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三聯生活週刊》2009年第39期】
劍橋: 一個完美的讀書地方
“劍橋不是一個古板的大學， 他對未來與創新有充沛的熱情。”
國王街上，基督聖體學院的一角，行人們走到這裏都會被一座鍍金的鐘表所吸引，駐足觀看，這座鐘最奪人眼球的是頂端一個怪異的螞蚱，它在一秒一秒地吞噬時間，2008年秋天，斯蒂芬·霍金——《時間簡史》的作者，爲這座名爲“時間吞噬者”的鐘舉行了揭幕儀式。這座鐘的設計者約翰·泰勒20世紀50年代就讀於劍橋的基督聖體學院，他把這座鐘當做送給學院的禮物，他說：“時間是毀滅者，一分鐘過去之後就永不會再回來，我不知道這座鐘能否和大本鐘一樣成爲一個地標，我很懷疑。”這座耗資100萬英鎊的鍍金鐘表如今被當成劍橋800年校慶收到的一份禮物，那個怪異的螞蚱看起來總讓人有點兒不舒服。
1209年被當做劍橋大學的開端，那一年，一些師生從牛津分裂出來，在劍橋開始了學園生活。劍橋的第一所學院是彼得豪斯（Peterhouse），建立於 1280年，原名爲“伊利大教堂主教學者學院”。從劍橋開車出去30分鐘，就到達伊利，那座雄偉的教堂依舊是市內最輝煌的建築，當年的伊利主教想讓學生們在一個偏僻的沼澤地帶安靜地念書，將他們安排在30英里之外那個叫“劍橋”的地方。幾百年來，彼得豪斯的功能沒有發生任何變化——給學生們提供食宿，而劍橋的學生起先是學習神學、哲學、數學，慢慢地，他們學習的領域逐漸擴展，生物、商業、計算機。劍橋的數十座教堂演繹着英國宗教的爭端與變化，衆多國王的塑像和旗幟也是權力更迭的歷史痕跡，但對於年輕人來說，求學的精神從沒有過變化。17世紀的一位《聖經》學者，其職業生涯是這樣被描述的：“他用日常講座使學生打好了人文、邏輯和哲學基礎，通過交談明白了他們的天資各自更適合何種特定的學習後，提出自己的建議。一旦他們能夠獨自學習，便給每一個學生布置日課，但絕不把自己和學生禁錮在時間精確的講座裏。”在18世紀的頭10年中，三一學院的一個學生要學習《人類理解論》、《上帝創世智慧》、《讀史方略》等等，還要學習幾何學。
如果以現代學術規範來衡量，那麼劍橋榮譽學位的確立表明這一門學問的地位得到了肯定，1748年，數學作爲劍橋的第一個榮譽學位考試被確立，1824年經典研究首設，1851年道德哲學首設，隨後是法學和歷史學、語言學、經濟學（1905）、英語（1919）、地理、人類學、考古。1900年，英國大約有2萬名大學生，其中 1/3 在牛津和劍橋，這說明這兩座大學在英國歷史上的壟斷地位。1980年底，英國有25萬大學生，其中8%就讀於“牛劍”。從數字上看，這兩座大學不再是英國大學教育供應量的主要部分。但它們依舊是英國最著名的學府。2008年，牛津大學45%的本科生來自英國7%的最富裕家庭，劍橋的比例也差不多，他們從國王那裏得到的權力已經不再重要，但那份精英的色彩從未消除。1977年以來，菲利普親王一直擔任劍橋大學的校長。
劍橋，這所保持着中世紀風貌的城市，這所800年曆史的大學，留給世人
最深的印象還是牛頓、培根、羅素，是黑色的學袍，但是，劍橋西區的科技園 是英國的第一座科技創業園，這裏的教授提醒我們：“劍橋不是一個古板的大學，他對未來與創新有充沛的熱情。”用三言兩語來概括劍橋並不容易，數百年來這樣的評語層出不窮，19世紀三一學院的一位院長這樣說：“作爲一個學習的地方，劍橋難逃沉淪的命運；作爲一個三流的水上運動場，它的未來不可估量。”一位勳爵這樣說：“一所學院除了好教授之外，還需要一個好的花園。”一本小說裏這樣說：“這座城市裏的石頭、彩色玻璃、溪流、草地、樹木 和花朵被安排得如此錯落有致，以便於更好地學習。面對這麼一座城市，你怎 麼能無動於衷？”
紐曼的《大學的理念》是以牛津爲模型寫成的，如今英國人想到大學體
制時最能引起他們共鳴的還是紐曼的文本，“存在兩種教育模式，一種方式的 目的是哲學的，一種方式的目的是機械的”。馬修·阿諾德將紳士的培養轉化爲世俗生活的準宗教，他希望每一個受過教育的公民都充分浸潤在思想中，具有感受美的能力，聰明智慧，富有活力。然而，當你來到劍橋，那些有關大學理 唸的討論都顯得太過抽象，當你在克萊爾學院或國王學院的後花園找到一個安 靜的角落坐下，看着這個精英輩出的地方，你可能會想起阿諾德的那句名言， 這句話可能是精英主義的真諦——讓每個人變成一個更好的自己。讀書求知，這個自我提升的過程也許並不依賴於外部環境，不在於你在哪裏讀大學，而在於這種智識生活的願望是否能長久存在於你的內心。
“啓蒙之所，智識之源。”這句拉丁語是劍橋校訓，但在紀念品商店裏難尋蹤跡，相比之下，那句玩笑話倒印在馬克杯上：“我學得越多就忘得越多，那我爲什麼還要學習。”事實上，每個醉心於自我提升的人都對這個問題有一個自己的答案。在赫弗書店的文具櫃檯，有大大小小的各種筆記本售賣，其中一款，封面是吉本的語錄：“未曾在學習上準備好，還沒有思考的習慣，藝術與創作上也未經訓練，我就打算寫一本書。”這位牛津大學的學生寫出了傳世名作《羅馬帝國衰亡史》，在10月份新學期開始之後，必定會有劍橋的學生帶着這款筆記本去聽講座，去參加討論課，去圖書館，開始自己的基礎學習，培養思考的習慣。
劍橋大學副校長理查德·艾利斯說：“我們的聲譽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一些特定的地理和歷史的因素：劍橋，英格蘭東部，英國。”她在多次演講中不斷強調劍橋的特色——本科生教育、學院制，強調劍橋大學的價值觀，“一個傑出的大學，其宏大而明確的抱負，是在知識的所有主要領域達至卓越”。
在《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增刊》最新的大學排行榜上（2009年），劍橋名列全球第二，在剛剛宣佈結果的諾貝爾獎名單上，劍橋一位學者又爲這所大學增添了一個獲獎者。然而，對於一個大學的神話來說，他最令人着迷的地方還是小說家福斯特描述的最爲恰當：“精神和肉體，理智和情感，工作和玩樂，建築和風景，歡笑和嚴肅，生活和藝術，這些對應物在別處是對立的，在這裏卻融爲一體。人與書籍互相支持，智慧與情感攜手並行，思索成爲一種熱情，辯論因癡迷而意味 深長。”■
劍橋800年的精神地圖
畢業典禮
2002年的一天，丁理在一間黑暗的教室裏看見國王學院禮拜堂的尖頂，那是一堂電影課，放映《火的戰車》，新生哈羅德正乘坐出租車駛過1919年劍橋的街道，而丁理的兜里正揣着一份去劍橋讀書的申請表，想着在這堂電影課之後請外教老師寫一封推薦信。《火的戰車》講的是劍橋學生參加奧運會的故事，哈羅德到了學校後，就打破了庭院賽跑的紀錄。庭院中的賽跑是三一學院的傳統，相傳要在盛宴之後，穿着全套的禮服，在正午鐘聲24響之內沿庭院跑完一週，也就是43秒之內跑完375米。奧運會選手、現在的倫敦奧運會組委會主席塞巴斯蒂安·科曾經參加過這個比賽。
【“穿上黑色長袍，我也成了劍橋歷史中的一分子，
分享着牛頓、達爾文、拜倫的榮耀。”】
劍橋大學的許多傳說都與學習無關，三一學院的正門口上方有亨利八世的塑像，他左手拿着一隻金色圓球，右手本來是執着權杖，但被調皮的學生換成了一條桌子腿。對於有夜間攀爬癖好的學生們來說，換掉國王手中的權杖並不是一件困難事。《夜間攀爬者》一書在劍橋隨處可見，這本書詳細指導了劍橋每一座標誌性建築該怎麼爬上去，記錄了多年來在夜間攀爬中留下傳奇的學生。1978年6月13日凌晨4點30分，兩名學生爬上了劍橋大學圖書館的鐘樓——劍橋目前的最高點，5年後，其中一人——皇后學院的博士傑弗遜，在祕魯攀登阿特森拉傑峯時遇難。1958年的某一天，學校的評議堂，樓頂上擺着一輛奧斯丁牌小貨車，校行政人員和救火隊員商量着怎麼把這輛車挪下來——肯定是工程系的學生，將這輛車拆成零件，爬上屋頂又組裝起來，50年後劍橋還有人專門紀念了這次絕妙的攀爬。
