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員的自我修養_之三_曾國藩與左宗棠

以前聽羅胖的視頻，有一期講曾國藩的成功之道，開始真沒當回事，但是後來無意間下載了張宏傑老師的《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看得我愛不釋手。和曾國藩同時代的名人比如左宗棠、胡雪巖、李鴻章等很多都是草根起來的。甚至後者的名稱比曾國藩都要大，但是比較搞笑的是，左宗棠是受曾國藩的提拔才發跡的，胡雪巖在杭州巡撫王有齡自殺後成爲左宗棠的幕僚，而李鴻章更是以是曾國藩的弟子而驕傲。但是事實上，曾國藩在三十歲之前是個標準的2B，爲什麼呢？首先他比較笨，是個傻B，但是在中了科舉之後非常傲慢，得罪了很多人，天天裝B，但是他是經過自己的不斷努力、不斷提高修養來實現自己的昇華的。

  很多人都說計算機軟件是聰明人的職業，其實很多人都是傻傻的，做事一根筋，代碼寫的好久罷了，關鍵是很多人代碼寫得並不好。其實很多計算機的工作是不需要太高的智力水平的，特別是做工程，好的人品比好的技術更重要。我受到的啓發良多，反覆斟酌之後，我決定還是將這本書的內容都貼出來。雖然這不是技術博客，但是值得每一個屌絲們看一看。

一、“粘液質”和“多血質”

 一）

曾國藩與左宗棠的首次見面，是在咸豐二年（1852）十二月二十一日傍晚。
曾國藩回湖南本是爲母親辦喪事。沒想到恰逢太平軍橫掃兩湖，皇帝命他出任幫辦湖南團練大臣。曾國藩墨絰出山，這一天趕到長沙。
到了館舍，換過衣服，匆匆洗了把臉，曾國藩就坐下來，與前來迎接的湖南巡撫張亮基及其幕友左宗棠展開長談。
論身份，在座的三人中，左宗棠最爲卑微。曾國藩是在籍侍郎，也就是前副部長。張亮基是一省之主。而左宗棠出身僅是一個小小的舉人，身份不過巡撫的師爺。然而談起話來，左宗棠卻成了主角兒。他不等張亮基開口，就詳細介紹起長沙的防務安排，指手劃腳，滔滔不絕，一副大權在握、捨我其誰的神態。一聲不吭的張亮基似乎倒成了他的跟班兒。曾國藩也只有俯耳靜聽的份兒，一時插不上話。
然而曾國藩卻並不覺得不舒服。相反，他越聽，越覺得這個左宗棠確實名不虛傳。此次會面之前，左宗棠之名對曾國藩來說已經如雷貫耳，太多朋友向他介紹過這位“湖南諸葛亮”是如何卓絕特出。交談之中，左宗棠之頭腦清晰，氣概慷慨，議論明達，言中款要，確實令曾國藩頗爲歎服。他在致胡林翼的信中寫道：
 (臘月)二十一日馳赴省垣，日與張石卿中丞(張亮基)、江岷樵(江忠源)、左季高(左宗棠)三君子感慨深談，思欲負山馳河，拯吾鄉枯瘠於萬一。蓋無日不共以振刷相勖。 
其實，何止曾國藩一見傾心。在會見曾國藩之前，這個小小的鄉下舉人早已經名滿湖湘，令好幾位大人物“一見即驚”了。二十二年前的道光十年（1830），江蘇布政使賀長齡丁憂回湘，見到當時年僅十八歲的名不見經傳的普通農村青年左宗棠，即爲其才氣所驚，“以國士相待”，與他盤旋多日，談詩論文，還親自在書架前爬上爬下，挑選自己的藏書借給他看。道光十七年（1837），回到老家的兩江總督陶澍見到二十多歲的舉人左宗棠，“一見目爲奇才”，“竟夕傾談，相與訂交而別”。不久又和他訂下了兒女親家。道光二十九年（1849），雲貴總督林則徐回家途中，也因爲聞聽左的大名，特意邀左到湘江邊一敘。林則徐“一見傾倒，詫爲絕世奇才，宴談達曙乃別” 。
令這些閱人無數的官場大僚不約而同地傾倒如此，左宗棠的才華橫溢可想而知。太平軍起之際，湖南巡撫張亮基派人三顧茅廬，把他請出了山，通省要務，概以任之。雖然身份僅爲一名師爺，卻實際負擔起全省軍政要務，在湖南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張亮基反倒成了一塊牌位：
 制軍于軍謀一切，專委之我；又各州縣公事票啓，皆我一手批答。 
曾國藩雖然是高居二品的京官，但想在地方上開闢一番事業，其實並不容易。因爲他畢竟是在籍官員，而不是實任官員。現官不如現管，如果湖南地方官員不大力配合他，無職無權的他寸步難行。因此，對這個小小舉人，曾國藩極爲尊重，言必稱兄。不論大小事情，無不虛心請教。他相信，有這位明敏強毅的師爺幫忙，他在湖南辦理團練，一定會相當順利。

二）

然而，左宗棠對曾國藩的印象，卻有一點複雜。
作爲如今朝中官位最高、聲譽最好的湖南籍官員，曾國藩早已爲湖南通省士林所景仰。在見面以前，左宗棠也聽許多朋友誇讚曾國藩學問如何精深，品格如何方正。一見面，左宗棠並沒有失望。人言曾國藩“向無大僚尊貴之習”，此言確實不虛。二品大員曾國藩沒有一點官架子。他看起來更像一介循循儒生，衣着簡樸，神態謙遜，一臉書生之氣。
而曾國藩言談中所表現出的強烈擔當意識，更讓左宗棠刮目相看。晚清天下滔滔，官員們以敷衍塞責爲能。在這種黑暗污濁的大背景下，曾國藩以清新方正之姿進入左宗棠的視野，如同鮑魚之肆中吹入一股清風，不能不令左宗棠意外而且欣喜。因爲曾氏的“正派”，“肯任事”，他大有相見恨晚之感。
左宗棠在給朋友的信中談到對曾國藩的第一印象說：
 曾滌生侍郎來此幫辦團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開展。與僕甚相得，惜其來之遲也。
這個第一印象應該說是相當不錯的。但是我們要注意其中的這樣一句話：“才具稍欠開展。”初次接談，左宗棠就得出了曾氏才略平平的結論。這句評價奠定他對曾國藩一生輕視態度的基礎。
在別人眼裏雄才大略的曾國藩，何以在左宗棠眼裏卻“才具稍欠開展”呢？

 三）

曾國藩確實不是那種讓人“一見即驚”的人。乍一接觸，你不但會覺得他並無什麼出衆之處，甚至還會認爲他有點笨頭笨腦。許多人一見到曾國藩，都覺得有點失望。方宗誠見到晚年的曾國藩，覺得他不像一位總督和將領，而像一位土裏土氣的鄉村老教師：“寬大和平，不自矜伐，望之如一老教師耳。” 而後來英國人戈登見到曾國藩時，也大感失望：“曾國藩卻是中等個子，身材肥胖，臉上皺紋密佈，臉色陰沉，目光遲鈍，舉止行動表現出優柔寡斷的樣子—這與他過去的歷史是不相符合的；他的穿着陳舊，衣服打皺，上面還有斑斑的油跡。”
如果測智商的話，曾國藩肯定不如左宗棠。曾國藩前後足足考了七次，二十三歲才中了個秀才，而且還是全縣倒數第二名。梁啓超說：“文正固非有超羣絕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曾國藩自己也說：“餘性魯鈍，他人目下二三行，餘或疾讀不能終一行。他人頃刻立辦者，餘或沉吟數時不能了。”身上沒有一點“天才範兒”。
另外，曾國藩是典型的粘液質性格，這種人的特點是反應緩慢，行動拘執，謹慎內向，凡事只肯說三分話。他觀察思考得比一般人細，下判斷也比一般人要慢。周騰虎曾經說曾國藩“儒緩不及事”。他的學生李鴻章也當面指出他病在“儒緩”：“少荃論餘之短處,總是儒緩。”他對周李二人的判斷是首肯的，說“餘亦深以舒緩自愧”，“駑緩多病，百無一成”。這種性格特點更加重了他的“笨拙”，使他眼中乏精悍之氣，面上無果決之容。在左宗棠滔滔不絕指劃天下之時，他只是默默傾聽，認真思考，並沒有在第一時間貢獻出什麼高明的見解。因此左宗棠才得出了“才具稍欠開展”的第一印象。

四）

曾左二人的首次合作卻是十分順利的。
所謂英雄所見略同。曾國藩俯察天下大勢，判定清王朝正規軍隊已經徹底腐敗，要想平定太平天國，必須赤地立新，編練一支全新的武裝。所以到長沙不久，他就上了一道後來被認爲是湘軍成立之標誌的奏摺：
 今欲改弦更張，總宜以練兵爲要務。臣擬現在訓練章程，宜參仿前明戚繼光、近人傅鼐成法。
但人們很少注意到，就在曾國藩上這道著名的摺子前三天，湖南巡撫張亮基也上過一道內容相似的摺子，提出：
委明幹官紳，選募……鄉勇一二千名，即由紳士管帶，仿前明戚繼光束伍之法行之。所費不及客兵之半，遇有緩急，較客兵尤爲可恃。 
也就是說，委任明達幹練之人，仿效戚繼光練兵之法，練成一支精兵。所費既省，一遇緩急，又比從外省調來的“客兵”管用。
我們知道，所謂張亮基的摺子，其實就是左宗棠的摺子。兩道摺子思路、措施乃至用詞（“仿前明戚繼光”）如此相似，說明“湘軍”的發明權不能由曾國藩獨佔，應該是曾左二人充分磋商後的產物。
除此之外，二人還在另一個問題上不謀而合，那就是要加強湖南防衛，應該從掃清湖南境內的土匪入手。這樣，如果太平軍再次進入湖南，纔不會得到湖南本省土匪的呼應。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曾左計議已定，具體事務由曾國藩來操作，而左宗棠則在調人用兵和辦公經費多方協助。曾國藩初涉軍事領域，兩眼漆黑，幸虧左宗棠向他推薦了滿族軍官塔齊布作爲幫手。塔氏爲人忠勇，做事負責，後來成爲湘軍名將，他的幫助對曾國藩在軍事上的迅速成功至關重要。對於這一切，曾國藩十分感激。這段時間，曾左往來信函極多，曾國藩探討軍務的信件乾脆不再寄給巡撫張亮基，而是直接寫給左宗棠，對左的稱呼也從客氣的“尊兄”變成了親切的“仁弟”，顯示出兩人關係的日益親密。
不過，這種良好關係建立在一種有點特別的交往形態上。按理，曾國藩科名既早，年齡又長，又是二品大員之身。當然應該是曾國藩發號施令，小小布衣舉人左宗棠只有畢恭畢敬、小心建言的份兒。然而事實卻是掉了個個兒。左宗棠在曾國藩面前毫不客氣，對曾國藩動輒指手劃腳，指示訓誡，毫不客氣。我們可以參考左宗棠在湘軍成軍之後寫給胡林翼的信中生動描繪的場景，來想象一下曾左最初的合作狀態：
 滌公才短，麾下又無勤懇有條理之人，前自嶽州歸後，弟無三日不過其軍絮聒之。伊卻肯聽話，所以諸事尚有幾分。近來外人亦不盡以書憨嘲之。伊卻自笑雲：壞了幾分矣。以後若再好幾分，恐又行不去也。
那意思是說，曾國藩才能短淺，書呆氣重，又沒其他人相幫，所以全賴他處處出主意。好在曾國藩畢竟爲人老實，“肯聽話”，在他的指導下，諸事還算頗有起色。湖南官員們終於不再嘲笑曾國藩是書呆子了。
左宗棠的高已卑人、當仁不讓之態在信中一覽無餘。這種做派在傳統官場絕無僅有。
左宗棠的性格和曾國藩可謂截然相反。他是典型的多血質，這種人的優點是反應迅速，做事果斷，尤其善於在紛紜複雜的局面中迅速發現機會，定下策略。缺點則是過分自信或者說自大，性情過於張揚外露。左師爺的傲慢，和他的才氣一樣有名，甚至比他的才氣更爲有名。在巡撫面前，他以救星自居，面對曾國藩，他更毫不客氣。一般來說，多血質人格者和那種做事緩慢，反應遲鈍，過於謹慎的同事通常很難合得來。而曾國藩恰恰是這種人。再加上剛剛出山辦事之時，曾國藩遠非後來的“老奸巨猾”，而是一個“官場愣頭青”，在一些具體問題的處理上，書生氣重，拘執生硬，令左宗棠看着着急，忍不住經常加以“指導”。好在曾國藩和張亮基一樣好脾氣，對左宗棠俯首聽命，從善如流。因此才造成了這段難得的“同心若金”。
可惜的是，這段蜜月爲期過短。咸豐三年，張亮基調任署理湖北總督，左宗棠也隨之北上武漢。這兩個人一走，曾國藩在湖南馬上就寸步難行，處處碰壁。那些湖南官員早就痛恨曾氏越位侵權，此時團結起來，處處給曾國藩小鞋穿。曾國藩一怒之下出走衡陽，想脫離湖南官場，獨力創建湘軍。這個想法看起來解氣痛快，實際操作卻困難重重。剛剛來到衡陽曾國藩勢單力孤，形隻影單，要錢沒錢，要人沒人，處境十分困難。恰在此時，張亮基調離湖北，左宗棠也歸鄉隱居。曾國藩聞訊大喜，立刻寫信請他來幫助自己。
在長沙數月，曾國藩自覺與左宗棠惺惺相惜，已經建立起了深厚的戰鬥友誼。他認爲，在庸官遍地的湖南官場，只有左宗棠和他是以天下爲已任的英雄。別人不理解他爲什麼自討苦吃自練軍隊，左宗棠一定能理解。別人不支持他“赤地立新”，左宗棠一定會出來支持他。
因爲深知左氏的性驕氣傲，所以他給左宗棠的這封邀請信寫得異常客氣：
 弟智慮短淺，獨立難扌耆，欲乞左右野服黃冠，翩然過我，專講練勇一事，此外，概不關白於先生之前。先生欲聾兩耳，任先生自聾也，吾不得而治之也，先生欲盲兩目，任先生自盲焉，吾不得而鑿之也。
意思是說，我請您做一個高級顧問，不敢讓您承擔那些瑣碎的俗務，只要居傍指點指點我就可以了。
令曾國藩萬萬不想到的是，左宗棠回給曾國藩一封極爲冷淡的信，明確拒絕，“文字似敬實疏，態度似謙實傲，與曾國藩之火熱心腸、尊奉情懷，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不僅如此，左宗棠在給朋友的信中談到此事時還語含譏諷：
滌公正人，其將略未知何如。弟以剛拙之性，疏淺之識，萬無以贊高深。前書代致拳拳，有感而已。 
很顯然，左宗棠不願做曾國藩的助手，主要原因是對曾國藩的“將略”評價頗低。在長沙期間的短暫合作，並沒有扭轉他對曾國藩才能的評價。況且當時曾氏以在籍侍郎練兵，非官非紳，地位尷尬，沒權沒錢，左宗棠不認爲他是能大有作爲的靠山。
收到了左氏的回信，曾國藩才發現自己原來在左宗棠心目中原來如此無足輕重。這令他深覺傷心。
不過如果能預知後來左宗棠加給他的種種難堪和傷害，曾國藩就會發現這次回絕實在已經是太客氣了。

