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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戚繼光——孤獨的將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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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繼光在1563年被任命爲福建總兵，這是武官中的最高職銜。雖然如此，現實環境卻很少允許他去制訂整體的戰略方針。可以說，他的部隊始終只是一個戰術單位。火器既不能起決定性的作用，南方的水田也使騎兵不能往來馳騁，所以無法創造出各兵種協同作戰的複雜戰術。就是在步兵戰術的範圍內，他也受到各種條件的限制。他所常用的戰術是使用精銳突破敵人防禦線中突出的一角。這些地方是敵人防禦的重點，地形有利，極難攻破。但是他的部隊總是以出敵意外的方式迅速接近敵陣，迫使對方在慌亂中倉摔應戰，而使巴方從不利轉爲有利。獲得這樣的戰果，端賴於平日嚴格訓練下所養成的堅毅精神和適應各種地形的能力。此外，以伏兵制勝敵人也爲戚家軍所獨擅勝場，因爲士兵的裝備較便，可以靈活地移動和隱蔽。
在作戰中，總兵戚繼光不惜初期接戰的損失。經驗告訴他，戰鬥無非是擊破敵方的軍事組織。如果以雷霆萬鈞之力，加於對方組織重點之上，則其配轉運活的樞紐既被消滅，其全局必迅速瓦解。而對付倭寇這樣的敵人，只要日本人就擊敗，中國方面的脅從者大多就會放下武器投降。
戚家軍多次取得的勝利使他們威名遠播，這種威名又促使士兵更加鬥志昂揚，他們可以在幾小時之內攻克其他官軍幾個月之內無法解決的倭寇據點，殲滅敵人。
戚繼光作戰的方針，一向主張佔有數量的優勢，速戰速決。唯一的例外，則爲仙遊之役。當時仙遊被圍已一月，戚家軍馳赴救援，血戰於城外，雙方堅持又逾二旬。至1564年1月倭寇大敗而逃，戚繼光窮追不捨，肅清了他們的根據地。這是一次決定性的戰役，使整個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日本各島的來犯者，至此才承認在中國的冒險沒有便宜可佔，因而逐漸放棄了繼續騷擾的念頭。剩下的海盜絕大多數已屬中國人，他們在浙江福建一帶也難於存身，之後就流竄到廣東境內。用不着多說，本朝的抗倭戰爭業已大功告成，剩下的殘餘海盜當然有待於繼續蕩乎，不過這已經屬於中國的內部問題而不是國際間的戰爭了。
在抗倭戰爭中功績最爲卓著的戚繼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將領，而是最能適應環境以發揮他的天才的將領。他所以獲得成功的要點，在於他清醒的現實感。他看清並適應了當時的政治，而把軍事技術作爲必要的輔助，這是在當時的環境裏唯一可以被允許的方案。至於在一個以文人治國的農業國家之內，誰想要極端強調軍事效率，提倡技術的發展，而導致軍人和文官的並駕齊驅，哪怕他能舉出無數動聽的理由，在事實上也是絕對辦不到的。