更負盛名的一項運動是划船，徐志摩的詩：“撐一支長篙，向青草更青處漫溯。”還有充滿儀式感的晚餐。還有“MayBall”，每年6月的畢業舞會——男生穿燕尾服，女生穿禮服，徹夜狂歡，堅持到凌晨6點的人直接坐火車到倫敦，從倫敦坐火車穿越海底隧道抵達巴黎，在巴黎吃一頓醒酒的早餐——這頓巴黎早餐因太過奢侈而廣遭批評，現在已經少見。“但舞會的票價還是很貴，要100多英鎊，所以，能免費進入舞會現場又是件值得炫耀的事情，真有人裏面穿着燕尾服、外面套着潛水服在劍河裏待上好幾個小時，就爲了混進舞會現場向別人吹噓他沒買票。” 達爾文學院的一位學生說。
丁理如今已經在北京的一家外企工作，她說，每年6月底，劍橋接連3天舉行的盛大畢業典禮，堪稱整個城市的節日。“我所在的聖埃德蒙學院（St Edmund's College）管理嚴格，首先要畢業生持所在系所開具的學業證明向 學院提出正式申請，得到批准後自動獲得3張畢業典禮入場券，可邀請親友前往。其後不久學院負責禮儀的教師會發來信函，講解參加典禮的着裝要求。此 後教導室還會發信，三令五申典禮當日各項程序的重要性。”
典禮當天，丁理的媽媽花了半天時間幫她打理。畢業生統一先在學院禮拜堂集合，按照預先排好的隊形，在主持老師帶領下，向評議堂出發。當這一羣 羣學生穿過劍橋的街道時，行人紛紛讓開道路，忙碌的工作者也會停下手上的 活計，大家目送着他們經過。丁理說：“當我穿上黑色長袍，背脊就情不自禁挺直了，神情舉止也端莊起來，我也成了劍橋歷史中的一分子，分享着牛頓、達爾文、拜倫的榮耀。”
那看上去清一色的黑色學袍大有講頭，袍子的長度、袖子、絲帶、帽兜、 釦子等部件都會因學院、專業、年齡和學位的不同而有所區別，其繁瑣程度即 便是穿上的人也難以說清楚。如果有人穿着一件極其破舊的學袍去參加典禮， 那便是他祖輩當年在劍橋讀書時留下的遺物。這個典禮也自有其論資排輩的一 面，第一天上午參加典禮的是三一學院、國王學院這樣歷史悠久的大學院，等到第三天，評議堂的草坪已經被踐踏得有些蒼涼之時，丘吉爾學院、菲茨威廉學院這些新晉學院的學生們纔開始典禮。這樣的“不平等”也是一項“劍橋傳統”，每年發放考試成績也是在評議堂，各系學生都會在公告欄裏看見自己的成績，唯獨數學系，成績單是從二樓扔下來的，爲什麼他們這麼特殊？不知道，也許因爲他們有牛頓。
在丁理的記憶中，畢業典禮是莊重、肅穆的，手執權杖、頭戴方巾的院士依次從右首的一扇門進入大殿，簇擁着一位身着紅袍、外裹羊毛氈披的老者，那就是主持畢業典禮的副校長。站在校長左方的禮儀官手持名冊，念學生的名字。整個典禮用拉丁文進行，許多學生除了自己的名字外，一個字也聽不懂。學生們4個一組，被唸到名字時與主持老師緩步上前，主持老師摘下帽子，向校長深施一禮，把帽子扣在胸前，朗聲念出一段拉丁文，大意爲：尊敬的校長及大學，這幾位學生的才能和品德都值得授予學士（或碩士或博士）學位，在此我可以向您和整個大學發誓。丁理回憶說：“主持老師宣告完畢，便退到一旁。禮儀官叫到我的名字，我趨步上前，跪在校長面前，雙手合十，由她握在手裏。校長注視着我，用拉丁文爲我祝福：我以我所擁有的權力，以聖父、聖子和聖靈的名義，授予你哲學碩士學位。”
趙鳳儀 (Fonyee Walker) 畢業的時候穿的是別人的鞋。“我差一點沒能畢業，因爲穿着不合規範。劍橋的穿着要求非常嚴格。畢業那天，我帶錯了鞋子。我進評議堂的時候，有人阻止我，說不讓進。我問，爲什麼不可以，我今 天要畢業，父母都從加拿大來了。他說，不行，你的鞋子是塑料底。規定是這樣的，鞋子必須是皮質的，必須黑白。然後他問我穿幾號的鞋，就幫我借了一個男生的鞋。結果，我畢業的時候，穿的是另一個人的鞋。因爲這個，我所在的皇后學院還被罰款，他們要送給學校的行政人員12瓶葡萄酒——是的，不要錢，就要酒。”
趙鳳儀是英籍加拿大人，在馬來西亞出生，之後搬到香港地區，接着再搬 到加拿大，然後又搬回英國。1999年，她從澳大利亞的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去劍橋讀博士。“劍橋有很多奇怪的傳統風俗，畢業典禮就非常奇怪。畢業生都要握着校長的手指，每人一個，沒人去握校長的大拇指。可能是沒有人喜歡去握人家的大拇指，所以，一次只能畢業4個學生。這個場景非常滑稽，你穿着長到地上的袍子，還得握着另一個人的手指，並持續很長的時間。”
學院制
到達劍橋的旅遊大巴大多會在皇后街停下，遊客們沿銀街走上3分鐘就能看見劍河，以及劍橋的標誌性建築——皇后學院的數學橋，傳說中這座橋是牛頓設計的，沒有一顆鉚釘，但後來有一位學生不服氣，將這座木橋拆掉，重新 搭建的時候不得不使用了鉚釘。每年6月，會有很多參加完考試的學生從這座 橋上跳入劍河游泳。劍河中來來往往的都是乘船的遊客，右手邊可以看到國王 學院，左手邊便是國王學院的“後花園”， 經過克萊爾學院橋，左手邊的克萊爾學院花園幽靜迷人，然後是聖約翰學院的嘆息橋，到達耶穌綠地旁的水壩折返。由這道水壩再往前，纔是劍橋大學各個學院的划船隊訓練的水域。
如果沒時間乘船，那就沿銀街向前，到國王街（King's Parade），馬上就看到了劍橋另一個標誌性建築——國王學院的禮拜堂，亨利六世建造這所學院之初，是爲了接受伊頓公學的畢業生，直至1865年纔有第一位非伊頓公學的學生入讀。學院建築顯示出王室的氣派，但那座禮拜堂剛開始修建，玫瑰戰爭就打響了，王室資金緊張，直到亨利八世時，禮拜堂才修建完畢。如今，讓這所禮拜堂聞名天下的是國王學院唱詩班，每年聖誕夜，BBC都會轉播國王學院唱詩班在禮拜堂中的演出。如果時間湊巧，遊客們有機會聽到唱詩班的晚課。
走進國王學院的庭院，穿過劍河，來到後花園，就能看到徐志摩的詩碑， 一塊岩石上刻着他那句“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徐志摩當年到國王 學院聽課，但並沒有在這裏拿到任何學位。這所學院最受推崇的畢業生是經濟 學家凱恩斯，學院旁有一過道名爲“凱恩斯過道”。小說家E.M. 福斯特終老於國王學院。
沿國王街繼續向前，就是舉行畢業典禮的評議堂，然後是岡維爾與凱斯學 院，這所學院中最著名的院士是劍橋大學一個智力的象徵——斯蒂芬·霍金， 學院中的斯蒂芬·霍金樓，是劍橋標準最高的學生宿舍，從2006年10月起爲本科生提供住宿。學院的三道門分別叫做“美德”、“謙遜”和“榮耀”，“榮耀之門”正對着評議堂，只有畢業典禮或哪一位院士去世，這座門纔會打開。