五）

如果說初次見面，左宗棠認爲曾國藩缺乏才幹是因爲對曾氏缺乏瞭解，那麼，合作數月後，左宗棠應該充分認識到曾國藩剛健有爲、英明強幹的一面。然而他卻對曾國藩的評價卻仍然這樣低。這就不僅僅是“恃才傲物”所能解釋的了。
在曾左關係中，還有一個極爲重要的心理因素我們不能不提，那就是左宗棠的科舉情結。
左宗棠幼有神童之譽，讀書一目十行，舉一反三。他那頗有眼光的母親在他很小的時候就說，他的兩個哥哥將來只能做教書先生，他卻有萬里封侯的希望。
左宗棠自我期許亦極高，他終生最崇拜的人是諸葛亮，與朋友通信，動輒自署“今亮”（當今諸葛亮）、“老亮”。還在學生時期，他就“好大言，每成一藝，輒先自詫”。每寫完一篇文章，都要先自己驚詫一番：怎麼寫得這麼好啊！難道真的是我寫的嗎？成年之後，他更是恃才傲物，愛吹牛，愛自誇，“喜爲壯語驚衆” 。平平常常的吹捧他聽來根本不過癮，最喜歡聽過頭的吹捧，把他比作神仙聖人他聽起也不刺耳。曾國藩對此看得很清楚，晚年他曾對幕僚趙烈文說：“左季高喜出格恭維。凡人能屈體已甚者，多蒙不次之賞。此中素叵測而又善受人欺如此。”自視如此之高，現實卻不給他面子。左宗棠一生有一個觸不得的痛點，那就是科舉。他中舉之後，本以爲取進士如探囊取物。不想一個舉人卻成爲他功名的頂點。在這之後，六年之間三次會試，都名落孫山。這對本來一帆風順的他是一個極大打擊，一怒之下，他當衆發誓此生再不應考。
然而，在傳統時代，像左宗棠這樣不中進士，又不肯走捐官之類的歪門邪道的人，基本上就宣告了與官場絕緣，也實際上就等於斷送了他的“孔明再世”之夢。腹中再多韜略詩書，也沒有任何用處。因爲家貧，他早年入贅到妻子家中，這在傳統時代，對一個男人來說是極爲尷尬的事。他本來以爲自己能早早科名發達，擺脫這一屈辱的身份，不料天不遂人願，這種倒插門生活一連過了許多年。“自命不凡”、“口多大言”卻伴着“贅婿身份”、“連年落第”，左宗棠的性格因此集極度自卑與極度自尊於一體。
因此，對於那些高中科甲、飛黃騰達之人，左宗棠下意識中一直有一股莫名的敵意。在他後來的家書中，經常能看到他對科名中人的譏評之語，比如“人生精力有限，盡用之科名之學，一旦大事當前，心神耗盡，膽氣薄弱，……八股做得愈入格，人材愈見得庸下。”換句話說，在他看來，科舉越成功的人，能力往往就越差。
而曾國藩似乎天生就是左宗棠的反襯。曾左二人身上有太多相似之處：他們年齡只差一歲，一個四十一，一個四十。又同爲湖南人，一爲湘鄉，一爲湘陰。家境也相當，都出身小地主家庭。只因科舉運氣不同，如今命運迥異。曾國藩中舉之後，科舉路上極爲順利，中進士，點翰林，在翰林院中僅憑寫寫文章，弄弄筆頭，十年中間，七次升遷，到太平軍起之時，這兩個人，一個是朝中的副部級侍郎，一個卻是白衣的舉人，身份相懸，如同天地。左宗棠自認爲是國中無二的人才，比曾國藩高明百倍，卻進身無門，只好靠當師爺來過過權力癮。而曾國藩雖然才智平平，僅僅因爲科名運氣好，辦什麼事都能直通九重。曾國藩的存在，簡直就是上天用來襯托左宗棠命運的坎坷。所以左宗棠看待曾國藩，下意識中有一種莫名的反感。他一直戴着有色眼鏡，千方百計放大曾國藩身上的缺點和毛病，來驗證自己的“上天不公論”和“科舉無用論”，爲自己尋找一個心理平衡。想讓他左宗棠來做曾國藩的幕僚，這實在有點難。

 六）

咸豐四年三月，左宗棠重新出山，成爲新任湖南巡撫駱秉章的高參。而此後不久，湘軍宣佈練成，開駐長沙，準備進行長沙保衛戰。曾左二人自然再次開始打交道。
咸豐四年四月初二日，曾國藩親率湘軍首次出師，進攻駐紮于靖港的太平軍。曾國藩對這一戰寄予極大希望，以爲自己費盡心血打造出的這支勁旅肯定會旗開得勝，不料結果卻是大敗而歸。曾國藩沮喪羞憤之下，投水自盡，幸被部下救起。回船以後，曾國藩仍然尋找機會自殺，“其志仍在必死”。湖南官員聞此消息，無不幸災樂禍，唯左宗棠聞訊立即從長沙縋城而出，到湘江船上看望曾國藩。
雖然下意識地對曾國藩反感嫉妒，但左宗棠畢竟是一個奇男子，偉丈夫。雖然對曾國藩的才幹不以爲然，但他很清楚，像曾國藩這樣有血性肯任事的高官大吏天下罕見，這支新練成的湘軍已經是大清天下爲數不多的希望，曾國藩的生命安危已經關乎天下大局。所以，在曾國藩最需要支持的時候，他毫不猶豫地挺身而出。
曾左兩人具體聊了些什麼，史書沒有詳細記載。我們見到的最直接的資料是光緒八年左宗棠所作的《銅官感舊圖序》。左宗棠在這篇回憶文章中追憶此事道：
其晨，餘縋城出，省公舟中，氣息僅屬，所著單襦沾染泥沙，痕跡猶在。責公事尚可爲，速死非義。公閉目不語，但索紙書所存炮械、火藥、丸彈、軍械之數，屬餘代爲點檢而已。
就是說，左氏來到船上，看到剛被撈上來的曾國藩氣息奄奄，神情狼藉，衣服上還沾着河裏的泥沙。左宗棠責備曾國藩此舉糊塗，說勝負乃兵家常事，剛剛失敗一次就自尋短見，你怎麼對得起皇上的信任，怎麼對得起天下百姓？
曾國藩尷尬羞愧，只能閉目不語。等左宗棠說夠了，才睜開眼睛，讓人拿來紙，寫出所剩軍火的數量，請左宗棠幫他查點一下。
應該說，左宗棠的指責是有道理的。勝敗兵家常事。初遇失敗就要自殺，這實在不是一個軍人應該具有的心理素質。左宗棠挺身而出來看曾國藩，是情；大義凜然責備曾國藩，是義。這樣看來，左氏此舉，誠可謂情義交至。
但是左宗棠的表現其實並不是這樣恰當而完美，他的回憶其實有所避諱。李詳《藥裹慵談》中說，左宗棠在這次會面中，曾當面嘲笑曾國藩爲“豬子”，也就是湖南話笨蛋之意。如果說《藥裹慵談》是孤證的話，那麼王闓運的那句“左生狂笑罵豬耶”則可作爲旁證。左宗棠對曾國藩，不但責以“大義”，還曾冷笑譏嘲，破口痛罵。罵他這麼點小事都轉不過腦筋來，實在笨得像豬。
原來左宗棠對處於極度痛苦之中的朋友，就是這樣“安慰”的。乍聽起來有點駭人聽聞，不過細想一下，倒也符合左宗棠的天生炮筒子脾氣。與以後左宗棠多次對曾國藩的無理謾罵相比，這一罵畢竟光明正大，目的是想罵醒曾國藩。只是遇事一根筋的曾國藩被罵之後，似乎一時並未猛醒，還是默默準備着再找機會自殺。幸虧此時湘潭大捷消息傳來，另一路湘軍取得了大勝。這場勝利是太平軍軍興以來清軍取得的最大一次勝利，這一消息立刻使曾國藩轉悲爲喜，從牀上跳了下來。
湘潭大捷確立了湘軍的聲望。曾國藩在湖南的境遇也立刻大大好轉，應駱秉章之請，重新搬回長沙辦公。曾國藩與左宗棠同處長沙，兩人過從甚密，“無一日不見，無一事不商”。左宗棠不但是駱秉章的高參，也成了曾國藩的高參。
然而性格上的衝突卻導致二人的合作再一次落入低谷。
湘潭大捷後，湘軍又連獲武昌、半壁山、田家鎮三處大捷。在官兵處處望風潰逃、不堪一擊之際，湘軍卻一枝獨秀，成了大清王朝的中流砥柱。曾國藩因此難免躊躇滿志，露出不可一世之態，以爲太平軍可舉手而平。而一直冷眼旁觀的左宗棠卻認爲，連勝之後的湘軍全軍上下都已經顯出驕態。將士皆驕，是軍事之大忌，也是由盛轉衰之機。所以他致書曾國藩，批評他存在輕敵思想，說湘軍此時“將士之氣漸驕，將帥之謀漸亂”，要求他提高警惕，以防大的閃失。
左宗棠的出發點當然十分良好。但問題是他的書信風格一貫是滿紙批評，“書辭傲誕”，把曾國藩置於比白癡強不了多少的角色上加以批頭蓋臉的訓斥。
此時的曾國藩已經今昔對比，不再是被湖南通省官員看不起的灰溜溜的“落水狗”，而成了大清王朝的救星。他修養再好，此刻也不免“頗露驕愎之氣”。況且壯年時的曾國藩脾氣其實也很暴烈，內心深處的驕傲一點也不亞於左宗棠。曾左兩人都以“剛強”聞名。左宗棠的剛是竣烈嚴厲、鋒芒畢露之剛，他曾自謂：“丈夫事業，非剛莫濟”。而曾國藩的剛雖然是外柔內剛，但強度絲毫也不遜於左氏。他說自己：“素有忿很不顧氣習，偏於剛惡。”（晚年他還說自己“漸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可見他脾氣暴烈的一面。）兩剛相遇，必有一傷。在長沙他對左宗棠雖然表面上一直笑臉相迎，但是越謙虛的人其實自尊心往往越強，在和左宗棠相處的過程中，他已經忍足了一肚子惡氣，現在左宗棠如此不禮貌，他再也不想忍氣吞聲、虛與委蛇了。
所以對左宗棠的幾次居高臨下式的指點，他一字未回。
剛開始，左宗棠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還繼續去信指點曾國藩。及至四五封信都沒有接到迴音，他才明白，曾國藩生氣了。
左宗棠已經習慣了曾國藩的寬厚和包容，他似乎從沒有想到過，曾國藩也會生氣。因此，發現曾國藩真的不理他之後，也感覺有些後悔。不過在給朋友的信裏，他仍然不承認自己有什麼錯誤：
 弟數與書而不一答，蓋嫌其太直也。……諸君以狂直目我，冤哉冤哉。
然而問題是，左宗棠的脾氣極差，眼光卻是極其高明的，不久，曾國藩的湘軍於咸豐四年年底果然大敗於江西湖口。太平軍燒燬湘軍水師戰船百餘艘，衝上曾國藩座船，殺死他的管駕、監印等官，盡獲其文牘。曾國藩倉皇逃跑，“呼救無從”，又一次試圖投水自盡。太平軍湖口之戰的勝利，一舉扭轉了西征的整個戰局。至此，曾國藩沿江東下的攻勢被瓦解，迅速佔領江西的計劃也被粉碎了。
因此一敗，曾國藩內心更推重左宗棠，而左宗棠更看不起曾國藩。不久，曾國藩移兵江西，步入危地，又與江西官員相處不睦，處境極爲困難。左宗棠在與朋友的書信中，一直不忘津津有味地譏評曾國藩的表現。咸豐六年十—月十四日致胡林翼信中說；“滌公方略本不甚長，而事機亦實不順利。聞有西安將軍銜命來江之說，恐此後日益爲難。見與江西大僚構釁已深，傾之者多．將來恐同歸於糟而已。”又說：“滌公（曾因藩)年來意興索然，於人材罕所羅致，所部傑出者頗少。”此外還有“鄉曲氣太重”、“才亦太缺”、“於兵事終鮮悟處”(皆致胡林信中語)等惡評。說到極處，左宗棠更認爲曾氏用兵呆滯，“非辦賊之人”，以爲曾氏之纔不足以平定太平天國，要拯救大清王朝，還需要別人出手。
罵歸罵，左宗棠的大局觀卻一直非常清晰。他十分清楚如果曾國藩徹底失敗，天下大勢將更不可爲，所以一邊譏評曾國藩，同時也不遺餘力地對湘軍加以救助。當石達開突入江西后，左宗棠擔心江西全局因此而潰，禍及湖南，他說：“吾爲滌公（曾國藩）危，亦爲吾鄉危”，因此向湖南巡撫駱秉章建議迅速支援江西:“以時局論，固無有急於援江西者。”在左宗棠的主持下，湖南派出劉長佑速帶援軍於咸豐六年初趕往江西，救曾國藩於危難之中。後來又陸繼派劉騰鴻、曾國荃、周鳳山、王珍等軍東援江西，並在接濟軍餉方面給了曾國藩以慷慨幫助。兩人的關係因此又多雲轉晴，重修舊好。左宗棠的惡評當然或多或少會傳入曾國藩的耳朵，曾國藩卻沒有過任何反駁或者辯白。他把這些話默默地嚥了下去，對左宗棠仍然一如既往地推重。咸豐六年，曾國藩老弟曾國荃在湖南募兵，寫信給哥哥討教用兵方法。曾國藩寫信給他，讓他多聽左宗棠意見：“一聽駱中堂，左季兄之命，敕東則東，敕西則西。”可見他對左宗棠才幹的絕對信任。

