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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郊外的比薩店諮詢員GiuseppeBadalamenti在翻看客戶發票時，看到了食品訂貨配送應用Grubhub3月份的一份報表。Grubhub在比薩店的46份訂單的金額爲1042.63美元，而比薩店拿到的金額僅爲376.54美元——縮減了64%。扣除的費用包括兩種佣金，以及一些手續費。
芝加哥比薩行業一直在抱怨UberEats、Grubhub、DoorDash和Postmates收費過高，但這是Badalamenti見過的迄今爲止抽成最高的一次。他把發票發到了自己的臉書主頁上，寫道:“不要再相信從第三方物流公司下單是在支持自己喜愛的店鋪了。”
這條帖子轉發了約5300次，評論超過1200條。並不是所有人都同情Badalamenti的客戶，在那些爲Grubhub辯護的人中，一位餐館老闆發佈了自己的四月報表，他指出，這款應用只佔他收入的28%。他解釋說，他沒有開展過任何優惠5美元的促銷活動，也沒有那麼多披薩訂單被退回。
然而，這款應用程序的收費仍與演唱會的黃牛類似。越來越多的城市開始採取打擊措施，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間，餐館完全依賴外帶和外賣。上個月，舊金山和西雅圖將應用程序收費上限定爲15%；紐約正在考慮10%的上限，芝加哥考慮施行5%的上限。一些應用已經開始向餐館老闆提供各種費用折扣和臨時減免。
餐館表示，按照應用程序的收費標準，他們無法生存 。Grubhub是唯一盈利的主要配送應用，它表示，它的生存依賴於這些高額費用。Grubhub發言人John Collins在一份聲明中說，這些城市施加的限制“威脅到我們業務的可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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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和華爾街似乎高看了它們……
在共享經濟誕生十年多後，一些問題開始找上門來：優步的生意陷入困境。優步憑藉乾淨、快速、可靠的汽車進入城市街道，而優步不久前宣佈裁員4,000人。
Airbnb的狀況更糟，它依靠的是共享房屋，它正在裁掉25%的人。而WeWork則已經消失了。自去年9月IPO慘敗後，WeWork就已經陷入困境，如今該公司正熬夜在家辦公的運動，同時客戶基礎也轉變爲削減成本的生存模式。
Grubhub在定於明天發佈的季度收益報告之前發表的一份聲明中表示，該公司第一季度的業務開始時並不穩定，但疫情給了外賣行業新的機會，自上月以來業務有所改善。
這類公司所面臨的困難日益深重，它們都是“獨角獸”，正是這種共同的品質讓它們在硅谷獲得了天價估值，它們都遵循扎克伯格的座右銘“快速行動，打破僵局”，並且獲得了突出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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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硅谷和華爾街似乎高看了它們，出於它們表面上打破了舊方式、建立新範式、改變技術歷史，而這一切都是因爲其傲慢的首席執行官們未經許可就進入了新的市場。他們的態度使他們成爲了 膽大妄爲的獨角獸，這是一個與衆不同的特殊品種，似乎證明了風險投資的“壞小子式”溢價是合理的。
清算從去年9月開始。Juul在一連串的死亡事件後崩潰，WeWork的IPO被取消，而優步的股價（一年前本週IPO爲680億美元）在2019年5月在華爾街上市後令人失望地下滑。
疫情讓它們離深淵更進一步。《The Information》顯示，優步可能會在損失了約80%或更多收入後，裁減五分之一的員工。根據《財富》雜誌的數據，WeWork的市值已經從不到一年前的400億美元跌至僅有幾億美元。軟銀，這一切價值膨脹的主要投資者與推動者，在遭受鉅額損失後，正在拋售其數百億資產。
目前還不能肯定新冠病毒以及由此產生的類似大蕭條會持續多久，但它的影響很可能會持續到2022年，甚至更久。一切似乎都深陷風險之中，首先暴露的就是這些企業的脆弱。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教授LenSherman說：“我們的靈活性、臨時工、輕資產都遇到了問題。忽略了一個更大的問題，即商業模式是否合理，他們只是一羣糟糕的企業。”
美國在本質上是一個膽大妄爲的國家。美國人的自我形象始於聚集在一起的一羣人抵達紐約開始新生活的故事，路易斯和克拉克在前往太平洋的途中開創了偉大命運。約翰·洛克菲勒爲了給石油業帶來秩序而碾壓競爭對手，JayGould和安德魯·卡耐基在鐵路業也是如此，還有金融業的J.P.Morgan。我們敬佩那些獨善其身、對抗逆境、打破傳統的局外人。
華盛頓大學歷史學教授，兼《密碼：硅谷與美國的重塑》一書的作者MargaretO’Mara說：“大膽的想法既具有神話般的力量，也反映了一些真實的東西。在18世紀晚期，推翻世襲君主制是一項相當特立獨行的壯舉。從那時起，這個國家的人民就能擺脫等級制度和傳統的舊束縛，創造新事物（限制是：過去和現在膽大妄爲的美國人幾乎都是白人男性）。但它作爲一個由堅韌的個人主義者、白手起家的人、牛仔和企業家組成的國家的理念和故事，也具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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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狀病毒暴露了一個更廣泛的經濟模式