所謂“學院”，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學生宿舍、食堂、教堂和圖書館。國王學院由亨利六世創建，岡維爾與凱斯學院1348年由岡維爾牧師創立，約翰·凱斯醫生在1557至1559年擔任學院的院長，他爲學院提供了大量的資金，並擴建了學院的建築。這所學院有良好的醫學傳統，因爲第一個詳細論述血液循環的威廉·哈維就是這所學院的院士。這些古老學院構成劍橋絕對的“市中心”，老學院的大多數宿舍都提供給本科生和院士居住，申請進入劍橋大學學習的人同時要向某一個學院提出申請，學院可以接收各個專業的學生，這樣不同專業的學生住在一起，旁邊就住着院士，以形成一種“複雜的生態”。只有3所英國大學採用這樣的“學院制”，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學院是一種私有制，每個學院都有自己的傳統，自己的財產，比如三一學院就是英國的大地產商，他們計劃買下倫敦的“千年穹頂”，出租場地舉辦音樂會，他們在法國有自己的酒莊，是劍橋最富裕的學院。岡維爾與凱斯學院是劍橋大學歷史上第四古老的學院，也是目前第三富有的學院。而大學是一種公有制，大學由各個系構成，各系的建築散落在劍橋市的周邊地區。一位劍橋博士這樣說：“在這裏拿個博士沒什麼特別的，但如果你是從伊頓公學、拉格比公學畢業，在劍橋或牛津讀了本科，那就很特別了。這說明你在人生最關鍵的成長期接受了最好的教育。至今英國還有‘劍橋幫’、‘牛津幫’、‘伊頓幫’的說法，可見一所中學也會很了不起，奧威爾怎麼樣？伊頓公學畢業，沒上過大學，也沒拿過博士。”劍橋的學院的確把老宿舍留給了本科生，三一學院、岡維爾與凱斯學院和聖約翰學院感到研究生人數過多帶來的壓力，在1964年聯合出資創立了只招收研究生的達爾文學院，名稱是爲了紀念達爾文家族，而達爾文本人畢業於劍橋的基督學院。
劍橋1869年建立了只招收女生的格騰學院，距市中心達4公里，之所以這 麼遠就是爲了讓女生躲避劍橋男生的騷擾。格騰學院直到1977年才接收了第一個男院士，1979年纔開始招收男生，學院院長史翠珊女士（Marilyn Strathern）這樣向我們解釋“學院制”的特色：“大學的各個系，主要是以講課的方式介入學生的生活，而對許多學生來說，學院的老師才起到督學的作用，各系圖書館是學生們的專業需要，各學院的圖書館是學生們自學的需要，學院對學生起到‘看不見的教育作用’，不同專業的學生住在一起，分享各自的興趣，划船隊、晚餐、戲劇社都是由學院來組織的，生活從來不應該是統一步調和統一框架下的，學院制就是要讓學生們生活在一種 ‘複雜性’之中，要讓學生們有一種在不同場合轉換自己的能力，一個人有許多側面，但還是一個完整的人，學生們必須在一種‘複雜性’中生活，才能認識一個超越大學的世界。”
1871年建立的紐納姆學院是目前劍橋大學唯一隻招收女生的學院，學院的導師（Senior tutor，除院長之外最有權力的人）阿普特女士（Terri Apter）對本刊記者說：“培養紳士和淑女，這種說法現在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但劍橋的學生們的確還願意談論紳士和淑女這個話題，紐納姆學院現在還只招收女生，我們會把這個傳統保持下去。不過要說學院更偏重本科生教育，我可不同意，劍橋的研究生也受到了很好的生活上的照顧。劍橋本科教育的特別之處是，除了系裏面的講課之外，學院會安排‘督學’，也就是由富有經驗的老師組織上討論課，在其他一些大學，有經驗的老師給學生講課，小組討論則由研究生代課。劍橋不是這樣，劍橋各學院的老師會起到‘身教’的作用，但這不是給學生樹立一個‘道德模範’，教師應該向學生展現如何思考，如何提問，如何開展研究，如何尋找證據，如何辯論，辯論是爲了讓學生對自己寫下的論文更有信心，想得更遠。”
三一學院
國王街終止處，就是三一街的起點。在評議堂對面，是劍橋大學出版社書店，或者說是劍橋大學出版社讀者服務部，在這個書店轉上幾分鐘，最令人震撼的一個書架是“劍橋歷史”，我們都已經很熟悉那套《劍橋中國史》，從秦漢一直到《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皇皇10餘冊，但只是書架的一排。《劍橋中世紀史》、《劍橋伊朗史》、《劍橋東南亞史》、《劍橋俄羅斯史》等同系列史書排在一起，儼然是一個歷史方陣，如果二十四史需要一個專門的書櫃來陳列，那麼劍橋品牌的世界歷史也需要一個專門的書櫃。
走到三一街上，就看到劍橋更著名的一個書店——1876年威廉·赫弗創辦的赫弗書店，現在屬於布萊克韋爾（Blackwell）書店，但還保留着赫弗書店的原名，書店櫥窗裏陳列的圖書都和劍橋有牢固的關係——霍金的《時間簡史》，世界上每一個追求智力生活的人大概都買了這本書；現任三一學院院長 馬丁·里斯的《六個數字：塑造宇宙的深層力量》，這位天體物理學家的這本著作1999年全球26種語言同步出版；泰德·休斯的《生日書簡》，這位詩人當年在彭布羅克學院的宿舍裏經常留宿女生，並且將她們洗完的內衣晾在窗外。櫥窗裏沒有小說——伊夫林·沃的小說《舊地重遊》在英國許多書店裏都有數個版本，那是一本和牛津大學有關的小說，作者畢業於牛津大學，小說也描述了牛津的大學生活。《獨立報》一位記者曾經撰文討論，爲什麼劍橋沒有一本能和《舊地重遊》相比美的“劍橋小說”——劍橋有小說家福斯特、納博科夫、拉什迪。福斯特說過，“劍橋對一個作家來說不是什麼好地方”。納博科夫在《說吧，記憶》裏談論過劍橋的生活，他從來沒有去過大學圖書館，連打聽圖書館在哪裏都沒有。“我不清楚，有沒有人前來劍橋大學，尋找我的足球鞋釘在黑色泥地裏留下的痕跡，或調查我穿過庭院前往我的導師的樓梯時留下的影子，但我走過那些令人敬仰的牆壁時，我比遊客更饒有興趣地想到了彌爾頓。”
在赫弗書店轉上半小時，出門之後，走上幾步就看到了三一學院。劍橋有時候會驕傲一下，告訴遊客，這所大學出的諾貝爾獎得主比整個法國或者整個德國都要更多。在牛津和劍橋的諸多學院裏，三一學院的諾貝爾獎得主最多，至今共有31位，這所學院無疑是劍橋最富有、聲名最顯赫的學院，門口右側的草坪上種着一棵蘋果樹，那就是“牛頓的蘋果樹”，牛頓是在家鄉的蘋果樹下被掉下的蘋果砸到了腦袋，然後提出了 “萬有引力定律”，三一學院門前的這棵 蘋果樹是1954年從牛頓家鄉林肯郡移植過來的，幾乎不結果。
牛頓當年居住在三一學院大庭院的E單元，每週都有人提出要進入那個房間拍攝，但那裏依舊作爲院士的宿舍在使用。牛頓的塑像是第一個被搬進學院禮拜堂的，隨後有培根、拜倫等人的塑像被送入禮拜堂或圖書館。劍橋大學計算機教授羅斯·安德森（Ross Anderson）說：“正如火災使森林獲得新生，一個傑出的大學也使人類文化獲得新生——我們對世界的看法和理解都發生了改變。劍橋大學一直是最熱的噴火器，牛頓、達爾文、DNA，都改變了人類對世界的看法，劍橋在整個人類歷史上是最富有創造性的破壞性機構，那些最具有深遠意義的創新發生在自然科學領域，出現在17世紀的培根、牛頓及其同時代人之中。”
三一學院雷恩圖書館的屋頂上佇立着4座石像，代表的是4門最古老的學科：神學，法學，物理學和數學。圖書館中有5萬多本1820年前出版的圖書，這裏保存着彌爾頓的手稿，也保存着《小熊維尼》的手稿，該書作者米爾恩是三一學院的學生，維特根斯坦的遺作和手稿也保存於此。福斯特在一篇小說中這樣談論三一學院——人們既無法忽視他驕傲的光彩，也不能否認他的優勢，雖然這裏幾乎沒人費心思去強調他。我們來強調一下，《金枝》一書的作者詹姆斯·弗雷澤是這裏畢業的，“科學家”這個詞是1840年由三一學院的院長創造出來的，麥克斯韋爾是這裏畢業的，哲學家懷特海、羅素、維特根斯坦 也屬於三一學院。
除拜倫之外，三一學院還有一位偉大詩人，丁尼生1838年寫過這樣一首詩：“我走過長長的酸橙樹甬道/去看看他住過的房間/門上是別人的名字/我徘徊不前，裏面一片嘈雜聲/男孩們拍掌、乾杯、跺着樓板/我們曾在那裏辯論過/一羣年輕的朋友/爭辯思想、藝術/工作和改變了的集市/還有國家的整個體制。”如今，丁尼生的塑像也豎立在雷恩圖書館（禮拜堂裏也有）內，注視着一代又一代年輕人在這裏學習和思辨。
羅素在自傳中描述過自己初到三一學院的經歷，他不知道廁所在哪裏，也 不好意思向別人詢問，他經常因爲性的衝動而在深夜跑步，他說在劍橋的最大 收穫是“一種智力上的真誠”。然而，就是因爲某種真誠，羅素曾被三一學院開除——他反對英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發表了過多的和平主義言論。