 七）

曾國藩把左宗棠那些刻薄入骨的話全部默默嚥下，這一方面是由於他過人的修養，另一方面，是因爲左宗棠對曾國藩軍事指揮才能的批評並非沒有道理。
毫無疑問，曾國藩是中國歷史上一流的軍事家。他用兵的長處在於大局觀好，老成持重。曾國藩做人以拙爲本，在軍事上，也以“結硬寨、打呆仗”聞名，他打仗第一要求是“穩”，在行軍、紮營、接仗等各個環節，都力求先立於不敗之地。《孫子兵法》強調：“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曾氏深得此旨之妙，他力戒浪戰，不打無準備、無把握之仗。他行軍打仗數十年，除一開始幾次失手外，沒有大的跌蹉，正是得力於此。
但凡事過猶不及，腳踏實地固然是做事的基本原則，但是兵者詭道也，有一些特殊情勢下，也需要敢於冒險，大踏步前進。在這樣的時候，曾國藩身上的弱點就顯露出來了。他從來不敢出奇兵，用奇謀，因此錯失過許多好機會，許多時候事倍功半。
比如後來在咸豐十年初，李秀成再破江南大營，蘇州常州失陷的時候，本來曾國藩有迅速擴張勢力，一舉包圍天京的可能。當時蘇浙兩省大部都已經淪陷。胡林翼寫信給曾國藩，替他出主意，勸他不要再圍攻安慶，而是趁蘇省殘破，舊有的文武大員下落不明之時，直接以能幹任事的李元度、沈葆楨、李鴻章、劉蓉等人分領蘇贛浙三省的巡撫等職位，利用這些地方的豐厚餉源供養軍隊，分南北西三路跳過長江中游，直接向南京展開包圍。應該說，這是一步奇招，多少有點冒險，卻也有七成以上的勝算。左宗棠對這個建議也雙手贊成，認爲江南大營的潰滅，給了湘軍以大發展的極好機會，機不可失，失不再來。如果曾國藩聽從胡林翼的建議，也許蘇常淪陷以後的江南大局，不必要三年之後方能逐漸改觀。
然而曾國藩對平定太平天國，有自己的一定之規，那就是“穩紮穩打、步步爲營”、“先取上游，再規下游”。從長江上游向下打起，一個一個城市拔釘子，直到攻下天京。不管胡林翼如何激勸，曾國藩就是不爲所動。這令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等人都扼腕長嘆。
曾國藩平生長於自省，因此對自己用兵的長與短，心裏也很清楚。同治五年，曾國藩剿捻欠效，在《病難速痊請開各缺仍留軍中效力摺》中就這樣談到自己的用兵問題：
 臣不善騎馬，未能身臨前敵，親自督陣。又行軍過於遲鈍，十餘年來，但知結硬寨、打呆仗，從未用一奇謀、施一方略制敵於意計之外。此臣之所短也。
百餘年以來，中國人對曾國藩不斷進行神化，把他塑造成了事事完美無缺的聖人。事實上，曾國藩凡事都追求最紮實、最徹底，固然把風險降到了最低，卻也大大影響了效率。左宗棠卻總是在尋找效率最高的途徑，在適當的時候，他絕不害怕冒險。因此，兩個人的軍事思想經常發生衝突。左宗棠批評“滌相於兵機每苦鈍滯”，確有七分道理。

二、第一次斷交

一）

截止咸豐七年以前，雖然曾左二人的關係時晴時陰，疙瘩不斷，風波迭起，但是與咸豐七年二月曾國藩與左宗棠的那次大沖突相比，一切都無足輕重了。
咸豐七年前後是曾國藩生命中最困難、最痛苦的時期之一。此時他創立的湘軍已經轉戰三載，屢立戰功，但是處境卻越來越尷尬：由於皇帝對他抱有防範心理，不肯給他以督撫地位，使他領兵三載，一直孤懸客處，用兵、用人、用餉無處不難。特別是在江西期間，由於手中沒有行政權力，雖然湘軍爲保衛江西終日苦戰，仍然被江西通省視爲額外負擔，始終受到官僚大吏們的排擠和刁難，可謂步步荊棘，處處碰壁。曾國藩飽受欺凌，鬱憤滿懷，心力交瘁，走投無路，精神幾近崩潰，以至在與劉蓉的信中說出了這樣的話：
所至齟齬，百不遂志。今計日且死矣，君他日誌墓，如不爲我一鳴此屈，泉下不瞑目也。
恰在此時，一紙家書傳來，曾國藩父親於咸豐七年二月四日去世。得到這個消息，曾國藩如遇大赦。他迅速把軍務交給他人，給朝廷發去一封陳請開缺的奏摺後，不待皇帝批覆，即於二月二十一日起程回家，爲父親辦理喪事去了。
作爲領兵大臣，擅自離開軍營，是一件嚴重違反軍紀的事。一貫以忠貞自誓的曾國藩在軍事危急之際做出這個決定，確實顯得有些不負責任。但曾國藩此舉，實屬迫不得已。他是想通過此舉，表達對清政府的不滿，也想借這個機會，向皇帝申明自己所處“極不得位”的真實處境。咸豐皇帝雖然頗爲震怒，但是他對曾國藩的艱難處境心知肚明，加上湖南巡撫駱秉章和湖北巡撫胡林翼不斷爲曾國藩說情，遂傳旨給假三個月，委軍一事免於追究。朋友當中，胡林翼、吳敏樹等都對曾國藩的舉動表示了理解，多次去信對曾國藩加以安慰，吳敏樹在信中說：
 曾公之事，暴於天下，人皆知其有爲而爲，非從其利者。
按理說，在曾氏如此困難之際，作爲朋友，左宗棠對曾應該加以理解安慰纔對。但是左宗棠卻在這個當口，寄來了一封信，對曾國藩大義凜然地加以嚴厲批評。
信的開頭，左宗棠就劈頭蓋臉地從儒家倫理原則高度出發，批評曾國藩委軍歸家，是不忠不義、不負責任的表現：
 《綱目》一書，於奪情題後一事，總以其人所處之時地爲斷，所以重綱常、維名教而警偷薄之俗也。至“金革之事無避”一語，經義直捷了當，更無可疑……
接下來左宗棠又嘻怒笑罵，捎帶嘲諷了曾國藩兵略平常：
 老兄之於兵事，誠不敢謂其有功無過，然竭其心與力所可到而黽勉爲之，此念尚可見諒於朝廷……老兄之出與不出，非我所敢知也；出之有濟與否，亦非我所敢知。區區之愚，但謂匆遽奔喪、不俟朝命，似非禮非義，不可不辨。
意思是說，你曾國藩領兵打仗，本來就犯了許多錯誤，喪失了許多機會。朝廷念你忠心耿耿，不予計較。不過這次你這番舉動，使你的忠心都值得懷疑了。你是不是聽我的勸重新出山，我不知道。你重新出山，憑你的本事，對國家大局能否有所幫助，我也不知道。但是你不待朝廷命令，擅自委軍奔喪，則非禮非義，我不能不嚴肅批評你。
從才能到品質，左宗棠把曾國藩批了個一無是處。可以想見曾國藩收到這封信後會多麼鬱悶。
事情還不止於此，除了寫信責罵曾國藩之外，左宗棠在公衆場合對曾國藩更加肆無忌憚地大加譏彈。“左恪靖（指左宗棠）在駱文忠（指駱秉章）幕中，肆口詆譭，一時譁然和之。” 曾國藩此次委軍回湘，是湖南官場一時談論的熱點，左宗棠每見一人，都大談曾氏平日擺出一副理學大家面孔，以誠自命，此次卻以父喪爲由，要挾君父，可見其居心並不如自己所稱那樣正大。
應該說，左宗棠的罵人功夫確實登峯造極，史上一流。其特點一是一針見血，毫不留情，二是得理不饒人，喋喋不休。曾國藩在官場上飛黃騰達，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憑“以誠爲本”的理學功夫博得大名。好，你不是以“誠”自許嗎？那麼我就用事實來證明你其實爲人不誠不忠。左宗棠下意識裏對曾國藩壓抑多年的嫉妒不平之心終於找到機會進行了一次光明正大的爆發。
道德是曾國藩最看重的資本，往這項資本上潑污水，是他無法忍受的。多年之後，他向人談起與左失和的始末時，還咬牙切齒地說：“我生平以誠自信，彼乃罪我欺，故此心不免耿耿。”
左宗棠這一罵，正發生在曾國藩情緒處於最谷低的時期。曾國藩要挾皇帝，並沒有得到期望中的結果，反被皇帝順水推舟，解除了兵權，讓他在家守孝。一下子，曾國藩弄巧成拙，成爲天下官場的笑柄，已經痛苦不已。而左宗棠的詆譭，又成了撒在曾氏傷口上的一把鹽，把曾國藩傷到徹骨，讓他終生難以釋懷。
正因如此，曾國藩對左宗棠的這封信根本不予回覆，從此與左音書斷絕。左宗棠沒接到回信，一時居然還很不高興，在四月二十日致胡林翼信說：
 此公才短氣矜，終非平賊之人。仁先、霞仙知其爲君子，而不以君子待之，殊可嘆。此輩宜置之高閣，待賊平再議耳。
但四處罵完了曾國藩，痛快完了嘴之後，中夜撫心自思，左宗棠也感覺自己做得有些過分。聽說曾國藩對他“見怪”之後，在給劉峙衡的信中他寫道：“滌公不候朝命，遂戴星而歸。弟力陳其不可。然審已無及，聞頗有見怪之意，則只可聽之。”在給王鑫的信中，他難得地做了一點自我批評：
 滌帥自前書牴牾後，即彼此不通音問，蓋滌以語言過亢故也。忠告而不善道其咎，不盡在滌矣。
就是說，雖然我說的都是正確的道理，不過方式方法可能有問題。但是曾國藩不給他回信，心高氣傲的他當然也不可能主動再去聯絡。他在給胡林翼的信中說：“此公（指曾國藩）仍負氣如故，我亦負氣如故也”。

二）

中國這片土地的魅力在於，雖然它整體上如此沒有個性，卻經常會在你意想不到之處跳出一兩個光芒四射的異人。左宗棠這個人對於中國文化的最大貢獻，也許不僅是他出衆的軍事才能，而更在於他那出人意料的個性。
經過漫長的歷史接力，在清代後期，中國的專制統治已經由治身深化到了治心。這個被統治者百鍊鋼化爲繞指柔的民族身上呈現出的普遍特點是退縮和含糊。而左宗棠卻似乎是一個天外來客，他身上的清可見底、鋒芒畢露、剛直激烈，與這個民族的整體氣質形成如此分明的反差。
左宗棠對曾國藩的這通嬉笑怒罵，符合他的一貫作風。他平生爲人，從來都是不平則鳴，有屁即放，從不藏着掖着，虛委與蛇。說話做事，不過多考慮後果，不太多考慮別人反應。他不光這樣痛罵過曾國藩，以後也同樣這樣痛罵過好友郭嵩燾等人。
這種性格當然很容易得罪人。胡林翼說他：“剛烈而近於矯激，面折人過，不少寬假，人多以此尤之。”也就是說，他經常當面批評別人，一點也不客氣，人多因此怨恨他。對於這一點，左宗棠自己當然也十分清楚。他自己說，“兄平生性剛纔拙，與世多忤。然不強人就我，亦不枉已徇人，視一切譭譽、愛憎如聾瞽之不聞不睹，畢竟與我亦毫無增損也。”也就是說，他決不因爲別人的看法而改變自己，別人的一切譭譽，他皆置之度外。
這種態度，有天生的性格因素，也有着左宗棠自己的價值取向在內。對於晚清社會萬馬齊喑、死氣沉沉的氛圍，對於晚清官場軟熟曖昧、含混和氣的作風，左宗棠痛恨不已，有意以自己的圭角，去刺破這種讓人窒息的沉悶空氣。如左宗棠自己所說：“弟平生待人，總是侃直。見友朋有過，見面糾之。……此即親家所謂太露圭角者也。現今風氣，外愈謙而內愈僞，弟所深恨。此等圭角，何可不露？”
左宗棠對自己的這種處世方式是十分看重的。他甚至認爲，自己對這個國家、這個社會的最大價值就在於此。領軍之後，他曾經有過這樣一番自我評價：
 滌公（曾國藩）謂我勤勞異常，謂我有謀，形之奏牘；其實亦皮相之論。相處最久、相契最深如老弟（郭崑燾）與潤公（胡林翼），尚未能知我，何況其他？此不足怪。所患異時形諸紀載，毀我者不足以掩我之真，譽我者轉失其實耳。千秋萬世名，寂寞身後事；吾亦不理，但於身前自諡曰“忠介先生”，可乎？ 
也就是說，曾國藩等人認爲他的優點是勤勞多謀，才華出衆。左宗棠認爲這是皮相之見。他認爲相處更久相知更深的郭崑燾、胡林翼等人，其實也不真正瞭解他。左宗棠夫子自道，他最大的特點和長處是“忠介”。
忠者，忠於國家，至死不渝。介者，耿直、堅定，一生固守真我，不因外界環境而稍稍折損自己的鋒芒。左宗棠這樣說，也真的這樣做到了。他堅信，自己的剛直忠介，既可以質諸天地鬼神而不屈，也可以施諸於朋友同事之中而不違。他的風格一開始可能很難爲人所接受，但時間長了，大家必然會理解他原諒他，而當大家接受了他的行事風格之後，那些複雜的事就變簡單了，沒有了那麼多虛僞做作的環節，交往效率和辦事效率反而大大提高。這就是他的“以直勝曲”論，與曾國藩的“以拙勝巧”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他的好朋友胡林翼爲人靈活，善於交往，長於運用權術，他卻說：“潤之喜任術，善牢籠，吾向謂其不及我者以此。”
這種性格無疑有着極富魅力的一面，特別是在晚清的官場，實在太需要上天偶爾颳起的這股清勁之風，一掃百餘年頹風穢氣。
但是，凡事過猶不及。任何一個優點前進一步，就立刻成爲缺點。左宗棠的優點在於他的清澈單純，而缺點也在於他清澈單純。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潛藏着“自我中心”、“高已卑人”的強大本能。這種本能，既能促人爭強好勝，建功立業，也能使人自矜自大，甚至嫉賢妒能。因此對於這種本能，必須如馴服烈馬一樣，施以一番陶冶磨鍊之功，得其益而去其害，才能最終成爲大賢大能。而左宗棠爲人，卻善於察人，不善自察。和曾國藩比起來，他的自省功夫無疑相差太遠，對於心中的自大自矜，他缺乏克化之功。因此，他的“直”，他的“清澈”，也就把內心深處的“忮求之意”直接呈現出來。他一生的兩大愛好，好聽過頭恭維和愛酷評他人，都根源於此。他一生從來不會拒絕別人的任何一句恭維，也從來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挑別人毛病的機會。特別是一遇到那些才力與自己相當之人，左宗棠就本能地變成一隻好鬥的公雞，總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攻擊傾向，開口即罵，專揭其短，無所不至。這在他後來與李鴻章、郭嵩燾的關係中表現得更爲明顯。
從大公角度看，曾國藩抽身退步，確實有損清軍戰鬥力。對曾國藩委軍歸家之舉，刻刻以天下爲念的左宗棠確實極爲不滿。左宗棠在給曾國藩弟弟曾國荃的信中介紹自己寫這封信的動機：
 昨接滌公二十五日醴陵來函。知已戴星旋里，此事似於義不合，蓋軍事重大。不比尋常宦遊可以自主……已詳作一函，力陳其不可。
從這個角度說，他有此一罵，也理所必然。
但是知人論世，不止有大公這一個角度。左宗棠和曾國藩畢竟是朋友。曾國藩在江西的困境左宗棠是十分清楚的，因此他如此指責曾國藩，就缺少了朋友式的感同身受設身處地。這反映出左宗棠性格中的致命缺陷，那就是情商太低。心理學家認爲，左宗棠這樣的多血質人格雖然具有較突出的外向性格，但“在處理複雜的人際關係上並不擅長，甚至有時對敏感的人際心理因素反應遲鈍”。確實，左宗棠的表現成了心理學家這一論斷的最佳註腳。

