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念過書的人大約都知道巴魯克學院Baruch Coege)，紐約市立大學(CUNY)一個校區,以金融投資課程著稱,乃由華爾街傳奇人物猶太人伯納德·巴魯克(Bernar Baruch)所創立。巴魯克在證券市場中的大起大落，被人稱爲“投機大師”,甚至還有人諷嘆說，整個證券市場所包含的投機因素也不及巴魯克一個人來得豐富。
巴魯克生於1870年，初入道時在紐約的一家小經紀行中幹些打雜的活兒，週薪3美元。通過不斷努力，被迅速提升爲公司的合夥人後，他傾其所有，購得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一個席位，不出30歲便成了百萬富翁。此後的幾年裏巴魯克幾度瀕臨破產卻東山再起，可是到了1910，就已經和摩根等一道成爲華爾街屈指可數的大亨。想當年，他在證券界的炙手可熱絕不遜於今日之巴菲特和索羅斯之流。
據說邱吉爾1929年訪美時，巴魯克帶他去紐交所參觀。看到行情的漲漲跌跌，邱吉爾不由手癢，決定投上幾百塊小試。誰知屢買屢套，輸得夠慘。好在巴魯克早有先見之明，用邱吉爾名義另外開了個賬戶，凡是老邱買進什麼，那個賬戶就賣出什麼，居然挽回了老邱的虧損。這也算是個早期的“對衝基金”罷。
然而，巴魯克本人卻並不喜歡“投機大師”的雅號。他以爲，初出茅廬時人們說他是個賭徒，當財力達到一定規模時人們又改稱他作投機客，隨着業務的壯大，人們又尊其爲銀行家，實際上他本人一直幹着同樣的事情。巴魯克認爲要區分投資和投機是相當主觀的，他本人則更傾向於認定自已是一個投資家。
其實對於投資和投機的理解，歷來誤解就多。有人認爲長線持有是投資，而快速換手就淪爲投機。但是瞅準機會進行“短線投資”和被套牢後被迫的“長線投機”在實戰中卻又比比皆是；也有的認爲低位買入是投資，高位買入則算投機，這自然也經不起推敲；還有的以爲資產組合是投資，資產集中是投機，殊不知把雞蛋放在幾隻破籃裏並不會比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隻結實的籃子更牢靠；還有人認爲投資是一種成功的投機，而投機是一種不成功的投資，這猶如在說“賺了錢的纔是正派人”之類的空話。
投資學先驅格雷厄姆對投資和投機有這樣的定義：投資是指根據詳盡的分析，使本金安全和滿意回報更有保證的操作，不符合這一標準的操作就是投機。按照這個定義，投資有以下幾個要素：(1)詳盡的分析；(2)儘可能使本金免遭損失；(3)滿意的回報，即指富有常理的(或有限風險容忍度的)投資者所能接受的回報(包括當前的利息和股息，以及資本增值和利潤)。凱恩斯指出，所謂投資是對投資對象在其整個生命週期所能帶來的收益的測算活動，假設它的現有運作狀況將永久存續下去的話，那麼投機則是對市場的心理狀態進行預測並期望它會使投資對象的評價基準朝着於己有利的方向偏移的一類活動。以此來看，投資偏重於對事物發展本身的測度，而投機則是對其他投資人的判斷的揣度甚至操縱。資產價值以前者爲基礎，而受後者的強烈擾動。人們介入證券市場的目的既然是以贏利爲歸宿，就不得不既要考慮前者又得顧及後者。
由此來分析巴魯克的投資理念和投資策略，可以看出他在操作中投資和投機的成分是並重的。事實上他在進行投資決策時大都相當慎重。
巴魯克提出應該注意投資對象的三個方面：第一，它要擁有真實的資產；第二，它最好有經營的特許優勢，這樣可以減低競爭，其產品或服務的出路比較有保證；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投資對象的管理能力。巴魯克告誡道，寧肯投資一家沒什麼資金但管理良好的公司，也別去碰一家資金充裕但管理糟糕的公司的股票。巴魯克也相當注意對風險的控制。他認爲必須經常在手裏保留一定的現金；建議投資者每隔一段時間必須重新評估自已的投資，看一看情況變化後股價是否還能達到原來的預期。他又提醒投資者要學會止損：犯錯勢在難免，失誤後唯一的選擇便是要在最短時間內止損。巴魯克對所謂的超額回報並不以爲然，他告誡不要試圖買在底部、賣在頂部。他說：“誰要是說自己總能夠抄底逃頂，那準是在撒謊”。他也提醒投資者要謹防所謂內幕消息或者道聽途說，投資的錯誤往往由此而鑄成。
因此也有人爲巴魯克叫屈，認爲他之所以被稱作“投機大師”的原因之一，是其貌似孤注一擲的風格。其實，巴魯克的果決正是他出乎其類而拔乎其萃的成功特質，尤其表現在他能夠咬緊其他投資者慢半拍的時機。有一則小故事可以很好地說明巴氏的投資風格。他在28歲那年的一個星期天晚上，在旅途中無意聽說西班牙艦隊在聖地亞哥被美國海軍殲滅，這意味着美西戰爭將隨即結束。巴魯克立刻意識到若能在翌日黎明前趕回辦公室操作，準能大發一筆。但苦於當時的班車在夜間不運行，他便急中生智，趕到火車站，包租下一列專車，連夜疾馳，終於在黎明前趕到辦公室。在其他投資者尚未能醒悟時，巴魯克傾全力果斷出擊，結果賺了個鉢滿盆盈。