羅斯·安德森教授認爲，三一學院開除羅素是干涉“知識自由”，他說：“我們該如何讓劍橋保持名列前茅？從歷史中獲得的重要教訓是，學術的自治和知識自由是很重要的。在不同的歷史時代，教會或者國家都曾試圖對我們進行干預，要控制我們。這些措施從未取得過預期的效果，但往往在一段時間內令我們停滯不前。最糟糕的是在18世紀和19世紀初，我們不被允許承認不信奉國教的新教教徒。劍橋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學者的自治社會，而不是像諸如博洛尼亞大學那樣起源於那種學生聯合起來聘請教師的社團。時間已經證明我們的模式是最好的。”
暑假之中，大門上貼着一則告示：只對本學院院士和學生開放。這就把遊 客及其他學院的學生擋在了門外，這所學院的院長還要由王室任命，新院長到 任之時，要在門口把委任狀交給門房，門房將委任狀送到院士集聚的會議室， 然後院士們排隊去打開大門，將新院長迎接進來。如果你被這樣的禮儀傳說所 震懾，很可能就錯過了參觀三一學院，事實上，直接推門進去也未必受到什麼 阻攔。拜倫在這裏上學的時候，學院規定學生不得養貓、狗之類的寵物，於是 他就養了一頭熊。牛頓在庭院裏測量聲音的速度，他在這裏生活過35年。愛德華三世塔樓上的鐘聲每半個小時就敲響一次，好像在提醒你幾百年來時間都 是以固定的步調流逝，而從來沒有一個地方如此密集地會聚着如此多的精英。
老鷹酒吧
從皇后學院到三一學院，專心走路的話，也就用5分鐘的時間。如果走得快一些，能走到聖約翰學院門口。這是劍橋最爲核心的一條路。在每年發放給新生的“劍橋小詞典”上，是這樣解釋“長距離”的——在劍橋走路超過5分鐘的，就算是長距離了。這個小詞典是這樣解釋“劍橋”的——這是個形容詞，用來形容那些特別有個性的學生的生活，他們總做出某些極端的事情。“NARG”——指那些刻苦讀書、長相難看、穿着差、社交有點兒障礙的男生。“辛蒂”——這不是人名，而是指劍橋唯一的一家夜總會，經常帶有貶義。“國王路跑步”（King Street Run）——這不是真的跑步，國王路比國王街（King's Parade）長，這項運動是指在這條街道上的每一家酒吧都喝上一杯啤酒。
劍橋的土地幾乎都爲各個學院所擁有，學院自然不願把自己的產業出租給夜總會，更不要說色情場所。但這座10萬人的小城擁有200餘個酒吧，劍橋學生曾經手繪“劍橋酒吧地圖”，標明各個酒吧的位置，號稱要在大學期間喝完所有的酒吧，但並沒有記載哪一個學生曾經完成這個壯舉。事實上，各個學院的酒吧就是喝酒的好去處，外面的酒吧一杯啤酒2英鎊，那學院裏的啤酒只賣1英鎊，讓學生喝到便宜的啤酒是一項學生福利。當然，到各個學院的食堂去吃飯，看看哪個學院的伙食最好， 更是學生們樂此不疲的事。
劍橋最著名的酒吧可能是 “老鷹酒吧”，暑假期間，這裏到晚上依舊座無虛席，而旁邊的另一家“巴斯酒吧”則門可羅雀。“老鷹酒吧”的傳奇之處在於，20世紀50年代，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經常在本尼特街上的這家酒吧吃午餐，他們以卡文迪什實驗室爲基地，建立了DNA結構的模型。在《雙螺旋》一書中，沃森提到，1953年的一天，克里克衝進“老鷹酒吧”，大聲宣佈“我們已經發現了生命的祕密”，沃森覺得，這樣說爲時尚早。但克里克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說，他不記得自己曾這麼衝動。不論當事人如何記憶，這座酒吧的一張桌子背後的牆上已經鑲嵌了一塊銅牌——克里克和沃森在這裏宣佈發現DNA的雙螺旋結構。在這張桌子前擡頭望去，天花板上是“二戰”遺蹟，英國 和美國飛行員用打火機和蠟燭在天花板上燒出自己的名字和部隊番號，他們從劍橋附近的一個軍事基地出發去轟炸德國。
從老鷹酒吧走上200米，就是老卡文迪什實驗室，一塊銘牌這樣記錄：“1897年，J.J.湯姆遜在這裏的老卡文迪什實驗室發現了電子，後來它被確認爲物理學的基本粒子，這是電子學和計算機科學的基礎。”卡文迪什實驗室1874年由麥克斯韋爾創建，並擔任卡文迪什實驗室物理學教授，1974 年，實驗室搬遷至劍橋西部的“科學園區”。
在“老鷹酒吧”裏，一位物理系博士生這樣告訴本刊記者：“這次搬遷改變 了卡文迪什的風水，這裏一共產生過28個諾貝爾獎得主，但搬到西邊之後，地方是大了，但好像只拿過一個物理獎。約瑟夫森教授是1973年拿的諾貝爾獎，他是三一學院的學生，計算出超導結的隧道效應時還是研究生二年級學生，現在我每次在草坪上懷疑人生的時候，老能碰見約瑟夫森，老頭兒也在那兒懷疑人生，他現在發表的論文是《超自然證據及其對意識的含義》，就是說，他主要研究人間有沒有鬼，特異功能到底是怎麼回事。”
在銀街之上，有一家名叫“Anchor”的酒吧，入口 處也掛着一副銅牌——60 年代，這裏經常舉辦爵士音樂會，當時席德·巴雷特經常來這裏聽音樂。席德·巴雷特生於劍橋，但他沒能在這裏讀大學，他是倫敦一家工藝學校的學生，搬 到倫敦後，他創立了平克·弗洛伊德樂隊。2006年，席德在劍橋的家中去世。那位物理系博士轉戰Anchor酒吧，繼續講述卡文迪什實驗室的八卦：“劍橋物理系最大的失誤是放走了玻爾，玻爾當年想在卡文迪什實驗室做研究，但不知怎麼，劍橋沒有收留他，他在劍橋踢了幾個月的足球，就轉到曼徹斯特去了。”從Anchor酒吧轉戰Granta酒吧，物理系博士只能聽另一位文科學生講典故了：“Granta本是劍河的一條支流，這也是劍橋一本文學雜誌的名字。”
豪飲之風也是學院間的傳說，莫德林學院的划船隊，入隊儀式就是連幹 3 品脫啤酒，第三杯中摻入威士忌。走在劍橋的街上，也經常能看見酒鋪，售賣各種葡萄酒，許多酒瓶子上貼着學院的標籤，表明這是某某學院特製的酒。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副所長陸建德，1983年從復旦畢業後去劍橋讀博士，他對劍橋的酒文化印象頗深——許多老教授的書櫃後面就放着一排一排的空酒瓶。有些老師的酒量很大，一個沒有多少人蔘加的討論會開完，可能10瓶葡萄酒就沒有了。
趙鳳儀在劍橋期間曾經擔任“劍橋品酒隊”的隊長。“每個禮拜我們會開一個盲品會，打開12款酒，大家一起品，然後討論酒的品種、年份、葡萄種類、地區等等。每年的春天，我們跟牛津有一個盲品比賽。贏得比賽的人可以去法國旅遊。盲品所用的酒來自贊助商。據我所知，沒有幾個大學有這種盲品比賽。這個比賽從1952年開始，有幾十年的歷史了。但在劍橋，這個比賽太現代，太時髦了。”
儘管是暑假，沿劍河划船，岸邊酒吧上年輕人豪飲的場面還是會讓人遐 想，等1.6萬多年輕學生都開學了，酒風該多麼浩蕩。相比之下，抽菸好像已經Out了，在Rose Crescent街角Fcuk商店外的牆壁上，還有一塊銅牌，上面是劍橋學生1862年作的一首詩，名爲《菸草頌——獻給菸草行》，有中國訪問學者試譯全詩，其中有這樣幾句：“你使晨曦增媚，你使午餐填味，黃昏之樂尤最”；“我有五六兄弟，抽菸無妨友誼”。100年前，身着學袍抽菸是違反校規的，如今，學院裏全面禁菸，即便花園裏也不能抽，據說，劍橋學生大多遵循此規定，最過火的行爲也就是在宿舍裏偷着抽兩根大麻。
大學城