三）

相比左宗棠，曾國藩爲人就全面得多。
每個人的青年時代都是青澀的。青年時代的曾國藩和左宗棠一樣，也有着高已卑人、驕傲自大的一面。在早年離家到京服官之際，他那位識字不多卻深有識人之明的老祖父送給他這樣的臨別贈言：“爾的纔是好的，爾的官是做不盡的，爾若不傲，更好全了。”
老祖父的一句箴言當然不足以克去曾國藩身上的這個缺點。在北京的最初幾年，他的幾個至交都曾直言不諱地指出他的“傲慢”。他的好朋友邵懿辰說他的缺點第一個是“慢，謂交友不能久而敬也”；第二個是“自是”，聽不進不同意見。青年曾國藩的脾氣之大當時毫不亞於左宗棠。因爲脾氣火爆，曾國藩到北京頭幾年與朋友打過好幾次大架。那時的曾國藩，和左宗棠一樣，遇事只認理不認情，“凡事見得自己是而他人不是”。
和左宗棠不同的是，曾國藩下過一段紮紮實實的克已之功，以理學爲武器對自己“天賦之性”進行過深刻的反省和系統的糾正。居京十多年裏，曾國藩所做的最主要的事其實就是脫胎換骨，脫掉自己身上的“自我中心”、“高已卑人”，換上“誠恕”之心，謙虛之道。他的胸襟日益擴展，性格日益寬厚，到與左宗棠初次會面以前，他已經從一個血氣方剛凡事必爭的青年變成了一個涵養極好遇事忍讓的中年人，對朋友之道頗有見地。他認爲交友貴雅量，要“推誠守正，委曲含宏，而無私意猜疑之弊”。他總結說，對朋友，首先要誠，“凡人以‘僞’來，我以‘誠’往，久之則僞者亦共趨於誠矣”。第二是敬，“至於與人交際之道，則以‘敬’字爲主”。其次是恕，“我要步步站得穩，須知他人也要站得穩，我要處處行得通，須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謂達也。今日我處順境，預想他日也有處逆境之時；今日我以盛氣凌人，預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氣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孫”。然後是渾，“惟忘機可以消衆機”。人際交往中凡事不可過於計較，分得太清楚。最後，則要做到“不嫉妒”。曾國藩認爲這一點極爲重要，以至於他晚年以“不忮”也就是“不嫉妒”作爲遺囑，囑咐後人。
曾左早期合作的順利，正是建立在曾國藩的深厚修養之上。而左宗棠一生所有注意力都貫注於事功，在心性上缺乏了這一段功夫。這就是曾左最大的差距所在。
當然，一個人要成爲“內方外圓”的“聖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雖然經過了艱苦的自我砥礪，但是從北京剛剛來到地方官場，曾國藩的棱角仍然顯得過於分明，處事仍然過於方剛和理想主義，對地方官場上令人意想不到的黑暗污濁一時難以適應。他在江西數年與地方官不能相安，既有官場體制的原因，也有性格和處事方式的原因。
從咸豐七年二月到咸豐八年六月，曾國藩在老家呆了近一年半時間。這一段時間是曾國藩生命中除了道光年間刻苦自修之外，另一個極爲重要的生命關節點。極爲好勝的曾國藩像一個閉關的和尚一樣把自己關在屋子裏，一坐就是一整天，苦苦思索自己失敗的原因。他意識到，辦事風格手段過於生硬，是他處處碰壁的主要原因之一。
經過一年多的鄉居，曾國藩如同變了個人。他斬關奪隘，沒有被挫折打垮，反而本領大長。行動做事，由原來的方正，一變而爲圓通。他的人際交往能力，從此大大提高。這首先就體現在曾左關係當中。
左宗棠與曾國藩雖然關係僵了，但是和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的關係一直不錯，與曾國藩斷絕音信之後，與曾國荃卻音書不絕。這是曾左關係中一個有點奇怪的插曲。想想其實也理有當然。左宗棠與曾國荃性格相投，他們都是炮筒子式的人物，辦事直來直去，心急火燎，不似曾國藩的磨磨嘰嘰，瞻前顧後。他們命運也有共同之處，都是科舉不中，以軍功升遷，彼此同病相憐。更加上曾國荃從戎之初得到過左宗棠的用心指點，對左宗棠的才能十分欽佩，在資歷功業上又一直低左宗棠一等，對左氏的聲威名望從不曾構成威脅，左宗棠一直從容地保持着居高臨下之勢，所以兩個人終生關係不錯。
曾國藩不回左宗棠的信，卻不想因自己而影響弟弟與左宗棠的關係，因此特意給弟弟寫信說：
 左季高待弟極關切，弟即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懷智術以相迎距。凡人以僞來，我以誠往，久之則僞者亦共趨於誠矣。
曾國荃本來夾在兄長和朋友當中，不知如何是好，這下知道了兄長的態度。在與左氏保持交往的同時，他還想方設法調和二人關係，勸哥哥先給左宗棠寫封信。
這恰恰和曾國藩想到了一處。在曾國藩居鄉時期的反思中，也包括了對與左宗棠關係的反思。經過反覆思考，曾國藩認爲，從恕道待人的角度出發，他應該寬恕左氏的這一舉動。畢竟在他心中，洶洶天下，只有胡林翼、左宗棠二人是真正的英雄豪傑。要拯救天下，離不了與這兩個人的通力合作。後來的咸豐九年正月初一日，曾國藩在家書中曾這樣評價：“今日辦事之人，惟胡潤之、左季高可與共事。此外皆若明若昧，時信時疑，非季弟所能俯仰遷就也。”可見他對左宗棠的一貫重視與推崇。因此在弟弟的勸解下，他開始努力恢復與左的關係。
然而，被人指着最痛處罵了一頓之後，還要主動修好，邁出這一步不是那麼容易的。咸豐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他在與弟弟信中寫道：“弟勸我與左季高通書問，此次暫未暇作，準於下次寄弟處轉遞，此亦兄長傲之一端，弟既有言，不敢遂非也。”三月三日，在另一封信中寫道：“季高處此次匆遽，尚未作書，下次決不食言。”可見這封信寫得多麼不容易。四月初九日，這封復交信終於寫成，他在給弟弟的信中寫道：“弟前請兄與季高通信，茲寫一信，弟試觀之尚可用否?可用則便中寄省，不可用則下次再寫寄可也。”
曾國藩既然伸出的橄欖枝，左宗棠自然也不怠慢。他的回信寫得相當熱烈：
沅浦遞到手書，敬悉近狀之詳，喜慰無似。不奉音敬者一年，疑老兄之絕我也，且思且悲，且負氣以相待。竊念頻年，搶擾拮据，刻鮮歡忄宗，每遇憂思鬱結之時，酬接之間亦失其故。意有不可，即探紙書之，略無擬議。旋覺之而旋悔之，而又旋蹈之。徒恃知我者不以有它疑我，不以夫詞苛我，不以疏狂罪我。望人恆厚，自毖殊疏，則年過而德不進之徵也。來書雲晰義末熟，翻成氣矜，我之謂矣……尊恙聞服衛生丸頗效，然否?若然，則非僅血虛可知。如須此者，當爲覓之。弟小兄一歲，近亦頹然，可憎厭也。近代草籌餉一疏上，乞教之。仁先時有書來，言都下事，多令人憂者，不敢尋覽。先此略復，餘俟續致。
信的大意是說，接到你弟弟轉來的信，我實在是太高興了。一年沒接到你的回信，我疑心你徹底與我絕交了，我又思念，又傷心，但是仍然負氣等待，不願先認錯。但是反思這些年，事務太繁、困難太多，所以接人待物，常常出錯。心中冒出一個念頭，常常不假思索就形之於文字，剛發出去就後悔了，但是不久又犯同樣的錯誤。我心中總以爲，作爲知友，大家都知道我的性格，不會怪罪我。這就叫做責人嚴而責已疏，無疑是我自我修養不夠的表現。
這可能是左宗棠一生最誠懇的一次自我批評了。原來內心深處，左氏也有對友誼的極端珍視，對自己的深刻懷疑。左宗棠在家中排行最小，哥哥姐姐都比他大很多，加之又聰明伶俐，所以他自小受盡寵愛，凡事都是別人包容他，讓着他。在與朋友相處時，他也不自覺地居於此種心態。他與曾國藩的關係，就如同一個任性不懂事的小弟弟和一個寬厚忍讓的大哥哥一般，在大哥哥面前小弟弟一直不知分寸，任意囂張。所以他罵過曾國藩之後，自己並不當回事。因爲曾國藩是他朋友中脾氣最好、心胸最闊的一個。沒想到這一罵，徹底傷了曾國藩的心。一年時間，不見曾國藩回信，他確實後悔了。只有失去了這份友誼，他才發現到曾國藩的誠摯、寬厚是多麼可貴。因此，曾國藩意外地主動伸出復和之手，他當然十分感動，以至寫出這樣少見激動熱情的文字。
兩人中斷了一年多的書信來往又從而恢復。
雖然曾經譏諷曾氏再出，“有濟與否，亦非我所敢知”，其實左宗棠是非常清楚曾國藩這樣“勇於任事”之人對於中興大業的重要性。在胡林翼的協調下，四月二十五日，左宗棠替駱秉章起草奏摺，與胡林翼一起，請朝廷起用曾國藩。由於戰局重又緊張，皇帝不得不勉從其請，命曾國藩重新出山。曾國藩聞名即起。
經過一年多的反思，曾國藩面目大變。在人際交往上，他更加圓通和氣，他到了長沙，首先拜遍大小衙門，連小小的長沙縣衙他也親自造訪。拜訪左宗棠當然也是他的重要日程。他在長沙與左宗棠一週之內數次深談，十六日又“至季高家赴宴”，並集“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爲一聯，請精於篆書的左宗棠書寫，表示謙抑之意。遂“交歡如初，不念舊惡”。 

三、“滌帥與我，情意郛洽之至”

