朋友難覓。知心朋友和神最大的區別是，神的嘴是嚴的，朋友是會變化的。
寫作也並不是一個多麼高貴的職業，和集上說書、做小買賣的，沒有區別。
高看別人沒什麼，高看自己早晚得出尷尬。
朋友的意思是危險，知心的話兒是兇險。
“尋找和孤獨伴隨人的一生”
記者：《一句頂一萬句》有兩個有意思的事情。其一是在小說中，在你筆下，絕大部分是中國最底層的老百姓，偏偏安排了一個意大利牧師老詹；其二是在小說之外，你說中國的農民工比知識分子更孤獨，少不了又要被“知識分子”們攻擊。
劉震雲：老詹雖然是意大利人，當他傳教來到中國延津時，很快就變成了延津人。揹着手在街上走，步伐走勢，和延津一個賣蔥的老漢沒有區別。對於普通的中國人來講，人跟世界存在三種關係：跟物的關係、跟人的關係、跟自身的關係。在一些有宗教的國度裏，除了這三種關係，還有一種非常重要的關係：人跟神之間的關係。
人神社會和人人社會的最大區別，不在於生活中多出一個神，而在於多出一個可以說話的地方，而且可以隨時隨地說，因爲神無處不在。在人人社會，知心朋友難覓。知心朋友和神最大的區別是，神的嘴是嚴的，朋友是會變化的。無處吃飯可以乞討，無處說話就把人憋死了。話，一旦成了人與人唯一溝通的東西，尋找和孤獨便伴隨一生。
前面我說過，人們是活在細節當中。人生的歷史就是人類的歷史，他們(農民工)面對世界的態度和方法論，跟媒體說的、主流社會說的、知識分子說的，完全不一樣的，是另外一種生活態度、生活哲學。他們的東西南北和大小多少，跟我們平常主流社會說的是不一樣的，跟西方社會是完全完全不同的。中國人很重視找的過程，這個找的過程有時候是特別的微妙和曲折，他們的人生好多樂趣、痛苦都在這裏。
我講過我是知識分子，而且也是同情勞動人民，你是誰啊你同情勞動人民，你不是勞動人民啊？誰不是勞動人民？魯迅先生是說，“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快有一百年了，沒變過，俯視和同情勞動人民，就好像到災區慰問演出一樣，這是知識分子的假仁假義。這些父老鄉親，他們都是低等“身份”，但精神上卻都在“高級”流浪和漂泊。
“寫小說是認識朋友的過程”
記者：雖然你自己也在寫作，而且作品還不少，按傳統的看法，也是肚子有墨水的人，是知識分子。可你好像對知識分子一直不怎麼待見，而且，對於寫作，也不覺得有什麼特別。
劉震雲：我從小沒想着自己成爲一個作家，寫作也並不是一個多麼高貴的職業，和集上說書、做小買賣的，沒有區別，所謂“高級”無非是一些“知識分子”高看了自己罷了。高看別人沒什麼，高看自己早晚得出尷尬。寫作並不是我打小的理想，我最想幹的是三個職業，第一個是當廚子；第二是在河南我們的戲班子裏面敲梆子，月光下清脆嘹亮；第三個就是像書裏的老汪一樣，當一個小學教員，在孩子的朗朗讀書聲中，想自己的心事。這樣做的最大好處是，我可以一直生活在我外祖母身邊。如今我外祖母已經去世14年了，說什麼也晚了，上北大給我上壞了。
記者：既然如此，在創作過程中，寫作對你最大的吸引力在哪裏？
劉震雲：這麼多年我的寫作讓我意識到，寫小說是認識朋友的過程。寫《一地雞毛》的時候我認識了小林，他告訴我家裏的一斤豆腐餿了，其實是一件大事。寫《手機》時，嚴守一問我謊話好不好？我說不好。嚴守一說：你錯了，是謊話而不是真理支撐着我們的人生每一小時每一分每一秒。劉躍進問我世上是狼吃羊還是羊吃狼？我說廢話當然是狼吃羊。劉躍進說錯了！我在北京長安街上看到羊吃狼。羊是食草動物，但羊多，每隻羊吐口唾沫，狼就死了。到《一句頂一萬句》時，楊百順和牛愛國告訴我：朋友的意思是危險，知心的話兒是兇險說得有道理，我吃這虧吃得特別大。這是創作過程中寫作對我最大的吸引力和魅力。我是個好作家，在生活中找到一個知心的朋友不容易，但我有個優勢是可以在書中找知心朋友。書中的知心朋友和現實中的不一樣你什麼時候去找楊百順和牛愛國，他們都在那等着你。
“寫作和影視是兩個不同的動物”
記者：你之前的幾部作品，像《手機》、《我叫劉躍進》都被改成了影視作品，你自己怎麼看小說與影視的結合？
劉震雲：小說被改成另外一種藝術形式，確實有些像良家婦女進了夜總會。但在這之前，我總覺得能明白一個道理，如果就事論事來講的話，這個事情永遠是說不清楚的，是不是事情背後的理更重要？就事論事的事兒，我從來不幹。
我確實是個老實人，我沒有佔過別人的便宜，不管是物質上的還是精神上的。但是我接受過別人的教誨。影視這個東西，我覺得跟小說並沒有藝術形式的高下之分，真正的好電影，我覺得也是大師級的。我從來不認爲寫作是個多麼高貴的職業，影視是個多麼低賤的職業，但我知道他們是兩個不同的動物，一個是要往汴梁去一個是要往長安去，不但人走路的姿勢不一樣，說話的口音也不一樣，吃的東西也不一樣同樣一塊羊肉，你放在汴梁，會做羊肉燴麪，放在長安，會做羊肉泡饃，風俗習慣也不一樣。當這個人由汴梁到長安後，他肯定要有變化，天天吃羊肉泡饃最後，他變成了周朝的口音，這都沒有關係。你弄明白這個道理就好了。(記者 劉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