同濟大學城市規劃學院副教授田莉女士是劍橋土地經濟系博士，在她看來，劍橋最獨特的地方就是，大學和學院對城市的建築、景觀和社會生活佔有絕對的統治地位。牛津雖然歷史更爲悠久，但由於周邊汽車工業的發展，牛津的人文氛圍遭到侵蝕。她說：“Mini車產自牛津，這就帶來很多藍領就業崗位，相比之下，劍橋周邊的企業大多是學校的科技創業型企業，基督學院對面的那家大購物中心，4萬平方米的面積，當年興建之時也反覆論證過多次。”
田莉介紹說，多年來，劍橋大學的學生以及大學僱員的總數一直佔劍橋市總人口的30%左右，20世紀上半葉，劍橋人口從1900年的6.25萬增加到1950 年的10.4萬。1950年的劍橋規劃認爲，應該控制人口規模保持劍橋舒適宜人的生活環境，同時要讓大學相關人口占據固定的比例，避免出現牛津汽車產業從業人口暴漲的現象。2002年全英人口普查表明，劍橋總人口約10.88萬，其中28%爲劍橋學生和大學僱員。這顯示出，50年前劍橋城市規劃的長遠戰略眼光和此後50多年城市管理的有效貫徹。“當然，這也帶來一個問題，那就是劍橋的房價很貴，幾乎與倫敦不相上下。”
福肖（Alec Forshaw）20世紀50年代在劍橋長大，2003年母親去世，他在收拾老房子的過程中翻出了家庭相冊、剪報本，然後動筆撰寫一本自己的劍橋回憶錄。他說，有關劍橋的歷史書有太多了，但這一本是關於在這個城市裏度過童年時代的書，它會讓讀者發現，生活已經發生了很多變化——直到1958年，劍橋的牛奶還是靠馬車運輸，每天早上7點之前送到每家每戶的門口。那個時候，市中心的兩家大型超市還沒有開張，集市街附近是一家一家的小商鋪，你要花幾個小時排隊買奶酪，再排隊買肉，再排隊買咖啡。1969年，福肖進入劍橋的耶穌學院讀地理，他說：“在自己家門口上大學是什麼感覺？街道的確很熟悉，但還是像進入了一個不同的地方。上大學是打開了一個新世界。我的父母都不爲大學工作，所以我對劍橋大學並沒有家庭的親近感，我的確在好多學院的花園裏玩耍，但從來沒有進入過學院的建築物，在被耶穌學院接收之前，我只去過那裏一次。”
耶穌學院在集市街之東，守着市中心的一個角落，以庭院中陳列的藝術品 爲特色，在安靜的午後步入耶穌學院，能立刻發現它與國王學院、三一學院截 然不同的氣質。這裏原本是一家修道院，15世紀時被改造爲劍橋的一所學院，但還帶着一絲靜修的氣氛，因爲仲夏綠地和耶穌綠地這兩大塊草坪就在學 院旁邊。學院操場兩倍於校舍面積，依次有足球場地、網球場地、板球場地、 橄欖球場地、射箭場地和體育館，劍橋許多學院的體育場都在城外，能在宿舍 之外擁有這幾片球場是難得的奢侈。庭院中有三兩名婦女對着學院收藏的雕塑 臨摹。出資收藏雕塑的主意是80年代擔任耶穌學院院長的一位考古學家提出的，他認爲，考古和藝術是相互平行的。
福肖還記得50年代丘吉爾到訪劍橋，爲新創建的丘吉爾學院栽種一棵樹， 這所新學院的建立是爲了比肩麻省理工學院，爲英國培養更多的理工人才。新 學院的出資者也並不全是丘吉爾這樣的大人物，1981年，英國女王爲魯濱遜學院主持創建儀式，魯賓遜原來在劍橋“在重新調整自己以適應這個真實的世界之前能有那麼一段時光真是幸運。”父母所開的自行車商店工作，儘管在劍橋自行車是主要交通工具，但並不可能讓他賺太多錢，他後來成爲賽馬場老闆，發財之後創建了以自己家族命名的新學院。這些新學院大多在城市的西郊， 而與耶穌學院在城東比鄰的是悉尼·蘇塞克斯學院和基督學院。
這兩所學院各有兩位出名的校友，基督學院的庭院之中有一棵“彌爾頓桑 樹”，有一條“彌爾頓小巷”，這自然表明彌爾頓在基督學院的地位，另一位校友的身影在劍橋隨處可見，那就是達爾文。2009年適逢《物種起源》發表150週年，所以菲茨威廉博物館等地方都在舉辦有關達爾文的展覽。悉尼·蘇塞克斯學院的兩位著名校友是克倫威爾和福爾摩斯，學院門房中出售兩本小
冊子，講述這兩人與學院的關係。據說，悉尼·蘇塞克斯學院經常鬧鬼，學生們相信，是克倫威爾的幽靈總要回來看看，這位革命者在學校裏並不認真學習，父親病故後他也輟學在家。克倫威爾死後，保皇黨將他的屍體從西敏寺挖出，斬首，1661年，首級懸掛於西敏寺上方示衆。這番死後不得安寧的折騰也許是鬧鬼說的起源，奇妙的是，人人都相信。1960年，悉尼·蘇塞克斯學院找到了克倫威爾的首級，經過一系列科學驗證，證明那的確是300年前的那個革命家的頭顱，頭顱被埋葬在學院禮拜堂附近，只有院長和財務主任知道確切的地點。這則故事多少還有些影子，克倫威爾的肖像畫的確掛在學院食堂裏，每逢有皇室成員到訪，總用簾子再把他遮起來。但福爾摩斯就讀於該學院的考證則完全是創作，不過，這位虛擬人物能在倫敦的貝克街上擁有一處“故居”，自然也不介意被當做悉尼·蘇塞克斯學院的校友，在這裏研讀過生物學和解剖。考證福爾摩斯是劍橋而非牛津畢業的一大證據是，當年牛津的校規是，學生必須住在校區的宿舍，劍橋規定學生可以住在聖瑪麗教堂3英里方圓之內，小說中曾提到，福爾摩斯沒有住在大學宿舍裏。
學 習
莎拉·埃爾森（Sarah Ellson）如今在倫敦的一家法律事務所工作，1990至 1993年在基督學院攻讀社會學，隨後又拿到一個法律學位。她說，劍橋、牛津的本科學位並不總能在就業市場上暢通無阻，所以她需要另一個學位。“我覺得，劍橋的教育觀念更多是培養學生的思考方法和精神生活習慣，而不是實 際技能培訓。劍橋的許多老師的確擁有世間最聰慧的頭腦，如果我現在回到劍 橋讀書，收穫肯定比我19歲時去更大。”
莎拉在音樂會上演奏大提琴，參加過話劇演出，但在劍橋最驕傲的事情是 1993年作爲學校女子輕量級划船隊的一員擊敗了牛津隊，這是6年來唯一一次勝利，她和她的丈夫就相識於基督學院的划船俱樂部。“我們生活在那麼美麗的地方有很多美麗的記憶，我們從船屋騎車去聽課，一起逛酒吧，在花園散步，在重新調整自己以適應這個真實的世界之前能有那麼一段時光真是幸運。”
劍橋大學博士朱莉婭·洛弗爾（Julia lovell）如今也生活在倫敦，擔任倫敦 大學歷史系教授，校舍位於倫敦布盧姆茨伯裏，緊鄰大英博物館和大不列顛圖 書館。她說：“我離開劍橋的原因很簡單，劍橋大學不能給我提供一個終身教席，劍橋的傳統是每個領域只有一個教授，儘管這些年來教授的席位在增加，但在那裏獲得一個終身教席還是不容易。在我博士畢業之後，我在劍橋度過了 4年愉快的教學生涯，我喜歡那裏，我的丈夫還在劍橋大學的英語系工作，所以我能同時享受劍橋寧靜的生活和倫敦的生活。”
朱莉婭·洛弗爾在劍橋讀中文，她說，做這個選擇不是因爲李約瑟或者哪位漢學家的影響，而是她在某一年的聖誕假期看了一部“007”電影，影片中邦德有這樣的臺詞——我在劍橋學東方學。“我想，這是我唯一能和詹姆斯·邦德一樣的地方，所以我就從歷史系轉到東方學系。系裏的老師很好，劍橋在學習外國文化方面有很好的傳統，特別是印度和古希臘研究，可我是個笨學生，頭3個月我記不住任何一箇中國字。我的老師花費了太多時間幫助我，我有時會覺得，能有機會在劍橋讀書是一種特權。如今，劍橋生活留給我最深的印象是自由的感覺，有那麼多事情可以幹——學習，戲劇，音樂，體育——我是個很差的足球選手。”
在9月暑期到訪劍橋實在有不合時宜的感覺——每年暑假，會有一家劇團 在各學院的草坪之上輪番上演莎士比亞的話劇，但他們已經演完開拔了。劍橋 電影節還沒有開幕，免費音樂會也屈指可數，倒是各類體育俱樂部已經把招收 新會員的廣告打了出來——板球、橄欖球、馬術、自行車、划船，後兩個體育項目中，劍橋出過不少奧運會冠軍選手，自然是這裏的熱門。但乒乓球也有俱樂部，土地經濟系另一位中國博士鄧亞萍只在乒乓球俱樂部出現過一次，打敗了劍橋排名第一的男選手之後就再也沒有露面。