一）

曾國藩以謙卑圓融之態營造了比以前更舒適的生存空間。而左宗棠的傲慢卻終於受到了報復。咸豐九年底，左宗棠遇到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跌蹉。
咸豐四年入幕後不久，駱秉章就開始對左宗棠是言聽計從；按左宗棠自己的話說：“所計畫無不立從。一切公文，畫諾而已，絕不檢校。”
《南亭筆記》這樣記載：
 左文襄初以舉人居駱文忠公幕府，事無大小，專決不顧。文忠日與諸姬宴飲爲樂。文襄嘗面嘲之曰：“公猶傀儡，無物以牽之。何能動邪？”文忠乾笑而已。
說的是駱秉章把一切交給左宗棠，自己每日只是飲酒作樂。左宗棠當面嘲笑駱秉章說，你不過就是一個木偶，我怎麼牽，你怎麼動。聽到如此露骨的嘲諷，駱秉章也只有乾笑而已。這則佚事從情理上來講絕無可能，左宗棠再驕橫，也斷不至此。不過，作爲描摹駱左關係的一幅漫畫，卻十分生動傳神。
由於駱秉章如此放手，左宗棠也就毫不客氣，把自己當成了真巡撫，將全省官員當成自己的下屬，“一意孤行”，對那些品級很高的大員也不假顏色。雖然在左的治下，湖南“自刑名、錢穀、徵兵、練勇與夫厘金、捐輸，無不佈置井井，洞中機要” ，但他的作風卻得罪了許多官員。在湖北居官之李香雪就寫信告訴胡林翼：“湘中人來，頗怨左公。”左氏自己也感到“所處之地介於不紳不幕之間，蹤跡太幻”，遂“爲世所指目”。
關於這次災難的起源，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徐宗亮《歸廬談往錄》記載，永州鎮總兵樊燮曾經拜訪湖南巡撫駱秉章，身爲幕僚的左宗棠出與樊燮共談，不料雙方“意大齟齬”，雖然樊燮爲二品大員，左宗棠以一介舉人，居然“進起批樊頰”，並且大肆詈罵，使“樊不能堪”，兩人從此結下不解之怨。
而據劉成禺《世載堂雜議》記載，咸豐九年，永州鎮總兵樊燮因事謁見駱秉章。駱秉章讓樊燮直接去見左宗棠。總兵是二品大員，但清代重文輕武，左宗棠更是看不起胸無點墨的武官。樊燮自恃大員身份，見了左宗棠沒有請安，惹得傲慢慣了的左宗棠怒氣大發：“武官見我，無論大小，皆要請安，汝何不然？”不料樊燮也是個倔性子，頂撞道：“朝廷體制，未定武官見師爺請安之例，武官雖輕，我也朝廷二三品官也。”
左宗棠平時最忌諱人家提他的“師爺”身份。中不了進士才卻給人家當師爺，這是表面上風光無限的左氏內心的隱痛。他最受不了別人因爲他的師爺身份而輕視自己，因此勃然大怒，上前一腳踢翻了樊燮，嘴裏還大罵：“王八蛋，滾出去!”不久，左宗棠就慫恿駱秉章彈劾樊氏，使他被革職回了老家。
事實是否真的如此具有戲劇性已不可考。但是左宗棠慫恿駱秉章彈劾樊燮確有其事。官場之上，冤家宜解不宜結，因爲你不知道哪塊雲彩有雨。樊燮與湖廣總督官文關係極爲密切。在官文的支持下，他一個狀子把左宗棠告到了朝廷，說左宗棠是“劣幕”，一官兩印，囂張跋扈。一個師爺敢打二品大員耳光，這還了得？朝廷發下諭旨，命人逮捕左氏，“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一時之間，不可一世的左師爺頭顱岌岌可危。
聞聽左氏遇禍，曾國藩“焦灼極切”，他不光爲朋友憂，也爲大局憂。他在家信中憂心忡忡地寫道：
湖南樊鎮一案，駱中丞奏明湖南歷次保舉，一秉至公，並將全案卷宗封送軍機處。皇上嚴旨法責，有“屬員聳恿，劣幕要挾”等語，並將原奏及全案發交湖北，原封未動，從此湖南局面不能無小變矣。
左宗棠遇到的這一大難，可與曾氏家居困境相比。左當時對曾是雪上加霜。此際曾國藩卻對左雪中送炭，關愛有加。他十分體諒左宗棠此際的心境，怕他因爲驚憂過度，損害健康，因此去信加以寬解。九月三十日，曾在給左的信中寫道：“得聞樊案又生波折，深恐臺端憤悒自傷，適丁果臣一信，道所以處之之法甚精當，想潤帥已抄送左右矣。”
除了溫辭慰問，曾國藩還全力以赴，託關係走後門，幫左氏解脫。咸豐帝將此案交湖北正考宮錢寶青審辦，錢寶青是曾國藩的門主，於是曾氏以座師身份，請他設想緩解。在錢的努力下，左氏暫時未獲牢獄之災，得以順利離開湖南。
咸豐九年十二月，左宗棠退出了巡撫的幕府，以北上會試爲名，打算“直之於朝”，在皇帝面前剖白此事原委。他對這個極端的辦法本來也心裏沒底，一路風雨交加，前途茫茫，心情極差。路上他收到了胡林翼寫來的信，勸他不要北上，因爲陷害他的人並不會因爲他離開幕府而罷手，正在四處佈置，他去北京，無疑是自投網羅。左宗棠看了這封信，感到進京既無出路，回到老家，對方仍能“尋蹤而得”，深感“側身天地，四顧茫茫”，無安身之地。思前想後，他決定避難軍營。於是調頭南旋，來到宿松曾國藩大營。曾國藩對左氏的到來大表歡迎，二十天中，他與左“昕夕縱談東南大局，謀所以補救之法”。 左宗棠向曾國藩表示，請讓他自帶一隊湘軍，以一個普通小營官自效，萬一官文等“必不相舍，山北山南網羅密佈，即匿影深山，亦將爲金丸所擬”，那就帶隊“策馬衝鋒”，以戰場上結束自己的生命。可見悲觀到了何等地步。
天下之事，每每禍福相生。誰也沒想到，這一次天子親自問罪，竟成爲左宗棠一生命運的重大轉折。由於左氏一人事關湖南大局，所以許多大吏特別是兩湖官員，積極展開營救。除了曾國藩的努力，還有許多人共同出手。胡林翼寫信向官文說好話，老朋友郭嵩燾向肅順求助。在一番緊鑼密鼓的營救下，事情出現了戲劇性的轉機。
在“樊燮京控案”以前，就多次有人向咸豐皇帝舉薦過左宗棠其人。咸豐因此對左氏印象頗深。這次案件中，又有這麼多人爲左宗棠求情。潘祖蔭甚至對皇帝說出“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這樣的話，皇帝因此對左氏更加好奇。因此特意專旨詢問曾國藩，想聽聽曾國藩對左宗棠的評價，以及能否調到曾的麾下使用。曾接旨大喜，於咸豐十年四月回覆說：“（左氏）剛明耐苦，曉暢兵機，當此需才孔亟之時，或飭令辦理湖南團防，或簡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圖報，有裨時局。”
曾國藩明知樊案之後左宗棠已不可能再在湖南辦團，但卻將此列爲首選，其用心在爲左宗棠謀取實際官階，即疏中明白說明的“藩、臬”之職。曾國藩推薦左宗棠，不似胡林翼、潘祖蔭那樣渲染鋪張，但卻直截了當地爲之謀官謀權，更有力度。
皇帝於是命左氏以四品京堂候補，作爲曾國藩的助手，襄辦湖南軍務。而此前左宗棠因做多年幕僚，得到的官銜是五品兵部郎中。左宗棠做夢也沒想到曾國藩等一干朋友的援手，居然使他枯木逢春，化大凶爲大吉，他說對此際遇感到“實非夢想所期”。一沒有掉腦袋，二沒有回老家，對朝廷與朋友們感激次骨，遂磨掌擦掌，準備在曾國藩帳下大幹一番。得到左宗棠這樣的有力助手，曾國藩當然如虎添翼，他決定放手讓左氏大幹，派他到湖南募勇，自成一軍，以做獨當一面的打算。左宗棠僅一個月時間，就募了五千人。此刻的左宗棠意興勃勃，雄心大熾，他在家書中寫道：“此去務要盡平生之心，轟烈做一場，未知能遂其志否？”

 四、“絕無良心科第二名”

一

隨着左宗棠地位的迅速上升，他與曾國藩的關係又一次出現了惡化。
首先當然還是用兵方略上的爭執。
投身曾國藩之前，左宗棠批評起曾氏之兵略從來沒有客氣過。既爲麾下之後，左宗棠對曾的許多軍事判斷雖然不再公開嘲諷，但與朋友們交流時仍直言不諱。比如聞聽太平軍佔領浙江後，曾國藩的判斷極爲悲觀，驚呼道：“現在蘇、浙兩省膏腴之地，盡爲所有，窟穴已成，根柢已固，……東南大局，收拾愈難。”左宗棠卻認爲這是一件好事，太平軍捨棄長江中游的安慶地區，而專集於下游，“大局頓有轉機” 。事實證明左的看法確實比曾更有見地。
早在咸豐十年三月，左宗棠就建議曾國藩“先以偏師謀取吳越”。曾國藩卻堅持所謂“穩紮穩打”之法，拒絕此議，進駐皖南萬山叢中的祁門。左宗棠雖然沒有公開批評，卻在寫給兒子的信中流露出輕蔑之色：“滌公於我極親信，毫無間言。唯才略太欠，自入窘鄉．恐終非戡亂之人。”
離開曾國藩羽翼之後，左宗棠開始接連不斷地與曾國藩爭辯兵機。他認爲曾國藩用兵過於拙滯，對自己的束縛過多，在信中經常對曾發出抱怨。隨着浙江巡撫做得越來越順手，左宗棠對曾國藩的批評也越來越直言不諱。在給駱秉章的信中，他這樣表達自己的委屈：“滌相於兵機，每苦鈍滯，而籌餉亦非所長，近日議論多有不合。祇以大局爲重，不能不勉爲將順，然以難矣。”
入浙之初，左宗棠對曾國藩的建議還是惟命是從至少積極響應的，但隨着他在浙江腳根扎穩，對曾國藩就越來越輕慢起來。曾國藩對周開錫，李慶霖二人十分反感，要求左宗棠斥退他們。左宗棠卻對曾國藩的用人之道不以爲然，“恪靖（指左宗棠）嘗謂文正（指曾國藩）無知人之明，故文正所棄者，無不重用” ，反而委此二人以重任。同治元年，當太平軍進攻曾國荃部時，曾國藩要求左宗棠派蔣益灃一軍往援，左宗棠卻拒不從命。曾國藩於浙事或者楚軍的“大調度”，都通過書信或者諮文商之於左，可是左卻“每置不肯”。曾國藩寄給左宗棠的信件，左動不動就不予回覆。以至於曾國藩在一封信中這樣抱怨道：“每有大調度，常以緘、諮敬商尊處，公每置之不論，豈其未足與語耶?抑自足而拒嘉謨耶?盍亦箴砭而推輓之?”
與左宗棠的合作中，曾國藩不得不又一次回到忍氣吞聲、逆來順受的角色。和別人他不好說什麼，只能對親兄弟一吐肝肺。同治二年五月初二日，他在致曾國荃的信中這樣說：“餘因呆兵太多，徽祁全借左軍之力，受氣不少。此後餘決不肯多用圍城之呆兵矣！”鬱怒之態，溢於言表。
不論有多少不愉快，曾左二人關係表面上還是過得去的。雖然左宗棠說出“公與弟均尚氣好辯，彼此爭論，更涉形跡，於大體多所窒礙也”之類的重話，但雙方從來沒有撕破面皮。因爲曾國藩位爲兩江總督，左宗棠是浙江巡撫，名位畢竟在曾國藩之下，不得不時時壓制自己的氣焰。但當左宗棠升任閩浙總督，與曾國藩地位相等後，二人衝突就開始表面化了。
二人第一次衝突的導火線是軍餉問題。
湘軍不是經制之兵，軍餉一直是曾國藩最頭疼的問題。當湘軍頓兵南京城下之時，曾國荃每天只能發四成餉，士兵連半飽也吃不上，只能煮粥度日。
爲了保證湘軍軍餉供應，曾國藩保舉沈葆楨出任江西巡撫，因爲江西是湘軍重要的餉源地。沒想到出任江西巡撫不久，地方主義傾向就壓倒了對曾國藩的感激之情，沈葆楨急於在江西幹出成績，想把江西財政收入都留爲己用，不再爲湘軍供餉。曾國藩聞訊大急。沒有了這筆餉銀，南京城下的湘軍只有兩條路，一是譁變，二是在南京城下被活活餓死。
曾沈二人爲了爭餉，在皇帝面前打起了筆仗。對於沈葆楨的忘恩負義，曾氏大營的所有人都氣憤填膺，他們紛紛說，如果朝廷設一個“絕無良心科”，沈一定取得第一名。
曾國藩爲此“鬱悶殊甚”，寫信給左宗棠說：
幼丹（沈葆楨的字）中丞與敝處大相齟齬，將漕折全行截留，初不省其開罪之由。以中才而當末流之世，處權勢之地，固宜叢尤悔而不自知乎？
曾國藩把左宗棠當成了心腹和知己，才如此推心置腹地談論此事。他萬萬沒想到，升任了總督的左宗棠在回信中沒接他的話茬，卻爲沈葆楨報起了不平。
原來，左沈二人此時已經走到了一起。戰爭形勢的發展，使左沈有了共同的利害關係。因爲左氏軍隊在浙江阻擋太平軍入贛，爲江西起了屏障作用。左宗棠還多次帶兵入贛剿殺江西境內的太平軍。沈葆楨雖然不願爲曾氏供餉，卻願意爲左氏供餉，雙方因此關係密切，情投意合。在和曾國藩打奏摺官司時，沈葆楨甚至還把左宗棠帶兵入贛，高風格地不用江西餉銀的事蹟寫入奏摺，以此貶低曾國藩 。
因此，當沈葆楨與曾國藩打起奏摺官司時，左宗棠站到了沈葆楨一邊，拒不爲曾國藩說話。在沈葆楨以開缺威脅朝廷時，左宗棠則公開替沈葆楨抱不平。他寫信指責曾國藩說：現在你的好朋友郭嵩燾（湘系元老）升任廣東巡撫，而你的敵人沈葆楨卻籲請開缺，“一益一損，且幸且懼”。意思是說，反對你的人，你逼得他走投無路。順應你的人，就步步高昇，你的獨斷專行，已經讓人畏懼了。
面對左宗棠措辭尖銳的質問，曾國藩採取了一如既往的忍讓態度，沒有進行過多的解釋和爭辯，但心中難免不存芥蒂。在曾氏大營中人看來，左宗棠此舉證明，他已經可以步沈葆楨之後，取得“絕無良心科”的第二名了。曾左二人日後關係日漸疏遠，在此就打下了深刻的伏筆。何況成爲總督之後，左宗棠與曾國藩的書信往來又恢復了舊日飛揚跋扈指手劃腳之態。筆記中有這樣一條記載：
（左宗棠）一日來諮，極詆文正（曾國藩）用人之謬，詞旨亢厲，令人難堪。文正復之雲：“昔富將軍諮唐義渠中丞雲：貴部院實屬調度乖方之至。貴部堂博學多師，不僅取則古人，亦且效法時賢，其於富將軍可謂深造有得，後先輝映，實深佩服，相應諮覆云云。” 
以曾國藩之修養，如非鬱怒已極，決不會以這樣的嬉笑怒罵尖酸刻薄來回應左宗棠。雙方的關係，至此已經陰雲重重。然而就在此時，左宗棠又給了曾國藩重重一擊。
太平軍爲了解天京之圍，對湘軍展開突然反攻，大舉攻入了皖南。左宗棠認爲這是曾國藩調度不力、防備不當所致，在未和曾國藩商議的情況下，直接向清廷建議，派楊嶽斌來督辦江西、皖南軍務。這一建議的實質，是要從曾國藩的轄區範圍內分割出江西、皖南，清廷早就想收縮曾國藩的兵權，接到此奏立即批覆同意。這顯然是對曾國藩權勢和威信的一次嚴重打擊。以曾國藩之城府涵養，對此事未置一辭，但他的幕客們卻情緒激烈，紛紛破口大罵。曾國藩的得意門生趙烈文在他的日記中說，見左宗棠《請飭楊嶽斌督辦江西、皖南軍務片》，字字爲自己表功，句句給曾國藩抹黑：
按此折……旁敲側擊，復見金陵之兵力甚充，不必視爲過重，及曾中堂之用人，未能盡人之長。寸楮之中，兇鋒四射，似乎天下捨己之外，更無公忠體國之君子。籲！險矣。 
“天下捨己之外，更無公忠體國之君子”，趙烈文一語，道出了左宗棠的心事。左宗棠以居心正大爲恃，對老同事、老朋友突然襲擊，這種事以後還多次發生。這種襲擊表面上當然是以“大清王朝根本利益”爲出發點，但背後卻經常隱藏着強烈的“爭雄心態”。事實證明，清廷選擇左宗棠來作爲分化湘軍的突破口實在太準確了。在整個湘軍集團中，左宗棠是唯一一個始終要越曾國藩而上的人。左宗棠的這一舉動，正式宣告曾左關係解體。
清廷見分化政策收到效果，從此更加放手扶植左宗棠的勢力。經過三年苦戰，左宗棠攻克杭州，清廷因此於同治三年三月特加左宗棠以太子少保銜，並賞穿黃馬褂。及至當年十月，左宗棠奪得浙江全省，被清廷封爲一等伯爵，並賜爵名“恪靖”。功名之順遂，出乎所有人的想象之外。