戚繼光的功成名遂，在16世紀中葉的本朝可以算是特殊的例外。他之能夠一帆風順，固然是由於本身的卓越才能，但是得到一位有力者的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這位有力者就是譚綸。此人在文官集團中是一個特殊的人物，進士出身，長期在東南濱海地區任職，累遷至福建巡撫。由於職務上的需要和個人的愛好，用兵之道竟然成了這位高級文官的專長。他常常以視察爲名，隨同部隊親臨前線，有時會乘別人沒有注意的時候突然出現於隊伍的最前列。據說他有一次還實際參加戰鬥，弄得兩肘沾滿了鮮血。按照當時的規定，一個軍事領導人的軍功標準是部下斬獲敵人首級的數字，而譚綸一生中所獲得的總數則達21500。戚繼光提出的募兵訓練計劃，得到譚綸的熱烈讚賞和實際支持，源源供給戚繼光的部隊以足夠的軍需裝備。戚繼光之得任福建總兵，也主要出於他的推薦。1567年，譚綸升任薊遼保定總督，負有防禦京微的重任。不久他就提議把戚繼光調到他的轄區中擔任最高將領，當然也不會出於人們的意料之外。
戚繼光於1568年年初履新，在前州任職達15年之久。之後譚綸雖然因爲內調兵部尚書而離開薊遼並又死在尚書任內，但這已是在他和戚繼光合作，把薊州的武備大加整頓以後的事了。
本朝的軍人長期處於文官的壓制之下，即使是一位卓越的高級將領也無法展布其統籌全局的能力。他們的部屬在各自的防區內同時接受知府、知縣等地方官的指揮，而且不讓他們經季供應給養。於是這些武將們唯一所能做到的事就是帶領士兵親身參與戰鬥。雖說得到譚綸的一力支持，因襲的各種成例也不斷給戚繼光增加棘手的問題。即以他的官職來說，在調任之初準備接他爲“總理薊州軍務”。以一介武夫而總攬全區部隊的指揮調度之權，當然會大幹物議。
北方的邊鎮和南方的軍區情況截然不同，其威脅來自邊外的遊牧民族。每當天時亢旱，蒙古的騎兵部隊就會按照他們的成例犯邊掠奪。他們的軍事特點在於流動性和迅疾猛烈的衝擊力量。在集中來犯的時候，一次可以動員10萬名騎兵，當時俺答曾經把各部落聯成一個大同盟，東西連亙2000裏，使官軍束手無策。
薊州爲華北九鎮之一，防區爲北京東北一帶，按照規定的編制應有士兵8萬人，戰馬22000匹。但是實際上並沒有人能夠確切知道現存的數字。在役的士兵，有的屬於本鎮所屬衛所的“主兵”，也有從其他地方調來的“客兵”。後者的調防雖然帶有永久性，但供應的義務卻仍屬原來的地區。還有一部分從內地衛所調來的士兵，他們的服役期只限於蒙古人犯邊可能性最大的幾個月。實際上他們也很少親身服役，只要繳納一定的銀兩可以僱人替代，而所繳的銀數又和僱代實際所需的們銀不同。總而言之，全鎮的人員和粗鋼從不同的來源和以不同的方法獲得，有的還只在賬本上存在。這樣，不僅他們的數量難以弄清，他們的質量也是一個疑問號。
這種鬆散的組織和軍需上的缺乏統一，看來不全是出於無意識的安排。一個辦事效率極高的將領常常會以自己的意見作爲各種問題的總答案，用我們古人的話來說，就是跋扈專擅；而這樣一個將領手握重兵在京骰據守，也常常造成一個朝代的終結。所以戚繼光改進武備的一切努力，都必然遇到重重的阻礙，其中的絕大部分來自文官集團的意志，而這種意志又有歷史傳統的成樹作爲背景。
但是很幸運，譚綸和戚繼光的意圖受到一位中樞重臣的賞識。此人就是張居正。
張居正在戚繼光北調的前幾個月纔出任內閣大學士，之後還要經過一番周折，才成了本朝第一位政治家。然而他在入閣之初就有重整軍備的雄心，薊州是最能吸引他注意力的一個軍區。戚繼光蒞任不久，就發覺他自己只需要專心於軍備而不必參與政治。因爲凡是應當安排的事，都已經由總督和大學士安排妥帖；如果事情連他們都無法安排，當然也不必多費脣舌。