英國作家阿蘭·德波頓這樣回答我們的提問：“劍橋的老建築的確讓人興 奮，但我在劍橋關注的兩點是女孩和創作。在本科畢業之後，我的確有機會在那裏讀博士，或者到哈佛大學去念歷史學博士，但我對現在的教育體制都持懷疑態度，所以我沒有接着讀學位。”德波頓目前經營着他2008年創辦的“生命學院”（The School of Life），這所學院設在倫敦的市中心，更類似一個能舉辦沙龍的小書店，他說，他創辦這家“生命學院”是爲了教授人們“賴以生存的觀念”，以激勵人們通過閱讀和學習改變自己的生活。他希望能挑戰傳統的大學，重新組織知識的架構，遠離教化的知識。儘量給予人們本該是大學所給予的：通過文化的幫助獲得生活的方向和生命的智慧。
年輕的莉婭（Liya）本科時以歐盟學生身份就讀於基督學院，今年將前往 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她是一位德國籍的華人，之所以選擇在劍 橋而不是在德國上大學，她說：“劍橋的本科生教育採用導師制度，這是它最好的地方。相比之下，德國的大學教育過於自由化，沒有人進行管理，學生和 教授之間也沒有太多聯繫，不像劍橋那樣，學生每週會和導師面對面地討論自 己的作業。”
這個年輕姑娘對於大學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劍橋的最大缺陷是過於實用主義（Pragmatism），劍橋從來不會啓發學生去問自己：我在大學學習的內容是爲了什麼？是爲了自己，還是社會，還是文化？這和英國的實用主義教育傳統是有關的。而我在德國得到的體驗是，教育的目標是人本主義的（Humanistic），一個人進入大學後要經歷一個成熟的過程，要和社會建立起聯繫，在這個過程中他才真正變成一個公民。實用主義的好處在於它的寬容，它可以包容很多不同的觀點。但過於寬容的危險在於，學生不再去思考學習的意義，大學成了就業培訓所。劍橋學考古的學生，第一年都會去倫敦的投資銀行找實習。而理論上，大學的本意應該是培養研究者。如果進入大學只是爲了提升個人的職業空間，那麼大學是無法盡到它對社會的責任的。但是很可惜，很多大學都屈服於一種經濟理性。比如，劍橋原本有一個梵語系，但是後來被裁撤了，理由是缺乏經濟效益。劍橋把很多的資金都給了商學院，而許多的文科系所包括我們政治系，都有財政問題。”
年輕的莉婭在接受採訪之前就提醒我們，“我對劍橋可是有一大堆批評的”。她說她本以爲劍橋是一個思想的天堂，可能在街上交談的兩個人都會在討論一 些深刻的話題。但實際並不如此，於是她就聯合幾個同學創建了一個思想者聯 盟（Thinking Society），每個月都會挑選一個大的話題進行討論，比如：何 謂思考？何謂生活？知識分子的位置在哪裏？我們的大學是不是一個自由思考之地？他們請教授來就這些問題進行演講。“一開始我以爲，學院越老越好，但後來才發現那些新一點的學院可能更爲開放。比如克萊爾霍學院（Clare Hall），他們的研究生和教授是在一起吃飯的。而劍橋的傳統是就餐時學生坐 低桌（Low table），教授坐高桌（High table）。這些傳統有時候徒有其表，比如在正式晚宴（Formal dinner）上， 就餐前院長會念一段拉丁文，而劍橋學生至少80%都不懂拉丁文。因爲英國的高中教育進行改革後，已經不再要求學生學習拉丁文了。劍橋的傳統和社會的發展沒有發生聯繫，大部分人並不理解這些傳統，喜歡它們也只是因爲神祕感。我認爲，劍橋不能僅僅保留傳統的形式，而應當去思考其中的意義。”
考 試
“在哈代的小說《無名的裘德》裏， 裘德會用拉丁文背誦讚美詩，所以他一 直認爲自己有資格進入基督學堂，也就是牛津大學，那是100多年前了，那時 候拉丁語和希臘語是牛津和劍橋入學的必考科目，想拿到學位也要掌握拉丁語 和希臘語，而這些經典課程本就是大學當時能教給學生的少數幾門課程之一， 如今，掌握拉丁語對進入劍橋學習依然很有用——它表明你有嚴謹的思維，而且能更好地理解語言的本源。”劍橋大學古典系教授瑪麗·比爾德女士對我們說，“拉丁語在劍橋還經常被使用，餐廳禱告、畢業典禮，許多學院的塑像上也是拉丁文。我們古典學系有100多位本科生，有些人在高中時就學習過拉丁 語，但許多中學的確取消了拉丁語課程。”
劍橋博士殷海潔（Heather Inwood），高中畢業時考的是法語，他說：“初中畢業考試（GCSE），高中畢業考試（A-levels），還有劍橋大學的考試，我都記憶猶新。至於哪次壓力最大，很難判斷，這3次考試經歷一直到現在還時不時重複在我的噩夢裏。英國的A-levels跟中國的高考不同，這時候學生一般都申請好大學了，有的參加過面試，已知道哪些大學想要錄取你。唯一條件就是要滿足這所大學對你考試成績的要求。劍橋大學的門檻要偏高一點，通常要求學生考3個A，成績出來的前一夜，我做了無數次關於考試成績的夢，從B級到根本就不存在的Z級，幾乎全部英文字母都在夢裏出現過，出了一晚的汗，就是沒有夢見那3個該死的A。醒來後，該拿的成績都拿了。到了劍橋後，發現大學的考試製度是另一種情景。雖然英國的高中傾向於訓練學生的獨立思想和寫作能力，但學生通常能夠想到一些技巧應付考試。比方說，爲了準備高中的法國知識考試，我將11篇事前寫好的法語文章全都背下來了，考試那天只要看一眼文章的題目，語言和內容就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滔滔不絕地流出來。可惜，這樣的技巧到了大學以後就不管用了。劍橋的年末考試考的並不僅是學生所積累的知識，也沒有多項選擇的問答題，考的是思辨能力。課程作業所佔的比例也很小，每年的成績主要取決於考場上的表現。劍橋的考場是個什麼樣子呢？學生整齊地坐成幾排，每兩個人之間都隔一個空位，以免學生作弊。監考老師們都一身黑色的袍子，外面還有人陪學生去上洗手間，考試時限往往爲3個鐘頭。每個人的成績出來後，都會先貼在大學評議堂外面的公告欄上，這樣做會給學生施加很大的壓力，因爲誰都能知道你考得怎麼樣。”
瑪麗·比爾德說，她還是會經常做有關考試的噩夢。30多年來她只是監考，但在夢裏總會坐到課桌前，準備拉丁語或希臘語考試，卻發現考卷上的字她一個也不認識。“我相信，對大多數學生來說，劍橋的考試都是一個噩夢！”
劍橋政治系講師劉瑜，在中國人民大學讀完碩士之後，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拿到博士，隨後在劍橋謀得一個教席，她說：“要我看，劍橋本科生在入學的時候，其潛質和中國人民大學的新生差不多，但經過3年的本科教育之後就大不一樣了。劍橋一年3個學期，10月開學，聖誕放假，然後再開學，復活節又放假，6月份考試完又放暑假，每個學期上課的時間也就是8周。這裏上 課，老師是不許點名的，沒有點名的權力，但學生們讀書的氣氛很濃。在劍橋 的食堂裏，你能聽到兩個學生在討論蘇丹的問題，或者最近有關伊朗的新聞多 了，那麼來聽伊朗政治課程的學生就會多起來，這會讓我想起《白人男子的責 任》這本書，有公共意識的基礎和氛圍，在劍橋學政治就不是那麼費解的一個選擇。”
劉瑜教現代中國政治，給學生的考試題包括這樣的題目：“中國政府在經濟改革中起的是積極作用還是消極作用？”她說：“考試一般會給學生6到8個問題，你選擇3個來論述，這個題目大嗎？你不妨看看政治理論課的題目——‘西方還有未來嗎？’‘人們爲什麼要投票？’每道題目學生可能都要用1500個單詞來回答，會考驗你掌握材料、事實和分析的能力，而評分的一條準則是，學生除了論述自己的觀點外，必須給出一個反面的觀點。這樣的題目，相對來說就是鼓勵胡說八道，但只有大題目，才能形成一種和先人對話的機制，這是讓學生有一個大的思想框架，而不是過早陷入到細節中。”