二

曾左二人正式決裂，發生在同治三年。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正午，南京太平門外一聲巨響，城牆崩坍，煙塵升起數十丈。天京陷落。
兩天之後的六月十八日午夜，氣喘吁吁的信使叩響了曾國藩大營營門。已經於二更四點睡下的曾國藩在三更三點被人叫醒，披衣復起。他已經猜到是什麼消息，顫抖的手握住諮文，讀後“思前想後，喜懼悲歡，萬端交集，竟夕不復成寐”。
是啊，曾國藩有太多理由百感交集。從咸豐二年起兵到今天，整整十二年了。這十二年裏，他失去了兩個親兄弟，也親手把數萬名湘鄉老鄉送入鬼門關。自己更是三次自殺，數度瀕危，忍受了超過普通人耐受極限十倍百倍的艱鉅和委屈，才換來這一張捷報。
收到捷報，大清朝 廷“特沛殊恩，用酬勞勩”，冊封曾國藩爲一等侯，世襲罔替。同時冊封曾國荃爲一等伯。有清二百年裏，漢人得此異數者，少之又少。真是兄弟二人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
然而，就在封侯的喧鬧喜慶過去不久，曾國藩卻又一次陷入了苦惱之中。
原來，曾國荃午夜送來的那張捷報存在一個致命的問題。曾國荃沒有詳細調查，就匆忙彙報說，幼天王“積薪宮殿，舉火自焚”，南京城內十萬太平軍皆被消滅。南京一役，圓滿成功。
然而事實是，南京城破之際，有數千人突圍成功。這數千人中，就有洪秀全的兒子幼天王。自古用兵，講究擒賊擒王斬草除根，幼天王逃走，則太平軍殘部猶心有所繫，鎮壓太平天國自然不能算徹底成功，曾國荃血戰兩年得來的“首功”由此也大打折扣。曾國藩得知真相後，如同兜頭一瓢涼水。他只能盼佈防的湘軍在南京城外迅速抓住幼天王。這樣，他也可以從容向朝廷彙報，措辭之間，極力迴旋，使他們兄弟不至於十分難堪。
讓他想不到的是，幼天王居然一路逃過湘軍在南京城外的層層佈防，千里奔逃到湖州，投奔了當時太平軍餘部中的堵王黃文金部。更讓他想不到的是，居然有人不稟告他，率先將此消息報告給了朝廷。
此人就是左宗棠。
左宗棠通過線人，得知了幼天王的蹤跡。按常理，他應該及時把這個消息告訴曾國藩，讓曾國藩決定如何處置整個事情。再退一步，即使是由他來向朝廷彙報，他無論如何也應該先與曾氏兄弟通報一下情況。這樣於國家無損，而於私誼有益。事實上，在以前的軍務大端上，左宗棠一直是這麼做的，只有這次，在涉及曾氏兄弟根本利益的大事上，左宗棠沒有這樣做。在獲得了幼天王下落後，他立刻於七月初六直接奏報朝廷：
 據金陵逃出難民供：僞幼主洪填福於六月二十一日由東壩逃至廣德，二十六日，堵逆黃文金迎其入湖州府城。查湖郡守賊黃文金、楊輔清、李元繼等皆積年逋寇，賊數之多約計尚十餘萬，此次互相勾結，本有拼命相持之意；茲復借僞幼主爲名號召賊黨，則其勢不遽他竄可知。且江西兵力漸集，李世賢、汪海洋諸逆如不得逞於江西，則遁入浙、閩，復與湖州踞逆相首尾，亦未可知。
也就是說，據金陵逃出來的難民交待，幼天王逃到了廣德，被堵王黃文金接入湖州城。黃文金等都是太平天國骨幹，又擁十萬殘部，本來就要戰鬥到最後一刻。如此又得到了幼主作爲號召，實在十分危險。其他太平軍殘部，有可能前來匯合。
這道奏摺，不但有實情，還有誇大。幼天王逃至湖州是實，但是所謂他受到太平天國十萬餘殘部的熱烈歡迎，“拼命相持”，卻是誇大不實之詞。其實，洪秀全在天國覆亡之前已經人心喪盡，毫無政治經驗、與臣下素無交往的幼主更談不上什麼號召力。李世賢、汪海洋等殘餘將領對“迎駕”、“護駕”根本不感興趣，不想給自己找一個空頭麻煩，所以幼天王在逃亡途中總是“趕不上”他們。堵王黃文金雖有“迎主”的舉動，其後卻對幼天王本人避而不見。由此可見，幼天王這條小泥鰍已經翻不起大浪，不值得人們那樣大爲緊張了。
左宗棠誇大幼天王的影響力，意圖十分明顯，那就是要風涼貶損曾氏兄弟的戰功。他告訴清廷，幼天王遠比南京城更重要。幼天王逃出，並且受到十萬餘殘部的熱烈歡迎，那麼太天國各地殘部聯合起來，重新復興，並非沒有可能。看來鎮壓太平天國大業，只是完成了一半。而曾氏兄弟就是憑着一半成功，騙得了封侯之賞。
左宗棠的目的果然達到了，朝廷勃然大怒。慈禧太后萬萬沒想到素稱老實厚道的曾國藩居然敢如此欺君罔上。於是降下嚴旨，切責曾國藩：
據曾國藩奏：洪福瑱積薪自焚；茫無實據！似已逃出僞官。李秀成供：曾經挾之出城，後始分散；其爲逃出，已無疑義。湖熟防軍所報斬殺淨盡之說，全不可靠！著曾國藩查明。此外，究有逸出若干？並將防範不力之員弁從重參辦！ 
這道諭旨語氣空前嚴厲；不僅指責曾國藩以前的奏摺“茫無實據”、“全不可靠”，而且要嚴懲曾國藩的部下，“將防範不力之員弁從重參辦”。不要說慈禧主政以來，對曾國藩一直是客客氣氣，就是對曾國藩不太感冒的咸豐皇帝，也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重話。曾國藩的自尊心受到了空前打擊，聲譽也大大跌落。

三

從表面上看，幼天王的生死，確實是關係到清王朝根本利益的重要問題，左宗棠忠心王事，不顧私情，第一時間將偵知到的情報上奏朝廷，大義凜然，光明正大。薛福成在《庸庵筆記》中就說：“左公不感私恩，專尚公議。”
但問題是，左宗棠並非從不感私恩。當初他身陷樊案，潘祖蔭營救頗力，他就一直念念不忘，發達之後，每年都送以厚禮，僅僅冬天的“炭敬”一項，照例爲一千兩。後來在陝甘總督任上，他弄到了一件極不尋常的古董，送給已經受到革職處分的潘祖蔭，以表安慰之意。這件古董的份量如何？只用一句話就可以說明：它名爲“大盂鼎”，後來成爲了中國歷史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可見他如果想報私恩，也可以做得很漂亮 。
如果論恩情，曾國藩對左宗棠並不亞於藩祖蔭。曾國藩在他進身之路上，一路扶植提攜。而左宗棠與曾國荃，更是多年情投意合，即使是在他有憾於曾國藩之時，和曾國荃關係也一直非常良好。他如此處理此事，實際上受更大打擊的是曾國荃，因爲曾國荃纔是直接責任人。因此這種做法無疑太令人費解了。
但是如果考量一下事件發生的時機，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推動左宗棠作出此事的，是糾結了他一生的“瑜亮情結”。
如前所述，左宗棠平生以諸葛自命。“每與友人書，自署老亮，以武侯自比。且曰今亮或勝古亮。”然而一個舞臺上，只能有一個主角。同一時代，怎可以有兩個諸葛？
藩祖蔭對左宗棠的功名地位只有幫助，從無妨礙。所以左宗棠對他的感謝，慷慨而充分。除了送過一隻大鼎外，他還在書信中這樣表達過感激之情：“（曾推薦自己的潘祖蔭，宗稷辰）皆與吾無一面之緣，無一宗之交，留意正人，見義之勇，非尋常可及。”
而對曾國藩，他從來沒有表達過感激之意，每提起曾氏，他心中總會涌起一股難言的怨氣。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曾國藩在舞臺當中佔據了本來應該屬於他的“主角”位置。曾國藩正是直接阻礙他成爲“今亮”的罪魁禍首。以主帥身份平定了太平天國，這就是曾國藩對不起他左宗棠之處。
如謂不信，請看這樣一個故事。左宗棠晚年，曾經爲一幅叫《銅官感舊圖》的畫作序。銅官就是曾國藩靖港之敗後自投湘江之處，銅官感舊圖畫是就是曾國藩當年自殺之事。左宗棠的序中有這樣一句：“公（曾國藩）不死於銅官，幸也。即死於銅官，而謂蕩平東南，誅巢馘讓，遂無望於繼起者乎？殆不然矣。”
這句話揭開了左宗棠心底的祕密。翻譯成白話，這句話的意思就是，曾國藩那次投水沒死，當然是天下之幸。但是如果說他死了，天下就沒救了，也不是那麼回事。
從這句話不難看出，左宗棠真恨不得曾氏死於當時，那麼，“蕩平東南，誅巢馘讓”的應該就是他了。他相信，如果這出大戲由他來導演，一定會比曾國藩導得精彩許多。
確實，想當初，創建湘軍這個想法是曾國藩和他共同提出來的。曾國藩最得力的助手塔齊布是他左宗棠首先發現並推薦給曾國藩的。曾國藩建設湘軍，帶兵打仗，他左宗棠貢獻了多少智慧？在大的戰略方針上，多少次事後的結果證明他左宗棠比曾國藩更高明？
然而，說這些都沒有用了。追今撫昔，一切還都是出在“科名”二字上。曾國藩雖然愚笨平庸，但因科名順遂，早早佔據了有利地位。他做好了隻手擎天的一切準備，卻因爲身無名分，無法充分施展。雖然最終終於被皇帝起用，無如“出身太遲”，起身太晚，追趕曾國藩已經來不及。南京城破之際，普天同慶，只有左宗棠孤坐在自己的總督府中，心緒異樣。每一個時代，只能有一樁最大的事功。曾左時代，這一事功無疑就是平定太平天國。錯過了這個機會，他左宗棠此生無望成爲天下第一。在平定太平天國之後，當時之人品評天下人物，每以曾、左、李爲序，大家認爲這是左宗棠的榮耀，左宗棠對此卻相當不以爲然。後來他曾這樣對郭嵩燾說：“閣下……生平惟知曾侯、李伯及胡文忠而已，以阿好之故，並欲儕我於曾、李之列，於不佞生平志行若無所窺，而但以強目之，何其不達之甚也！”實際上，他認爲自己纔是一時無兩的人物，遠遠高於曾國藩李鴻章二人。
所以，獲知幼天王下落後，他想也沒想，憑着條件反射式的本能反應，第一時間做出此事。

 四

如果僅止關乎個人名譽，曾國藩可能會坦承自己調查不周，引咎自責。但事情涉及到他的部下，特別是兄弟曾國荃，他無法讓步。特別是左宗棠奏摺中的蓄意傾陷，讓他更氣憤難平。他固然知道左宗棠臉酸心硬，但想不到他忘恩負義、恩將仇報如此。
曾國藩輕易不會攻擊別人，但一旦出手，那鋒芒也是常人難敵。他在回奏中這樣向左宗棠發起了攻擊：
 至防範不力之員弁；是夕，賊從缺口衝出，我軍巷戰終日，並未派有專員防守缺口，無可指之汛地，礙難查參。且杭州省城克復時，僞康王汪海洋、僞聽王陳炳文兩股十萬之衆，全數逸出，尚未糾參；此次逸出數百人，亦應暫緩參辦。
諭旨威脅要將“防範不力之員弁從重參辦”。曾國藩卻說，當時全軍都忙於戰鬥，“並未派有專員防守缺口，無可指之汛地”，由此推卸了部下的責任。接下來，他反戈一擊，揭出左宗棠當年的一樁老底：原來，同治三年左宗棠攻陷杭州後，曾有數萬太平軍逃出，左宗棠卻彙報成只有數千人。這事曾國藩早就心知肚明，卻一直爲左宗棠保密。直到今天，纔不得不做爲撒手鐗拋了出來。
左宗棠沒想到曾國藩會來這一手。事情鬧到這一步，左宗棠已經騎虎難下，況且他本是好辯之人，怎能偃旗息鼓？馬上再次上奏，絞盡腦汁進行反駁：
曾國藩稱：“杭城克復，十萬之衆全數逸出”；所謂“十萬”、“全數”，果何據乎？兩城之賊於二月二十三夜五更竄出，官軍皆於黎明時入城；夫以片時之久，一門之狹 ，而謂賊衆十萬從此逸出，殆無是理！此固不待辨而自明者也。至雲杭賊全數出竄，未聞“糾參”；尤不可解。金陵早已合圍，而杭、餘則並未能合圍也；金陵報殺賊淨盡，杭州報首逆實已竄出也。臣欲“糾參”，亦烏得而“糾參”之乎？至若廣德有賊不攻、寧國無賊不守，致各大股逆賊往來自如，毫無阻遏；臣屢以爲言，而曾國藩漠然不復介意。前因幼逆漏出，臣復商請調兵以攻廣德，或因厭其絮聒，遂激爲此論，亦未可知。然因數而疏可也，因意見之弊遂發爲欺誣之詞，似有未可。臣因軍事最尚質實，固不得不辯；至此後公事，均仍和衷商辦，臣斷不敢稍存意見，自重愆尤。
雙方你來我往，攻防都很精彩。讓他們互揭老底，自相殘殺，本來符合朝廷分而治之之計，中樞看到這些奏摺，心中暗喜。但是現在畢竟敵人沒有徹底剿滅，還不到烹走狗之時，所以不得不和一下稀泥： 
朝廷於有功諸臣，不欲苛求細故。該督（謂左宗棠）於洪幼逆之入浙則據實入告，於其出境則派兵跟追，均屬正辦。所稱“此後公事仍與曾國藩和衷商辦，不敢稍存意見”；尤得大臣之體，深堪嘉尚。朝廷所望於該督者，至大且遠，該督其益加勉勵，爲一代名臣，以副厚望。
雖沒有過多地指責曾國藩，卻大大地表揚了左宗棠的公忠正大，稱左宗棠“爲一代名臣”，其貶低曾國藩擡高左宗棠之意顯然。
這年九月，清軍終於在江西擒獲幼天王，從事實上證明了左勝曾敗，曾國藩更陷於難言的尷尬。雙方徹底失和，自此而始。直到曾國藩去世，兩人之間再沒任何私下交往。正如薛福成雲：“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與曾文正公絕交以後，彼此不通書問。”