最能證明巴魯克實力的，莫過於他能夠在1929年大危機到來前夕順利逃頂。美國30年代的股市崩塌對全世界投資者的震撼是難以磨滅的，你只要想像一下，如果上證指數從2200點急挫到250點，對我們的傷害有多大就能夠理解了。連投資大師格雷厄姆也曾在大蕭條中慘遭滅頂之災，他的告誡，只有在股票價格遠低於其內在價值時，即有了足夠大的安全緩衝帶之後纔可買進股票，顯然是深受着股災陰影的籠罩。著名的基金經理彼得·林奇曾回憶，直至20世紀50年代他的家人仍然心有餘悸，力勸他不要從事金融投資，因爲它無異於賭博和欺詐。
也正由於大危機，巴魯克則對羣體的盲動有了更深切的體會。他認識到，作爲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個人，人們通常是明智而富有理性的。但當成羣結隊、情緒相互影響時，卻全變成了一夥笨蛋，老是在股市上漲時過於興奮，而在它下跌時又過於沮喪。巴魯克譏刺道：“股市存在的目的不就在於把儘可能多的人製造成傻瓜嗎？”直至今日，羣體的盲動在股市中仍以各種翻新的形式周而復始地上演着。譬如網絡經濟概念股之類，真教我們稍一不慎，便有痛心疾首之憾。巴魯克於是乎相信，既然羣衆永遠都是錯的，那麼要想在投資中獲利的話，非得與大多數人反向操作才行。在這裏，我們也許不得不指出，有些傑出人士雖然在某些方面頗爲偉大，但在證券投資上卻未必比“羣盲”高明多少。還記得上文中巴魯克以“對衝”來救丘吉爾一把的故事嗎？
也正是由於其獨立獨行的投資風格，巴魯克獲得了“獨狼”的外號。巴魯克回憶起大危機前夕的情形時說，隨着股價的飛漲，人們已經忘記了“二加二等於四”這種最基本的東西，甚至華爾街擦皮鞋的小孩都開始向他推薦買進股票，令他不得不相信該是脫手離場的時候了。
事實上，“羣衆永遠是錯的”是巴魯克投資哲學的第一要義。他很多關於投資的深刻認識都是從這一基本原理衍生而來的。比如，巴魯克主張一個非常簡單的標準，來鑑別何時算是應該買入的低價和該賣出的高位：當人們都爲股市歡呼時，你就得果斷賣出，別管它還會不會繼續漲；當股票便宜到沒人想要的時候，你應該敢於買進，不要管它是否還會再下跌。
人們常常驚異巴魯克的判斷力，能把握稍縱即逝的機會。對此，他解釋說：“我並不聰明，但我喜歡思考。大家都看到過蘋果從樹上落下來，只有牛頓纔去問爲什麼。”他認爲，股票市場的任何所謂“真實情況”無不是透過人們的情緒波動來間接地傳達的；在任何短時期裏，股票價格上升或者下降主要都不是因爲客觀的、非人爲的經濟力量或形勢和局面的改變，而因爲人們對發生的事情所做出的反應。所以他提醒大家，判斷力的基礎是瞭解，假如你瞭解了所有的事實，你的判斷就是對的，反之，你的判斷就是錯的。
在對大衆的心理的認識方方面，巴菲特和巴魯克如出一轍。巴菲特不也常說在大衆貪婪時你要縮手，在大衆恐懼時你要進取嗎？的確，二位大師在投資理念上還有許多相似之處。如我們前文提到的對公司投資價值的判斷，在採取集中投資還是分散投資的策略方面，二人的觀點也都基本一致。
不過，二人在投資風格上還是存在着顯而易見的差異。巴魯克的投資方法更加靈活多變，他提倡堅決止損。他說投資者如果有止損的意識，即使每十次只做對三四次的話，也會成爲富翁。他叮囑投資者要有兩手準備，以便隨時轉身離場。巴菲特似乎更持重守拙，對於已制定的投資計劃輕易不做更改，他說：“如果你不能在股價跌去一半後，仍能從容不迫地執行計劃，那你是不適合做股票投資的。”能做到這一點，則在於巴菲特慎之又慎的選股方式。如此看來，巴菲特像是位內力深厚的太極高手，而巴魯克更像名一劍封喉的劍客。
我們不妨來想像一下如果巴菲特回到二十世紀二三十時代，會是怎樣一個情景。巴菲特或許也能躲過大危機這一劫，而巴魯克則在最後關頭進行“驚險的一跳”，得以全身退出。此後巴魯克逐漸淡出證券市場，把主要精力轉向政治和社會公益。他曾先後成爲六任美國總統的顧問，並在二戰後美國的對外關係中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巴魯克在1916年被威爾遜總統任命爲國家防護理事會顧問委員，並獲得與威爾遜共赴凡爾賽會議的殊榮。但是由於整個20世紀20年代國情太順利的緣故吧，他的建議並沒有受到重視。隨着大蕭條的降臨，以及納粹危機的出現，他對國策的建議越來越受到關注。巴魯克成了羅斯福“新政”時期智囊團的重要成員，他提出的一系列經濟建議，包括量入爲出的稅收計劃、產業優先、租金上限、合成橡膠計劃等，均被羅斯福政府所採納，成爲促進美國經濟恢復的重要政策。戰後巴魯克受杜魯門總統之命參與聯合國原子能理事會，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他對社區公益貢獻卓著，被列爲一百名最傑出的猶太人之一。巴魯克學院不過是他在投資傳奇之外留給世人的諸多貢獻之一罷了。
巴魯克以95歲的高齡死於1965年，可謂福壽全歸。來源：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