2000年秋天，何進到劍橋大學讀碩士，他說:“負責我們課程的老師是約翰·克利維爾博士，他要給每一個學生單獨輔導。我們班10個人，來自歐、亞、非三大洲8個不同的國家。原計劃每週每個學生輔導一小時，實際上每個人都遠遠超過一小時。他曾用兩個小時給我講一道題，那是一道我非常有把握的題目。先讀懂題面，抓取重要數據，再根據情況挑選正確的公式，把數字代進公式，算出最終答案了事。我那道題的答案就是一頁A4的紙，大半頁都是數字、公式和計算，還有幾行文字說明。他看看這張答題紙問我，這一大堆數字 是什麼意思。我當時有點懵，這東西你知我知，那還用說。然後他又問，這幾 個公式是從哪裏來的。他告訴我，我們研究的是物理而不是數字，一個物理老 師拿到一份物理題的答案，想看的不是數字，而是學生對物理的理解。不但數 字不重要，而且公式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對基本物理概念的理解和對物理學原 理本質的把握。理性的思路應該從最基本的物理假定入手，首先羅列半導體理 論的所有假定，根據具體情況加以分析，每一個假定、每一種情況、每一次選擇、每一層因素都要完整地展開討論，從而最終導出正確的物理公式用於計算。原來一頁A4的紙，後來密密麻麻地用了整整5頁，添加了大量的說明、討論和圖示。一道題貫穿了半導體物理學的整條脈絡，看到老師陪我一起做出的新答案，我第一次如此刻骨銘心地體會到，原來物理該這麼學。雖然我題答得不好，但是他沒有任何批評或者不悅，而是和顏悅色地跟我說：作爲一個理性的人，我會這樣去做（As a reasonable person，I will⋯），一步一步引導我進行理性思維。”
“碩士課程從10月開課到來年9月論文答辯，整整一年時間，安排得非常緊張。前半年一共13門課，在2001年4月底，13門課分爲兩場綜合考試。這就是我學生時代的最後兩場考試，讀博士以後就沒有正式的筆試了。”何進總結劍橋考試的特點：“天馬行空，有重點，但沒有範圍。考題選擇空間大，一般一套考卷10道題甚至更多，任選四五道題做就可以。考試題目的難度不是以能不能做出來作爲衡量的標準，而是以能不能下手作爲衡量的標準。考試沒有標準答案，看重分析和思辨，各種想法和觀點，只要言之成理就可以。還有一條，考試沒有第二次機會，幾百年來，這一規則一直被嚴格地執行着。劍橋的想法很簡單，學生來學校是學習的，那麼就有義務學好。”
利維斯博士
英語系老師帕特森（Ian Patterson） 的博客名叫“Curiously Strong”，這 曾是20世紀60年代劍橋學生出版的一本詩刊的名字，他在博客上抱怨，要花太多的時間批改考卷，沒工夫寫作。這位老師寫詩，喜歡亨德爾和搖滾，在英語系的試卷中，會出現這樣的題目：請比較埃米·瓦恩豪斯（Amy Winehouse）的歌曲《Love is a Losing Game》和沃爾特·羅利（Walter Raleigh）的詩《As You Came from the Holy Land》。前者是英國流行歌 手，後者是16世紀的詩人。帕特森對我們說：“這道題目是讓學生闡述詩歌與流行歌曲的關係，語言中的節奏感。現在的文學理論越來越學術化，抽象，而大衆文化的影響力越來越強，文學理論應該是開放的。”
英語系教授斯蒂芬·科里尼（Stefan Collini）說：“是的，我們的考試範圍是 ‘從古至今’的，‘劍橋英語’這個詞和 ‘芝加哥經濟學’、‘牛津哲學’一樣有其
特定的內涵，那就是‘批評、比較、當下’。”英語系講師斯蒂芬·洛根（Stephen Logan）對我們說，他認爲大學的功能並不只是一個“研究工廠”，不能只憑借 論文發表的數量來評定大學的學術水平：“爲什麼我在學術刊物上發表一篇文章，纔算是我的成績，而我在報紙或雜誌上寫一篇文章就忽略不計呢？大學的一個功能就是‘時代的文化標尺’，一個教師完全可以用他的‘觀念’來教育學生。” 洛根博士和科里尼教授都提到英語系的標誌性人物 F.R. 利維斯。
這位利維斯教授講的是什麼呢？有人這樣總結 ：“他是藝術的加爾文，教 育年輕人熱愛文學之前，先教他們去討厭其中的90%。”利維斯生於劍橋，求
學於劍橋，終身在劍橋擔任教職，他和妻子主辦的《細察》雜誌在文學批評領域享有極高的聲譽。他看不上彌爾頓，對狄更斯也評價不高，他說哈代是個笨拙的匠人，弄出來的小說不過“偶有所得”。他的女學生西爾維亞·普拉斯說他是個禿頂、刻薄的妖精。他的文學觀念在早期著作《大衆文明與少數人文化》中開宗明義——“在任何一個時代，明察秋毫的藝術和文學鑑賞常常只能依靠很少的一部分人。除了一目瞭然和人所周知的案例，只有很少數人能夠給出不是人云亦云的第一手的判斷。他們今天依然是少數人，流行的價值觀念就像某種紙幣，它的基礎是很小數量的黃金。”20世紀40年代，利維斯發表了《英文學院概要》，他強調，英文學院的核心學科是文學及其批評，它在同時培養智性和情感方面爲其他學科所不及。英文學院的學生除了學習文學經典之外，還必須學習外語、比較文學、政治、經濟、社會、思想史等課程。在利維斯看來，精神成人遠比專業成材來得重要。利維斯畢生事業的首要原則就是確信：在一個人對藝術的反應能力和他在人類生存的總的適應力之間存在着密切的關係，這種對藝術的反應能力可以由批評家來喚醒並使之豐富。
陸建德在劍橋的博士論文就是關於利維斯的。“他在30年代就開課討論廣 告、電影這些大衆文化。在他看來，文學批評要指出‘套話’的危害。在一定
程度上，利維斯把文化轉換爲語言問題，文化的精粹就是辨別優劣的語言，但他給人的印象是在進行一場無望取勝的戰爭，電影、電視等大衆文化正在消解批評的標準，利維斯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維特根斯坦，爲什麼總要去電影院看一部美國西部片才能放鬆。”
清華大學教授、劍橋博士曹莉介紹：“與劍橋800年的歷史相比，成立於1917年的英文系堪稱年輕，當時的一份報告說，文學所能提供的精神價值足以取代宗教的主導地位，將文學與普通人的道德修養和日常生活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在利維斯看來，大學就是要提高社會的精神格調，培養公衆的智慧，純潔國民的趣味，大學和文學批評的使命就是抵抗社會對“少數人文化”的圍追堵截。
1959年5月，C.P. 斯諾在劍橋大學的評議堂發表了《兩種文化與科學革 命》的演講。斯諾曾是一名科學家，還是一名小說家，後來“又成了一名身份難以確定的公衆人物，有資格對無論什麼問題發表他的見解”。這次的演講他 提出了問題：知識分子是兩極的，一極是文學知識分子，另一極是科學家，他 們之間的鴻溝越來越深，一個文學知識分子根本不知道熱力學第二定律是什麼，但科學革命將給這個世界帶來巨大的變化，能讓那些貧窮的地方逐漸富裕 起來。
斯蒂芬·科里尼教授爲50年前的這場演講做了一個長篇導言，《兩種文化》中文版中即可看到，他說，斯諾提出來的問題，任何一個有頭腦的觀察家都不能迴避，他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爭論。利維斯教授的迴應是在1962年，他退休之前所作的《里士滿演講》，他對斯諾的蔑視是全方位的。“他在智力上並不出類拔萃”，他的演講“所展示的恰恰是智力特色的全然缺乏和令人窘迫的粗俗風格”；“作爲小說家他並不存在，他還沒有開始存在，他不能被認爲懂得小說是什麼。他寫下的每一頁都等於白紙，空洞無物”。這份演講發表後，衆多知識分子參與討論，利維斯的腔調被認爲過於刻薄，但這也符合他文學批評的一貫作風。