五

左宗棠如此對待曾國藩，可謂恩將仇報，實出乎常情常理之外。那麼，左宗棠是隻對曾國藩一人如此，還是對所有朋友也這樣呢？或者說，左宗棠的做法，是他的一貫性格使然，還是曾國藩有未被揭發出來的對不起他之處？
考諸左宗棠的生平，我們很容易發現，他一生於朋友之道不屑用心講求，先後絕交的朋友不止曾國藩一人。
郭嵩燾是左宗棠的發小，也是曾國藩的金蘭之好。他曾經在皇帝面前多次舉薦左宗棠，因此使左宗棠之名深入皇帝腦海。當左宗棠身陷樊案之中，他爲營救左宗棠更是費盡苦心。潘祖蔭上書，實際上就他運作的結果。從這個角度說，他可稱得上是左宗棠的最大恩人。
天京城破，太平軍殘部流入福建廣東。此時郭嵩燾正署理廣東巡撫。雖然早年關係極好，但是由於與曾國藩走得過近，在左宗棠看來，郭氏此時已經是“曾國藩的人”，讓左宗棠心生反感。加上郭嵩燾此時與總督不合，廣東官僚體系運轉不力。正如當初向曾國藩發動的突然襲擊一樣，左宗棠在郭嵩燾毫無心理準備之時，參奏郭氏“應變之略，非其所長”，把做官本領平平的郭嵩燾趕出了廣東。
如果僅止於此，左宗棠也可以解釋爲這是爲了天下大局，大義滅親。但問題是他事後又百般推託，不承認是自己將郭氏排擠出廣東。郭燾嵩氣憤已極，寫信給曾國藩說：“鄙人致憾左君，又非徒以其相傾也，乃在事前無端之陵藉，與事後無窮之推宕。” 
兩個發小因此恩斷義絕，郭嵩燾從此對左宗棠恨之入骨，在左宗棠去世後，郭嵩燾的輓詩中有這樣兩句：“攀援真有術，排斥亦多門！”
縱觀一生，左宗棠在人際交往上是失敗的。他的高已卑人，剛直無飾，盛氣凌人，使他沒有多少朋友。在官場上他也天馬行空，獨來獨往，對下屬和同事都缺乏包容，這大大影響了他事業的局面。
左宗棠做事“喜專斷，務凌人”，所以許多有識之士，對他都敬而遠之。曾氏幕府人才濟濟，左宗棠幕中卻人才不多，文人如吳觀禮、施補華輩，與左氏相處不久，都見機而作，託故而行。李雲麟本爲左宗棠努力招致，也不歡而散。幕客嚴鹹甚至因爲在左宗棠幕中不得志而自盡。
左宗棠用人，喜歡使之盤旋自己腳下終生不得離去，所以往往並不實力爲部下保舉，直到他自己可能要離開高就的時候，纔會給部下請功。劉錦棠在他麾下屢立大功，卻始終是一個道員銜，多年不得升遷，氣得他一度想辭職回家不幹。終其一生，左宗棠提攜起來的人很少。他的部下中，沒有一人後來擔任朝中一、二品的文官，在地方出任督、撫的也很少。
左宗棠一生與同事共事，糾紛不斷。他的鐵桿部下劉典，與他分任陝西督撫時，因爲督撫不合，曾經憤然告歸。左宗棠前期與沈葆楨一拍即合，後來卻也因意見不合撕破了臉皮。他與李鴻章雖然沒有公然決裂過，但私下裏卻彼此瞧不起。左宗棠西征時，想招曾門大將鮑超。鮑超卻拒不從命，不敢與他合作。細細閱讀左宗棠的一生，我們會發現，除了早死的胡林翼之外，他和朋友幾乎沒有一個做能做善始善終。雖然英雄一世，但缺乏友情一環，不能不說是左宗棠一生的最大遺憾。
相比之下，曾國藩的人際交往就比左宗棠成功多了。曾國藩一生朋友如雲，且其所深交，都是相當傑出的人物。曾國藩一生功業，半受朋友之助；他事業的成功，從某個角度來說，是善於用人的成功。反過來說，他更善於設身處地爲他人着想，對朋友提攜報答，不遺餘力。曾國藩的部下幾乎都經過他的舉薦，其中有二十六人成爲督撫、尚書，也就是正部級官員。有五十二人成爲三品以上，也就是副部級以上大員。此外，道員、知府、知州，縣令，更是數不勝數。天京克復前後，湘系“文武錯落半天下”。英國歷史學家包耳格曾經說：“曾國藩是中國最有勢力的人，當他死去的時候，所有的總督都曾經做過他的部下，並且是由他提名的。如果他曾經希冀的話，他可能已經成爲皇帝。” 話雖誇張，但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曾國藩影響之大。
後人的一般印象中，曾國藩是一個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道學家，其實這是一個極大的誤解。生活中的曾國藩是一個極富風趣，極重人情的人。在他的一系列頭銜比如軍事家、政治家、道學家之外，還可以加上一個，叫大社交家。親情和友情，是他一生快樂的兩大來源。他長於言談，也頗具幽默感。和朋友們詩酒往還、傾心吐肺地長談是他最愉快的時光。檢點《曾國藩全集》，除了奏摺公文之外，其他的文字，絕大部分都與朋友有關：除去卷帙浩瀚的往來書信不說，他的詩作，幾乎除了安慰遭遇不幸的朋友、懷念遠方家鄉的朋友，就是與身邊的朋友相唱和；他的文章，幾乎除了墓誌、壽詞，就是給他人文集寫的序言。作爲一個詩文造詣頗深的文章大家，他的筆墨絕大多數都消耗在社交之中，並沒有留下多少“個人化”的文字。在曾國藩的人際關係史上，絕大多數人都終生與曾國藩保持着深厚的個人感情。胡林翼始終自居曾國藩之下，說“小店本錢，出自老闆”。李鴻章則終生以做過曾國藩的學生爲榮，開口閉口我老師如何如何。老朋友郭嵩燾認爲，漢代以來二千年，“德業文章兼備一身”，未有超過曾國藩的。劉蓉在曾氏死後，寫了整整一百首輓詩。即使是多次受過曾國藩彈劾的李元度，在曾死後也毫不報怨曾對自己的打擊，在輓詩《哭師》中寫道：“雷霆與雨露，一例是春風。”並且說下輩子還要再做曾的學生：“程門今已矣，立雪再生來。” 曾國藩死後，鮑超每“遇歲時伏臘及生辰”，都要設曾國藩的牌位，“焚冥楮若干，以志追感。” 這種舉動持續了一生。趙烈文於曾死後，更於每年正月初一日早起，拜天、孔子及祖先畢，必拜曾國藩遺像 。
曾國藩一生辛苦自持，自言很有少生趣。然而在友情方面的付出與回報，均遠多於常人，考曾國藩於人生五倫，幾乎沒有任何缺憾。在這一點上，曾勝於左何止一籌。

五、最後的交集

一

失和之後，曾國藩從來沒有公開說過左氏一句壞話，私下裏也不怎麼對人談論他與左氏的是非短長。真的做到了“相忘於江湖”。
然而左宗棠卻停止不了對曾國藩的評論。曾、左失和，是當時天下人都關注的一樁大事。愛護自己名聲如同眼珠一樣的左宗棠當然十分重視別人因此對他的評價。然而天下左曾而右左者居多，一是因爲曾國藩的爲人居心久爲人所知，二則曾國藩畢竟算是左宗棠的恩主，在傳統社會，忘恩負義是一個怎麼講也難以周全的事。左宗棠對此當然鬱悶殊深。
因此他一定要爲自己辯解。所以許多筆記資料都記載，曾左失和之後，左宗棠每見一人，都要談他與曾國藩關係的來龍去脈。每談此事，則必“大罵”曾國藩。 
曾國藩的部下薛福成就這樣記載說：
文襄每接見部下諸將，必罵文正。然諸將多舊隸文正者，退而慍曰：“大帥自不快於曾公斯已矣，何必對我輩煩聒？且其理不直，其說不圓，聆其前後所述，不過如是。吾耳中已生繭矣。”
同治五年郭嵩燾寫給曾國藩的一封信也驗證了薛福成的這一說法。
郭嵩燾對曾國藩彙報說：“退庵言：在營日兩食，與左君同席。未嘗一飯忘公，動至狂詬。”
“大罵”、“狂詬”這些詞彙給人的印象，是左宗棠一提到曾國藩就“國罵”、“三字經”不離口。其實斯文中人左宗棠無論如何都不至於把自己降到一個村婦的水平。薛、郭二人所要描述的，不過是左宗棠批評曾國藩時的痛快淋漓而已。爲了證明自己的正確，左宗棠勢必要列舉曾國藩一生用兵用人爲人處事之錯誤之庸劣之不可理喻。正如譚伯牛君在《戰天京》一書中的精闢分析：左宗棠說話素來誇張激烈，如此凌厲的指責施諸於大家以聖人視之的曾國藩，固不免駭人聽聞，以爲“大罵”、“狂詬”。
面對左宗棠的不斷攻擊，曾國藩採取瞭如下對策：
一是要求自己的親朋好友及家人不要回擊左宗棠，避免火上澆油，而是鼓勵他們儘量與左宗棠搞好關係。他在信中一再讚揚李鴻章：“閣下不與左帥爭意氣，遠近欽企。”並說這是李進德甚猛的表現。他還囑咐自己的兒子，不要因此與左沈等人交惡：“餘於左、沈二公以怨報德，此中誠不能無芥蒂，然老年篤畏天命，力求克去褊心忮心。爾輩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氣，於二公但不通聞問而已，此外着不得絲毫意見。切記切記。” 
二是對左宗棠的攻擊不聞不問，不予回答。
曾國藩收到郭嵩燾的信後，並不生氣，蓋這早在他意料之中。他在復郭氏信中委婉地說：
左公之朝夕詬詈鄙人，蓋亦粗聞一二。然使朝夕以詬詈答之，則素拙於口而鈍於辯，終亦處於不勝之勢。故以不詬不詈不見不聞不生不滅之法處之，其不勝也終同，而平日則心差閒而口差逸耳。年來精力日頹，畏暑特甚，雖公牘最要之件，瀏覽不及十一，輒已棄去，即賀稟諛頌之尤美者，略觀數語，一笑置之。故有告以詈我之事者，亦但聞其緒，不令竟其說也。
也就是說，我早就聽說左公早晚不停地罵我。然而如果讓我也這樣罵他，我口笨心拙，肯定罵不過他。不如以一不罵二不聽三不管的辦法處理，結果也一樣是“不勝”，但卻省心省力。老來精力日頹，正事還忙不過來，聽那些頌揚我的話還聽不過來。所以有告訴我別人罵我的事，我只聽個大概，不讓他們說完。
曾國藩的回信不溫不火，你可以說他達觀，可以說他淡然，也可以說他幽默。他相信自己的拙誠，終能白於天下，不必浪費精力與左宗棠爭無謂之口舌。

二

同治五年，左宗棠出任陝甘總督，受命鎮壓西捻軍。後又因爲西北地區回教起義導致局勢動盪不安，左宗棠繼續西征。曾左二人也因此有了平生最後一次交集。
左宗棠十分看重這次出兵，平定太平天國，他只是曾國藩的配角。這次徵西他卻成了主角。雖然頭髮已白，他卻豪情萬丈，決心傾情出演。
然而這次出征面臨着一個最大的難題，那就是籌餉。因爲西北乃天下貧瘠之區，餉源不能指望當地，勢必要“用東南之財賦，贍西北之甲兵”。西征之初，他就對朝廷聲明，這次戰爭，“籌餉”重於指揮戰鬥。他在信中甚至這樣說：“仰給各省協款，如嬰兒性命寄於乳媼，乳之則生，斷哺則絕也。”
這樣，曾國藩與左宗棠不可避免又要打起交道。因爲同治九年，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其轄下的江蘇乃西征軍重要的餉源地。
晚清督撫之間的個人關係，對政治運作影響極爲重大。事實上，雖然朝廷規定各省要按份額及時供給西征軍軍費，但只有少數與左宗棠個人關係好的省份盡力供應，而那些與左宗棠個人關係一般的省份都沒能做到如數按期，《光緒東華錄》概括西征之餉的落實情況說：“各省撥解之數，有過半者，有不及一半者。惟湖南止解三分之一，河南撥解不及十分之一，廣東、福建、四川欠解亦多。”
所以，當左宗棠聽說曾國藩回任兩江後，第一反應是擔心曾國藩不實心實意支持他，破壞他成就大功：“我即與曾公不協，今彼總督兩江，恐其隱扼我餉源，敗我功也。”
然而不久他就發現他判斷錯了。其後，曾國藩份內的那份軍餉就源源不斷，穩定而可靠地輸送而來，不但足額而且及時。這讓左宗棠大爲意外。史載：“文正爲西征軍籌餉，始終不遺餘力，士馬實賴以飽騰。”
除此之外，在左宗棠剿捻及西征中，曾國藩又將最得意的部下劉松山交給左宗棠使用，劉松山屢立巨功，對左宗棠幫助極大。“又選部下最悍將最健者遺忠壯公松山東一軍西征，文襄之肅清陝甘乃新 疆倚此軍之力，是則文襄之功，文正實助成之。”