但是，隨着故事中的巨頭消失在時光中，新冠病毒給他們的現代同行們投下了嚴厲的光——那些互聯網平臺的CEO們，比如配送應用，認爲自己是交易之間的關鍵人物，從小企業的收入中抽走了20%、30%甚至更多的收入。
但冠狀病毒進一步暴露了一個更廣泛的經濟模式，在這個模式中，膽大妄爲的資本主義是被接受的方式。目前最突出的例子可能是3490億美元的第一輪薪資保護計劃的告罄，該計劃由國會設立，旨在幫助那些必須繼續支付工人工資的小企業，如理髮師、夫妻店和非連鎖餐館。
絕大多數申請者一分錢也沒拿到，錢被誰拿到了呢？洛杉磯湖人隊，由富有的巴斯家族所有，拿到了460萬美元；Monty Bennett和他的Ashford Inc.經營着大約130家豪華酒店，包括威斯汀酒店和麗思卡爾頓，獲得了7,000萬美元；基因醫學公司Wave Life Sciences在2018年向首席執行官Paul Bolno支付了580萬美元的薪酬，最終獲得了710萬美元。
這些信息被報道之後，所有人都歸還了這些錢，但僅僅是申請的膽量就證明了其膽大妄爲。三年來，財政部長史蒂文·姆努欽似乎並不爲白宮圈子裏的大膽行爲感到煩惱，但在大流行中災難性的公關手段常讓他感到力不從心。當國會上週發放第二筆3.1億美元的援助時，姆努欽警告那些膽大妄爲的人，他們不受歡迎，並威脅要承擔“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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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獲得普利策獎、《第一個大亨:科尼利厄斯·範德比爾特史詩般的一生》作者T.J. Stiles說，資本主義驅使兩類行爲——一類是爲了追求更低的價格以造福消費者而創造發明的商業人士；另一類則是“違反道德和法律，剝削權力較小的生產者（通常是供應商），這可能對社會有害。”
Stiles的郵件中說到他在範德比爾特身上發現了這兩種品質的例子。他建造的紐約中央鐵路，包括一條連接布法羅和奧爾巴尼的四軌通道，極大地加快了客貨運輸速度，節省了鉅額資金。但是，爲了獲得建造這條通道的位置，範德比爾特公司與對手博弈，導致整個紐約市被封鎖。幸運的是，競爭對手屈服於股票的擠壓，不得不在捱餓之前投降。
Stiles說：“範德比爾特沒有認識到除了儘可能積極和明智地追求個人利益之外的公共利益。”
Airbnb並不完全是翻版科尼利厄斯·範德比爾特，但正如Stiles所描述的那樣，它兩者兼有，並且還具有新世紀的特點。Airbnb沒有優步創始人特拉維斯·卡蘭尼克或亞馬遜首席執行官傑夫·貝佐斯那樣厚顏無恥的名聲。但它已經向世界各地的酒店大舉進軍，這使得巴黎、紐約和巴塞羅那等城市的情況更加惡化，並導致該公司在當地受到限制。
疫情之下失去了大部分業務的Airbnb已經裁掉了許多承包商，並削減了8億美元的營銷預算。Lyric、Sonder和Wanderjaunt等豪華公寓酒店服務公司也受到了連帶損害，它們將昂貴的基礎設施搬到了Airbnb的平臺上。而現在，它們不同於輕資產運營的母艦Airbnb，在沒有現金流支付租金的情況下，手握大筆租賃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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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bnb表示，上月在華預訂量較3月份猛增了200%，令其深受鼓舞。但是人們還需要很長的路才能想要和陌生人合租。對於那些艱難的房東來說，他們將不得不花更多的錢來滿足公司新的“清潔規程”——從用吸塵器和拖把進行一次消毒操作轉變爲正式的消毒操作。他們還必須在兩客之間的24小時內讓自己的房屋空置，這樣空氣中的微粒才能沉降下來。
與此同時，4月份，隨着Airbnb期待已久的IPO計劃破滅，估值暴跌，《紐約時報》報道：“儘管資產負債表上有30億美元現金，但該公司還是籌集了更多資金。”也就是說，它削減了兩筆交易：一筆10億美元的債務和股權交易，隨後又是10億美元的債務交易。
對於最膽大妄爲的公司來說，時代正在發生變化。在4月30日的一份報告中，亞馬遜稱其第一季度利潤下降了29%，主要原因是運輸成本激增了49%。貝佐斯表示，公司實際上可能在第二季度虧損。
自從新冠病毒爆發以來，亞馬遜已經被廣泛接受爲一項基本的公共服務。在亞馬遜的倉庫和全食超市，這一直是工人頻繁抗議的主題，要求更高的工資和更安全的工作環境。亞馬遜曾因解僱公開發聲的員工而遭到譴責，包括上週五，亞馬遜高級工程師Tim Bray爲抗議此類解僱而辭職。但利潤下降的消息一出，之前所有關於以反壟斷爲由譴責亞馬遜的言論都煙消雲散了。
直到5月1日，又上演了類似的情節。國會調查人員要求貝佐斯在衆議院反壟斷小組委員會出庭，暗示亞馬遜前職員可能對該委員會撒謊。該委員會似乎正在調查《華爾街日報》4月23日的一篇報道，該報道記錄了亞馬遜利用其對某些公司的透徹瞭解，複製和銷售競爭產品的行爲。
去年夏天的證詞中，一位亞馬遜高管宣誓稱亞馬遜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小組委員會主席David Cicilline在推文中說，他正在考慮對前者提出僞證罪的指控。