以大學土的身分，張居正不僅沒有權力公然頒發指令，甚至不能公開討論制度的改組。他所採用的方式是用私人函件授意親信如此如此地向皇帝提出建議。這些建議送到內閣票擬，他就得以名正言順地代替皇帝作出同意的批覆。進入文淵閣以後的第一個皇帝是一個昏庸的君主，對國事既不理解也不關心；第二個皇帝則是小孩子和他的學生。環境和才能加在一起，造成了張居正的權威。但是他還是需要小心從事。帝國的官僚政治已經發展到登峯造極，成千成萬的官僚，在維護成憲的名義下保持各方面的平衡，掩蓋自己不可告人的私利。要公然宣佈改組軍事制度，就等於邀請別人對自己攻擊。因此張居正不得不採取這種迂迴的方式。反正皇帝站在他這一邊，不論別人是否識破真相，只要舉不出違背成憲的理由，則公開的攻汗和私下的流言都可以不在話下。
薊州軍鎮的軍全改革，按照這樣的程序順利地進行。最初，戚繼光建議把北方各鎮w萬名士兵交給他訓練3年工n，由於計劃過大，在政治上和技術上都有許多不易解決的問題，因而未能實現。但是中樞政府批准了他的另一項建議，即把他在浙江所訓練的一部分士兵調至薊州，最初員額爲脫叫人，以後擴充爲2萬人F823張居正對戚繼光極度信任，企圖賦予他以這一軍區統籌全局的權力，所以才擬議設立“總理薊州軍務”的官銜，以和其他各軍區的“總共湖區別。無奈這一官銜在本朝史無前例，各種議論就紛至沓來，乃不得已而作罷。這一計劃不能實現，張居正找出了另一種辦法，即把薊州轄境內的其他高級將領調往別鎮，以免遇事掣肘。這時譚綸又建議該區的文官不得干預軍事訓練，並且主張戚繼光在3年的練兵期內可以不受監察官的批評。後者顯然又爲文官們製造了違反成憲的口實，引起猛烈反對。皇帝的硃筆批示接受了兵部和都察院的建議，要求監察官明白練兵的重要，責成他們“和衷共濟”，並把他們對薊州防區的巡視限爲每年一次；對譚綸和戚繼光則希望他們“稍寬以文法，乃得自展”。事實上，凡是故意和戚繼光爲難的文官，後來都被張居正不動聲色地陸續遷調。
薊州軍開始訓練，就接受了優厚的財政接濟以購買軍馬、製造火器及戰車。這種和其他軍鎮的不平等待遇，惹來了大量的反感。接着又有一連串的矛盾跟着產生，諸如北兵和南兵的磨擦、軍職的繼承者和其他出身者的爭執、因循守舊和銳意革新的衝突。張居正瞭然於這些情況，在他寫給譚、戚兩個人的私人信件裏，再三叮嚀他們務必謙恭退讓，不要居功自傲。他警告戚繼光說，“北人積憤於南兵久矣”，他們“多方羅致，務在挫辱之”，所以“務從謙抑，毋自啓海”。有一次蒙古部隊打算犯邊，就在戰事一觸即發之際，俺答卻放棄了原來的企圖，下令掉頭北撤。這一出人意外的事件，在張居正看來完全是由於譚、戚二人部署有方，才使俺答躊躇不前；然而鄰近的兩鎮卻把功勞據爲已有。張居正雖然認爲這種冒功邀賞可笑而且可恥，但是他卻通知譚綸，他已經以皇帝的名義承認了這兩鎮的自我吹噓，他也不讓兵部查清事情的真相，以免糾纏爭辯。他要求譚綸在奏摺中不僅不要爭功，反而要把功勞歸於其他二鎮，使他們“屆青使死”。
張居正這種做法，表面上是損三益人，具有大政治家的風度；但是仔細研究，卻仍是有陰有陽，無助於矛盾的根本解決。那怕是試成二人表現出無以復加的謙抑，各鎮之間的利害關係也決不能因此冰消瓦解。因之內閣愈想公正平衡，旁人看來則在一明一暗之間有親有疏，按擔更多。以後反對張居正的人認爲薊州練兵是他培植私人的政治資本，也就毫不足怪了。