三

左宗棠身上最大的弱點，就是執著於“爭功”。打一個不客氣的比方，左宗棠就是莊子故事中的那隻貓頭鷹，而戰功則是那隻死鼠。直到晚年，這種心態絲毫沒變。然而晚年曾國藩的心事，卻早已達到看破功名，躋身聖域的境界。在他晚年，念念不忘的只有責任二字，至於浮名，他確實是可以置之笑談之外的。處理天津教案，他就分明是以自己的名聲爲代價，換得了國家的平安。曾氏死後，他的老朋友歐陽兆熊寫了一副輓聯，其下聯曰：
省身留日記，讀到獲麟絕筆，將汗馬勳名、問牛相業，都看做秕糠塵垢，開拓萬古心胸。
這副下聯稍有拔高，但據事實不遠，應該說是讀懂了曾氏心胸。
雖然一直不斷挨着左宗棠的罵，對左氏之才，曾國藩卻一直是讚不絕口。在聽說左宗棠將要西征之時，曾國藩與常州呂庭芷之間有過這樣一段對話：
曾國藩問呂庭芷：“你對左宗棠怎麼看？請平心論之。”
呂庭芷雖然明知曾、左二人恩怨，但更深知曾國藩的爲人，因此坦率回答：“他處事之精詳，律身之艱苦，體國之公忠，竊謂左公之所爲，今日朝廷無兩矣。”
陳其無在《庸閒齋筆記》記載，曾國藩聞聽此言，擊案起身，雙目放光，大聲說道：“誠然！此時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捨去，無論我不能爲之繼，即起胡文忠於九泉恐亦不能爲之繼之。君謂之朝端無兩，我以爲天下第一耳！”
這就是“曾國藩心目中時刻有左宗棠”的最好寫照。
二人心術差距如此之大，曾國藩自然就成了莊子故事中的那隻鵷鵮。曾國藩剛回兩江，左宗棠就漲紅了臉，羽毛豎起，怒目而視，發出嚇人的喝叫，一何可笑。直到曾國藩的舉動大出其意外，左宗宗才意識到，他誤解了曾國藩。他突然發現做了幾十年的朋友，他其實一直沒有真正理解曾國藩。
曾左晚年這最後一次交集，確實頭一次感動了左宗棠。左宗棠第一次對曾國藩產生了發自內心的敬重和欽佩。在此之前，左宗棠是戴着“科舉情結”和“瑜亮情結”這兩副有色眼鏡，一直認爲曾國藩是一個以術制人的僞君子，至此才徹底推翻了自己的判斷。這是曾、左關係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思來想去，曾國藩做得如此漂亮，我左宗棠也要表現得更爲瀟灑。於是，在總結自己的剿捻之功時，他把大半功勞推讓給了曾國藩的老部下劉松山，並由此對曾國藩大加推許。在奏摺中他這樣說道：
臣嘗私論曾國藩素稱知人，晚得劉松山尤徵卓識。劉松山由皖、豫轉戰各省，曾國藩嘗足其軍食以相待，解餉一百數十萬兩之多，俾其一心辦賊，無憂缺乏，用能保垂危之秦，敝不支之晉，速衛畿甸，以步睹馬，爲天下先。即此次巨股蕩平，平心而言，何嘗非劉松山之力?臣以此服曾國藩知人之明，謀國之忠，實非臣所能及......合無仰懇天恩，將曾國藩之能任劉松山，其心重於以人事君，其效歸於大裨時局，詳明宣示，以爲疆臣有用人之費者勸。 
奏摺中還謙虛地說自己十餘年前就認識劉松山，卻沒有發現他的才幹。
公開是這樣講，私下裏左宗棠在寫給兒子們的信中解釋自己上這樣一道奏摺的動機時這樣說：
吾近來於滌公多所不滿，獨於賞識壽卿（按：劉松山字壽卿）一事，最徵卓識，可謂有知人之明、謀國之忠。此次捻匪蕩平，壽卿實爲功首，則又不能不歸功於滌公之能以人事君也。私交雖有微嫌，於公誼實深敬服，故特奏請獎曾，以勵疆吏。大丈夫光明磊落，春秋之義：“筆則筆，削則削”；烏能以私嫌而害公誼，一概抹殺，類於蔽賢妒能之鄙夫哉！人之以我與曾有齟齬者，觀此當知我之黑白分明，固非專鬧意氣者矣。
左宗棠本以爲這樣一道奏摺會顯露他“大丈夫光明磊落”的胸懷，“當知我之黑白分明，固非專鬧意氣者矣”。不想，此奏一出，讀者驚疑。官場中人都一時轉不彎子，鬧不明白爲什麼左宗棠突然出現這樣大的轉變。中國人習慣於陰謀思維，於是一致公認左氏動機不純，他故借揚曾以揚劉松山，揚劉松山也就是揚自己，揚自己則是爲了貶低李鴻章。
曾國藩也是這樣推測。十一月初七曰，在致郭嵩燾信中說：“左帥表劉壽卿（劉松山字壽卿），謬及鄙人，論者謂其伸秦師（指左所統帥的軍隊）而抑淮勇，究不知其意云何也。”
真是無可奈何。

 四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曾國藩因腦溢血逝世於南京兩江總督府，年不過六十二歲。消息傳出，天下震動。
一時之間，同僚朋友、門生故吏雲集南京，曾國藩的葬禮成了一場詩文大會。蓋與葬者既多文學之士，撰文者又發自真情實感，所以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名作。比如老朋友老部下李元度的哭師十二首，就筆筆沉鬱，句句動人：
一夕大星落，光芒薄海驚。
九重悲上相，萬里失長城。
傳說騎冀尾，虎圖富甲兵。
宗臣應附袷，天語極哀榮
……
而李鴻章的輓聯後來更成了千古名作：
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爲門生長；
 威名震九萬里，內安外攘，曠代難逢天下才。
時人這樣評價這副對聯：“豪邁精當，亦自占身份，非鴻章不能亦不敢道此。”
在林林總總的祭文輓聯中，最爲引人注目的一對，是當時身在西北前線的左宗棠派人千里迢迢送來的，其文曰：
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
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
更爲令人意外的是，在對聯後面，居然屬的是“晚生”二字。曾、左二人通信，從左宗棠爲布衣時起，都是稱兄道弟，左宗棠從不肯讓一步。在曾國藩官拜大學士後，按慣例左宗棠對曾須自署“晚生”，左宗棠卻說，“惟念我生只後公一年，似未爲晚，請仍從弟呼爲是”。所以生前左宗棠從來沒對曾國藩稱過晚生，這也成爲當時官場上一則趣事，因此誰也沒想到左宗棠會在輓聯上署“晚生左宗棠”。
聽說曾國藩去世的消息，左宗棠十分震驚的。他以前沒聽說曾氏有致命的大病，且六十二歲，對當時養尊處優階層來說，並不算長壽。他沒有想到，曾、左之間的恩恩怨怨，這麼早就結束了。也許在奏摺中寫上“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幾句之時，他就已經有與曾國藩和解的想法了。一方面由於軍事匆忙，另一方面，他以爲時間還長。沒想到，機會永遠失去了。
坐在西北軍營之中，左宗棠回想起與曾國藩一生的林林總總，越想越覺得傷懷。他在給兒子的信中說：“曾侯（國藩）之喪，吾甚悲之。”“從前彼此爭論，……至茲感傷不暇之時，乃復負氣耶？……”只有失掉了老朋友的這一刻，他才意識到他的損失是多麼巨大，他又是多麼對不住這位忠厚長者。他和曾國藩較量了一生短長，總也不服氣。但是到了這一刻，靜心反思，他服了。他自甘同時代第二人的身份，所以以“自愧不如”四字作爲二人關係的最後總結。這對心高氣傲的左宗棠來說，實在是太難得了。

 五

如果曾左關係能以此爲結局，無疑是一樁動人佳話。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簡單。
在曾國藩身後，左宗棠對曾國藩的後人極其照顧。曾國藩死後五年，其子曾紀鴻因家人病重，缺錢醫治。左宗棠送給他三百兩銀子，還在家書中這樣回憶曾左交誼：“吾與文正交誼，非同泛常。所爭者國家公事，而彼此性情相與，固無絲毫芥蒂，豈以死生而異乎？以中興元老之子，而不免飢困，可以見文正之清節足爲後世法矣。”
曾紀鴻因病去世前後，左宗棠在醫藥費喪葬費上又多次給予幫助。在給李勉林的信中談及此事時，左宗棠說：“吾輩待其（曾國藩）後昆，不敢以此稍形軒輊。上年弟在京寓，目睹慄誠苦窘情狀，不覺慨然爲謀藥餌之資，殯殮衣棺及還喪鄉里之費，亦未嘗有所歧視也。”
曾紀鴻貧病而死，證明了曾國藩一身清正，毫無虛僞，更增加了左宗棠對曾氏後代的垂憐之意。左宗棠任兩江總督時，委任曾國藩的女婿聶緝槼爲營務處會辦，第二年，又提升爲上海製造局會辦。聶氏自此官運亨通，一直做到江蘇巡撫。左宗棠在推薦聶緝槼的書信中這樣論及自己的推薦與曾、左友情：“而閣下有以處仲芳（聶緝槼字仲芳），亦有以對文正（曾國藩）矣。弟與文正論交最早，彼此推誠相與，天下所共知。晚歲凶終隙末，亦天下所共見。然文正逝後，待文正之子，若弟及其親友，無異文正之生存也。"
但與此同時，在曾、左關係的是非曲直上面，左宗棠並沒有停止發言。人越老年，越顧慮自己的身後名聲。所以越急於要澄清此事。左宗棠晚年，每與人交往，他幾乎都要談到曾左關係問題，每次談及，他仍然喋喋不休於證明自己在一些具體問題的正確，曾國藩的錯誤。這在曾國藩的弟子們看來，當然是“罵曾”的繼續。
曾國藩的弟子薛福成就繪聲繪色地描寫左宗棠晚年在這個問題上多麼昏聵：：
迨壬申二月，文正薨於位，文襄寄輓聯雲：“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又致書唁劼剛襲侯，措辭頗爲懇摯。餘謂文襄自此意氣可平矣。
庚辰、辛巳間，文襄奉旨召入樞廷。文武官僚於中塗進謁者，皆雲左相言語甚多，大旨不外自述西陲設施之績，及砥譏曾文正公而已，談次不甚及他事。
……
頃之，文襄總督兩江。官紳有赴金陵者，皆雲文襄見賓客無他語，不過鋪陳西陲功績，及歷詆曾文正公而已。蘇紳潘季玉觀察，以地方公事特赴金陵，欲有所陳，歸而告人曰：
 吾初謁左相，甫寒喧數語，引及西陲之事，左相即自述西陲功績，刺刺不能休，令人無可插話。旋罵曾文正公，語尚未暢，差弁侍者見日已旰，即舉茶杯置左相手中，並唱送客二字，吾乃不得不出。翼日，左相具柬招飲，方謂可乘間言地方公事矣。乃甫入座，即罵曾文正公，迄終席，言尚如泉涌也。既撤席，吾又不得不出。越數日，稟辭，左相始則罵曾文正公，繼則述西陲之事，終乃兼罵合肥李相及沈文肅公。然其意若謂本不如已遠甚，初無待其力攻也。侍者復唱送客，吾於起立時，方欲陳地方事數語，左相復引及西陲之事，吾乃疾趨而出雲。
也就是說，左宗棠由西北入京，一路上遇到所有人，話題不外兩個，一個是他在西北的設施多麼合理，另一個就是譏評已經去世的曾國藩。做了兩江總督，見到客人，所談也不過如此，喋喋不休，讓客人插不上話。
薛福成的這些記述，多小說家筆法，本不必據爲信史，但也絕非空穴來風。左宗棠對與曾國藩關係的辯解，一直持續到死。光緒四年三月二十日，曾國藩死去數年，左宗棠猶書致書朋友，對曾的道學功夫表示懷疑。曰：
從前金陵克復，幼逆逃去，弟曾致書文正，謂應據實陳明。文正不悟其意，翻疑弟之有意譏切，沅圃宮保亦以爲非。此等私見，頗非自命讀書學道者所宜有。 

 六

對曾左一生的恩恩怨怨，人們評價議論得很多。其中老朋友郭嵩燾的評價雖然攙雜了很多情緒因素，不過仍然因有見地而值得一讀。
對於一生至交曾國藩，郭嵩燾由親近而敬佩，最後甚至達到崇拜的地步。有一次郭嵩燾在曾氏大營中呆了幾天，在日記中記下他人如何評曾：
相國好諛而不廢逆耳之言，好霸氣而一準諸情理之正，是從豪傑入者。其於用人處事，大含元氣，細入無間，外面似疏而思慮卻極縝密，說話似廣大不落邊際而處事卻極精細，可爲苦心孤詣。嘗言李申甫能知我深處，不能知我淺處。又嘗言古人辦事不可及處，只是運用得極輕，皰丁解牛，匠石運風，有此手段，所謂不動聲色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輕而已矣。 
這哪是寫曾國藩，簡直就是在描寫活聖人，而從日記中的前後記載看，郭嵩燾對這種看法是首肯的。在另一處日記中，他這樣評價曾左二人的不同： 
盡古今人才，只有狂狷兩途。吾輩守之，仕不必求進，祿不必求豐。苟得行其志焉，斯可矣。萬鍾之祿，不以爲泰；不得行其志而退，終身泊然。其有不足，舌耕筆蓐，取給一身而無所歉。左文襄公，狂者類也。知有進取而已，於資財無所校量，日費萬金不惜也，而亦不可與居貧。閒居靜處，則心不怡而氣不舒。 
意思是說，左宗棠心性修養功夫遠遠不夠。只知進取，不能靜處。而曾國藩進可以做大事，退可以做聖人。郭嵩燾還認爲：
左帥以盛氣行事而不求其安，以立功名有餘，以語聖賢之道，殆未也。
王船山說，聖賢一定是豪傑，而豪傑不一定是聖賢。在郭嵩燾看來，曾國藩是聖賢，而左宗棠僅止於豪傑，這就是二人的根本區別。
—此文受益於譚伯牛、王澧華等先生著作啓發，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