如果說貝佐斯是最不知廉恥的膽大妄爲者，那麼軟銀首席執行官孫正義和他的願景基金則是膽大妄爲經濟的最大推動者。孫正義神奇地擡高了WeWork的估值，對優步也是如此。
只要能夠獲得資金，遇到的麻煩就會對他們有利
現在軟銀緊隨其後。截至2019年11月，該公司已向91家公司投資了800億美元，但冠狀病毒的肆虐可能造成240億美元的損失。今年3月，軟銀表示將出售410億美元的資產，其中包括阿里巴巴的鉅額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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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膽大妄爲的企業都要倒閉了嗎？還是隻在沉寂狀態？估價專家說，不要被表面所矇騙。很久以前，斯坦福大學的一位教授IlyaStrebulaev估計，獨角獸的平均估值被高估了48%。他說，新冠病毒讓情況變得更糟。
但那並不一定意味着可以提前知道誰會活下來，誰會滅亡。這將取決於誰擁有最多的資金。Strebulaev說:“如果競爭對手退出，擁有大量流動性的公司可以生存下去，甚至可以興旺起來，而市場的大部分被他們獨佔。”
ClassPass就是資金充裕的初創公司其中之一，它是一款大膽的應用程序的原型。Classpass成立於2011年，其終極商業理念是，尋找解決健身工作室空置、免費空間問題的方案。瑜伽、自行車、舞蹈和拳擊工作室都在苦苦掙扎，因爲他們沒法填滿所有可用的時段。ClassPass提出填補方案，並辯解即使低於工作室的標準費用，至少可以起到作用。
換句話說，ClassPass將自己插入了企業和客戶之間的資金流中間，這是每個平臺的制勝策略。就像優步的司機、亞馬遜上的第三方賣家和Grubhub上的披薩店一樣，ClassPass最終以其低廉的價格佔據了市場的主導地位，這些價格吸引了學生黨，因爲太便宜了。但《Vice》在2月的報道中稱，他們也把工作室置之事外，不管他們的收入是否足以維持生存。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Sherman解釋說，這是應用程序經濟中常見的問題。要想成功，應用程序需要滿足三個利益相關者——客戶、企業和應用程序所有者。如果利潤不足以滿足這三個方面的需求，企業就無法運作。就ClassPass以及優步和Lyft而言，利潤不足。Sherman說，在那之後，“就只是誰被壓榨的問題了。在這兩種情況下，都是工人被壓榨。這不是一個可持續的商業模式，“
硅谷偏愛ClassPass。今年1月，該公司籌集了2.85億美元的新風險資本，使其多年來的籌資總額達到5.49億美元，估值達到10億美元，從而成爲獨角獸公司。它只是一個連接學生黨和工作室的應用程序，爲什麼需要2.85億美元？如果目標是IPO，就像ClassPass和其投資者，那麼作爲一個獨角獸，擁有資金流和手頭資金就是擁有了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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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個月，當新冠病毒開始時，就在那次增值的三個月後，ClassPass利用裁員和休假中裁掉了一半的員工，儘管銀行裏仍有存款。
ClassPass的CEO Fritz Lanman告訴《Marker》說：“沒有應對大流行的策略，我們正盡我們所能，以儘可能多的同情心來作出艱難的決定。”只要公司和CEO們像這些膽大妄爲的人一樣能夠獲得資金，遇到的麻煩就會對他們有利，也就是CEO和它的投資者，儘管可能會在這一過程中犧牲掉員工和合夥人。
例如，新冠病毒危機可能會給特斯拉CEO 埃隆·馬斯克帶來額外的好處，他是膽大妄爲的CEO的極端例子之一。目前，隨着他的股價飆升，外界普遍認爲特斯拉將在手頭已有約80億美元資金的基礎上進行新一輪的資金籌集。
紐約大學教授AswathDamodaran表示：“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對破壞者有利，因爲他們撼動了現狀，一些破壞者的日子會好過一些，而老牌的、較有地位的公司正艱難生存，或許還揹負着債務負擔。”
也許我們所看到的變化與其說是對膽大妄爲者本身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不如說是對我們自身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幾個世紀以來，我們投入了幾乎是神級的膽大。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整個美國經濟都在等待J.P. Morgan。只有J.P. Morgan一人介入，在危機迫近時調整經濟。但他無法阻止大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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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是，這場危機遠不會被任何個人控制。“我不會說這是膽大妄爲的特立獨行者的終結，”華盛頓大學教授O’Mara說，“但這可能代表這些特立獨行者可以拯救我們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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