1577年譚綸病死，從此張居正和戚繼光的關係更爲密切。第二年張居正返江陵葬父，他還生怕這短期的離職引起成繼光的不安，所以特地私下通知戚繼光，接任薊遼總督的將是梁夢龍。信上說；“孤之此行，甚非獲巴。……到家事完，即星夜赴闊突。薊事已託之鳴泉公，渠乃孤之門生，最厚；該不相負。”梁夢龍字鳴泉，在翰林院與張居正有師生之誼。他在萬曆一朝的事業，也賴張居正的提拔爲多。張居正這樣傾腸相告，自然使戚繼光更加感恩戴德。是以首席大學土的江陵之行，戚繼光派出了一整連的鳥鏡手作爲護衛，張居正選擇了其中6名隨行，作爲象徵式的儀仗，同時也表示了首輔和薊州戚帥關係之密切。茲事前後，薊州總兵官的傳騎攜帶各種文件和信件不斷來往於首輔私鞏這更使他們的反對者在日後清算張居正的時候，有所藉口，甚至指斥他們圖謀不軌了。
戚繼光在前州創造的戰術，可以稱之爲“步兵軍官的各兵種協同”。要對這種戰術作出評論，必須顧及他所受到的各種條件的限制。當時，現代化的武器傳入不久，而北方士兵的素質又極不理想，他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仍然是來自南方的舊部，爲數約一個旅左右。他把這一個旅的兵力作了適當的配置，並以此爲全軍的核心，以防禦蒙古的10萬鐵騎突然來襲。
抗倭戰爭中使用的“鴛鴦陣”，是一種以小股步兵爲主的戰術，目的在於對付海寇並適應南方的地形特點。而薊州軍鎮的任務是防禦蒙古的大部隊騎兵，因而這種在“鴛鴦陣”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新技術也就初具了各兵種協同作戰的規模。
戰車的使用成爲這種戰術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戰車的性能以防禦爲主。形狀和民間的大車相似。所不同之處，在於民間的大車的車箱兩側各有箱板，而這種戰車只有8片可以摺疊的屏風，共長15尺，平時平放在車轅上，作戰時打開樹立在一邊車輪之後以代車箱，所以又稱“偏箱車”。幾十輛戰車可以並肩銜接，擺成圓形或方形的防禦據點。屏風最靠邊的兩扇可以前後搖擺，有如門葉，以供步兵出入。
一輛戰車裝載“佛朗機”輕炮兩門。用今天的標準來看，這種歐洲式的火器只能算做大口徑的火槍而不能算做炮。它以青銅或鑄鐵鑄成，長度自3尺至7尺不等，口徑則小於2寸，從炮口裝入鉛彈。最大型的佛朗機，射程爲2000尺。通常這種火炮以及輔助火炮的烏鐵都在戰車上屏風後發射鉛彈，屏風開洞以爲鋁彈的出口。
士兵20人配屬於戰車一輛。其中10人直接附屬於戰車，任務爲施放怫朗機。另外10人就是戚繼光所強調的“殺手”，任務爲以藤牌、錢把和長柄單刀迎敵。殺手班的距離和戰車保持在25尺以內，他們如果前進，戰車也隨之而推進。
其他步兵部隊仍然使用鴛鴦陣的戰術，稍有差異的是藤牌手應當匍匐前進砍析敵人的馬蹄，長槍手則主要在於挑刺敵軍使之落馬，竹製的狼究有一部分已易爲鐵製。
這一混成旅有騎兵3000人，步兵4000人，重戰車128輛，輕戰車216輛。迎敵時騎兵在前阻擋敵人，使戰車得以有充裕的時間構成戰鬥隊形。當敵軍逼近，騎兵就退人戰車陣內。敵騎數在一百以下，沒成族拒不接戰，只有來犯的大批敵驗進入火器的射程中約250尺時，佛朗機、烏鐵和火箭等才同時施放。
混成旅也可能攜帶重炮，其中之一俗稱“大將軍”。這種重炮重1000斤，以騾車裝運，點放時則需使用大木楔入地面使本身固定。他筒內不用彈丸，而以小鐵球和石塊緊緊填實，作用是在零距離大量殺傷敵軍人馬，炮手在點燒火藥以後也要跳進附近的工事裏以避免受傷。
當火器的威力發揮以後，步兵就從戰車之後衝出，形成幾道攻擊波和敵人格鬥而以喇叭的聲音指揮動作的協同。等到敵人攻勢被挫，隊形散亂，騎兵也從車後整隊出擊。這種騎兵實際上是馬上步兵，他們同樣以鴛鴦陣的隊形帶着不同的白刃作就蒙古人利用騎兵結隊衝鋒，以迅猛的力量和氣勢壓倒對手，戚繼光未曾仿效。