科里尼教授說，凡是利維斯認爲淺薄、機械化和僅僅風行一時的東西，他 都恨不得扔進垃圾桶裏，斯諾可以憑藉小說沽名釣譽，但他卻闖進了20世紀 英國文化一個最敏感的區域：對工業革命給人類造成的後果做出評價。利維斯 把斯諾的名聲看成一種“不祥之兆”，“它說明現代社會多麼嚴重地喪失了談論能 賦予生活以有意義的價值的能力，於是‘繁榮’、‘提升生活標準’這類套話就被用來填補空當”。
9月底，劍橋大學的唐寧學院，恰好有一個“重估利維斯”的學術討論會， 會議的主持人是利茲大學教授C.喬伊斯，他對我們說：“利維斯對工業革命對文化的破壞一直有自己的看法，他也不願意人們將生活的手段和生活的目的混爲一談，他教學中的一個主導思想就是理解‘生活’的複雜意味，生活只是個人的，而無法抽象化，難以用工業和科學的數據來證明生活的幸福。”
喬伊斯教授說，利維斯教授去世時，《泰晤士報》發表的訃告中特意描述了唐寧學院的建築特點：“這所學院是希臘風格，用大量的空地取代了封閉的庭院，廊柱高大，在這所學院裏人們可以像希臘的智者那樣靜思，但看到那些建築，也會讓我們明白，我們已經失去了那種古典主義。“1962年，當利維斯從唐寧學院退休時，丘吉爾學院的英語教授喬治·斯坦納寫了一篇文章：“沒有 舉行任何儀式，作爲一位大學教師，他講話不多，身材瘦小，他離開講臺，以 一種特有的輕鬆、靈活又旁若無人的步伐走出了房門。可是，當利維斯博士最 後一次離開米爾巷時，英國情感歷史中的一個時代便結束了。”
格蘭切斯特草地
離老卡文迪什實驗室兩分鐘的路程，就是伍玻科學歷史博物館，嚴格說， 這是科學歷史系的一間陳列室而已，樓梯拐角處張貼着學生的考試成績，博物館裏陳列着約1000件古老的科學儀器。伍玻曾擔任劍橋科學儀器公司的董事長，在退休之後將自己的收藏捐獻給學校，這些望遠鏡、顯微鏡、太陽系儀只 能展現科學歷史的某一個片斷，相比之下，西德維克地質博物館則試圖用無數 的石頭來涵蓋整個地球的歷史。在這間博物館裏可以找到劍橋早期建築所使用 的石材——劍橋本地所產的石灰石質量欠佳，克萊爾學院和國王學院之間的牆就是用本地石灰石構建的，從15世紀開始，學院能夠負擔從英國其他地方運來更好的石材，唐寧學院是用魚卵石構建，評議堂是用波特蘭石灰石構建。在地質博物館對面，是人類學系和考古系擁有的“人類學博物館”。
劍橋植物園在城外佔據一大片土地，那裏曾經是三一學院的麥田，學校對這座植物園的規劃是：“不僅要鼓勵人們對植物學的興趣，也要使花園成爲一個令人愉快的所在。”植物學教授約翰·史蒂文·亨斯洛在1831年開始建設這個植物園，他在那一年還把他的學生達爾文送上了“獵犬號”，而達爾文
帶回來的魚類標本及昆蟲標本則陳列在“動物學博物館”裏。穿過唐寧學院的空地，蘭斯菲爾德路上的“斯科特極地探險博物館”正在進行維修，這裏展示英國人對南極和北極的探險，而劍橋大學也早在1920年就建立起冰河研究機構。這座城市中最爲著名的博物館當然是建立於1816年的菲茨威廉博物館，這裏收藏了世界範圍內的衆多藝術品，會有各種主題的當代藝術展、畫廊講座和演奏會。
每一個博物館都會激發起你對某一門類學問的興趣，但流連於博物館的人 數永遠不會比漫步在格蘭切斯特草地上的人多，這一大片草地上有一條3公里 長的路徑，從市區徒步、騎自行車，或者划船沿劍河抵達格蘭切斯特村，在“果園”裏喝上一杯茶，是劍橋最爲經典的一條休閒路線。果園中也有一個小小的博物館，紀念的是青年詩人羅伯特·布魯克，100年前，他租住果園的一間農舍寫論文，享受着英國鄉村生活的甜美，事實上，他躲到這個安靜地方來也沒能好好看書，不斷有朋友來拜訪，享受着坐在蘋果樹下看着落日的悠閒，這些朋友是弗吉尼亞·伍爾夫、羅素、維特根斯坦、凱恩斯、福斯特。在某些月色撩人的夜晚，布魯克和伍爾夫會到拜倫潭去裸泳，那裏離果園不遠，橫渡達達尼爾海峽的拜倫就在那片池塘裏練就了自己的游泳功夫。1821年，拜倫在自己的日記中回想起在劍河游泳的場景，“那是我生命中最快樂的時光”。
1909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間，布魯克在這裏度過了“最快樂的時光”，他說：“我不假裝能理解自然，不過我和她相處愉快。我看我的書，她 料理母雞和風雨，我們都很有耐心。一位老婦人爲我準備蜂蜜、雞蛋和牛奶， 她整天坐在玫瑰花園裏幹活。”他寫下詩句：“池塘上方，河水是否甜蜜，和緩？”“教堂的鐘還停在差10分3點嗎？還有蜂蜜用來泡茶嗎？”1915年，這位27歲的詩人死在地中海的英國海軍的船上，埋葬在愛琴海一個小島的橄欖樹林中，他的詩裏這樣說過：“如果我死去，請爲我想想此事——外國的田野上有一些角落，它永遠屬於英國。”
在拜倫、布魯克這兩位浪漫的年輕詩人客死異鄉之後，這片草地又迎來了 新的詩人。1956年2月25日，在劍橋大學的一個聚會上，西爾維亞·普拉斯與她慕名的泰德·休斯第一次見面，當休斯的嘴脣移到她脖子上的時候，她在他臉頰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咬出了血。4 個月後，休斯和普拉斯結了婚，這年秋天，他們搬到了格蘭切斯特附近居住。儘管後世許多的孩子都會背誦普拉斯那句“我披着紅髮從灰燼中升起，我吞噬男人如呼吸空氣”，但更多的人會惋惜她的自殺， “死去是一種藝術，我要做得精彩”。
在普拉斯的日記和她寫給母親的信裏，經常能看到這片草地。“記得羅伯特·布魯克的詩嗎？我們在果園裏喝杯茶？”“昨天我們走了15英里，穿過森林，田野，沼澤，月光下的格蘭切斯特草地上沉睡的牛羣。”“泰德和我在河上撐船，在格蘭切斯特的蘋果樹下喝茶，吃蜂蜜還有三明治。”“這天早上4點半起牀， 我們去草地上散步，我給一羣牛朗誦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我讀了20分鐘，我從未有過如此智慧、專注的聽衆。”“開始時天空發出藍色的光芒，大顆的星星還懸在空中，之後轉爲粉紅色，延伸至天際線時慢慢變得半透明。”當時，普拉斯在準備學位考試，泰德在附近的一所中學裏教書，她負責把兩個人的詩作打印出來，去參加詩歌比賽。他25歲，她23歲，還沒有爲家務瑣事和別的女人發生矛盾，1957年春天他們離開格蘭切斯特，這片草地只記取了這對年輕詩人最美好的時光。多年後，休斯在詩裏回首：“你的聲音穿過草地朝向格蘭切斯特，聲音漸沉，牛羣入迷地觀看。”
如今，每天都有人穿過丁香花、栗子樹，走過草地，在果園的蘋果樹下喝 茶，默誦布魯克的詩：“看看在格蘭切斯特的月光下，漸漸甦醒的枝條，聞着令人興奮的芬芳，永遠記得，永遠記得，河水的氣味，傾聽微風吹拂小樹發出的嘆息。”拜倫、布魯克、泰德·休斯和西爾維亞·普拉斯賦予這片草地永遠的青春氣息，浪漫與激越的青年時代，對整個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的情懷，刻骨銘心的愛情。他們的事蹟與詩歌綿長悠遠，其力量比之平克·弗洛伊德的那首名爲《格蘭切斯特草地》的歌曲要渾厚得多。
1924年，伍爾夫的一封信中這樣寫，你對劍橋感覺好嗎？這裏讓人“發 熱”——準備考試的年輕人，後花園裏的樹和花，平底船，院士的花園，美麗到不那麼真實的池塘，智慧頭腦之間的辯論。伍爾夫說她尊重那種辯論的氣氛，但她置身事外感覺會更好，她當時到劍橋是做一個講座，她並沒有在這裏學習，但對更多的年輕人來說，花園、樹、河水、草地、圖書館、博物館、教堂，看見這些還不夠，他們還需要有一個智慧的頭腦，不是爲了一場辯論，而是爲了配得上這方水土這方歷史，配得上自己明明白白的青春。■
（本文部分採訪由何瀟、餘力莎完成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