這樣一種經過精心研究而形成的戰術，由於不久以後本前即與蒙古人和解，所以並沒有經過實戰的嚴格考驗，也沒有在軍事歷史上發生決定性的影響，從純粹軍事的角度來說，這個結果多少是有所遺憾的。
戚繼光出任前州總兵不到3年，俺答就放棄了騷擾政策，立誓不再入犯，而且約束所有的部落，以作爲接受津貼和互市的條件。其時只有東部土變各部落不受約束，仍然和遼東的李成梁部隊不時交鋒，偶然也有小股部隊和前州軍發生接觸，但已與大局無關。
俺答雖稱“封貢”，其和局能否持久，廷臣誰也沒有把握。因之及時仍有主戰派。如譚綸即主張積蓄力量，作大規模的主動出擊，以徹底消滅蒙古人的攻擊力量。這樣大規模的總體行動，卻需要舉朝文武真正的協同一致，而且要承擔可能發生的風險。因之張居正就無意於採納譚綸的建議。他給戚繼光的信上說：“我不得入，即爲上功。薊門無事，則足下之事已畢。’
張居正並不是沒有雄心壯志，但是他看得到自己的弱點。即如戚繼光在薊州最大的困難就是北兵與南兵的摻雜。他對南兵可以繩以紀律，並能指揮如意，而對北兵則無法作這樣嚴格的要求。他曾經打算以經過他訓練的官兵作教導隊，去訓練其他部隊，此事未能如願。他又要求再調兩萬名浙兵，也未被批准，而此時仍有南北兵間極不相容的情況，可見他的處境不佳。
邊境的戰爭既然暫時平息，練兵活動也不再像在南方的時候那麼緊張，戚繼光於是提議派遣北兵修築長城。北京一帶的“邊牆”原爲明初大將徐達等所築。戚繼光建議增造“空心堡壘”，以增加防禦功能。他最初計劃以250人組成一個工兵營，每營在一年內建造堡壘70座。薊州全境內建造的堡壘總數原定爲3000座，後來批准施工的爲1200座，同時修造的時間也未如原議，竟綿延十載才全部竣工。這種築成的堡壘，其標準規格爲3層，臺預見方12尺，可駐守班一50名士兵。建築材料磚石灰泥等等大部由從事修築的北兵自制，政府只發給少數款項作爲接濟。築成以後，經常駐守的任務由南兵擔任，北兵由於購項不足，只能以各種方式營生自給。全部提案遭到北方軍官強烈反對，只是由於張居正的全力支持纔開工修築如議。張居正去世以後，他一生的經營大部付之流水，惟有在這邊牆上林立的堡壘纔是他留下的永久性的貢獻。
這種營造和防禦政策，把兵力分散配備在這樣長的防禦線上，歸根結底仍由當時的供應制度所迫致。假使沒有這種情形，而戚繼光有選擇的自由，他一定會毫不猶豫地採取攻勢，創造流動性的戰術。他在留下的詩文中曾再三表示過這種願望。
戚繼光任薊州總兵前後達15年，等於他前任10人任期的總和。他是一個不知疲倦的人，喜愛操練、閱兵、舉行各種典禮和向部下訓活。這些活動使他有機會在全軍將士面前顯示他體格強壯，動作敏捷。在對部下將領講解各種近戰武器的利弊時，他有一次當場命令一個下級軍官用軍刀對他作攻擊，而他則持長槍防禦。他經常巡視各部，一次馳馬到長城以外20裏，周圍沒有一個侍衛。他還親自攀着是紹登上設在絕壁上的觀察所。身爲高級將領還具備這樣的體力與作風足使他引以自豪。
在繁忙的軍務之中，他還抽空寫作他的軍事著作和詩文。他的第二部軍事著作題爲《練兵實紀》刊印於1571年。9年之後又刊印了他的詩文集《止止堂集》。
中國的古典詩歌，如果用沖淡自然的語言表現出深切或激動的情緒，就謂之含蓄；如果用棱角分明的粗線條勾畫出不受拘束的氣概，則謂之豪放。戚繼光的詩歌達不到這樣的境界，帶給讀者的感覺只是拘束和平庸。好在也沒有人用上述的標準來權量詩人戚繼光。一般看來，出身於武舉的將領，大半生都在戎馬位飽之中，能夠寫出這樣的作品也就是出類拔萃。即在當代高級將領之中，除了“少好讀書”的俞大獻之外，戚繼光的文章造詣已無與倫比。在平常的談話中，他可以隨口引用儒家的經典和史書上的教訓，以此，文官們對他刮目相看，認爲他不是樊哈式的武人。等到他的官階越來越高，就有更多的文官把他引爲同類，在一起飲酒賦詩，往來酬對。當時的文苑班頭王世貞和戚繼光的交情就非同泛泛，在他的文集中有兩篇贈送給戚帥的壽序，並且還爲《紀效新書》和《止止堂集》作序。
和戚繼光同時代的武人，沒有人能夠建立如此輝煌的功業。他從來不做不可能做到的事，但是在可能的範圍內，他已經做到至矣盡矣。爲此，他得到了武官所能得到的各種榮譽。即以官位而論，身居總兵，也已登峯造極。因爲本朝的成例不允許一個武人握有一省以上的兵權，即使再有升遷，也不過是增加官俸和官銜。如果說還有遺憾，乃是他沒有被封爲伯爵。而這一高位，除了照例授予皇帝的岳父以外，只有建立了匡危扶傾的不世殊勳才能獲得。
但是，戚繼光在生命中的最後幾年墜入了寂寞和淒涼。張居正死後7個月，他被調任爲廣東總兵，官職雖然依舊，實際上已經失去了拱衛帝都的重要地位。再過一年，清算張居正的運動達到最高潮，戚繼光的精神更加消沉鬱悶，於是呈請退休。可是當時的環境已經不允許他保持令名，據官方文件的記載，他和遼東總兵李成梁同時作爲前首輔的黨羽而被參劾。萬曆皇帝原諒了李成梁而把戚繼光革職。
戚繼光罷官家居以後，只有很少幾個朋友仍然和他保持來往，文豪王世貞也是其中之一。戚繼光去世之前一年，王世貞還寫了一篇祝賀戚帥的壽序，讚揚他的生平功業。只是不久之後王世貞所寫的《張公居正傳》涉及了他的好友戚繼光時，則。另有一番情調。
這篇《張公居正傳》是在史籍中很值得注意的文章。它出於傳主的同年而兼爲散文家的手筆，而且記錄極爲詳盡，包括了很多傳聞逸事，細微末節。當然，文中也有對張居正的稱譽，例如提到他知人善任，就舉出了戚繼光、李成梁之能夠成爲名將，就是因爲得到了這位首輔的支持才得以充分發揮他們的才略。可是傳中重點則指張公虛僞矯飾而天性刻薄。而且作者也不隱瞞他和張居正個人之間的嫌隙。文章中敘述到自己的地方不用第一人稱而直書“王世貞”。
傳記又說，張居正的去世，原因是好色過度。兵部尚書譚綸曾把房中術傳授給首輔，戚繼光則用重金購買稱爲“千金姬”的美女作爲禮品奉進。這樣一來，在薊州重整軍備這一番作爲，似乎又和飲食男女的本能發生了關係。這一段無法考證的逸事，記錄在這樣一篇文辭華美的傳記之內，成了一大公案，使以後寫作戚繼光傳記的人都不知道應當如何處理，就只好裝作沒有看見。
戚繼光死去以前，他的妻子已經遺棄了他。他以前統率10萬大軍，素以慷慨著稱，對朋友尤爲豪爽。他不事私蓄，在被斥退以後，竟至一貧如洗，甚至醫藥不備。英雄本路，使當時和後世的同情者無不扼腕嘆息。戚繼光本人的功業固然值得表彰，同時又加上這些感情的色彩，所以，不論是正式的傳記還是非正式的紀事、評論，總是對他備加稱頌，有時竟把他描寫成一個完人。
但是真正的歷史學家應當有超越當時的看法。戚繼光是一個複雜的人物，不能把他強行安放在用傳統道德構成的標準像框裏。他的一生中有許多難於解釋的事情。譬如說，這位高級將領生前娶妾3人，生子5人，可是直到他的兒子長大成人，他卻能全部隱瞞了他們的存在，他潑悍的夫人竟不知將門有子。他在部下面前提到士兵生活的痛苦，可以灑下同情的眼淚。他廢止了讓士兵採伐柴薪以供他家用的成例，有一年除夕，總兵府中竟因爲缺乏炊米之薪而不能及時辭歲。可是北京著名餐館的名菜，如妙手衚衕華家的煮豬頭，卻由百十里外走馬傳致。又譬如他在薊州練兵時採用過獻血爲盟的儀式，與將士共飲血酒並對天起誓：“或懷二心，不愛軍力，不撫念軍貧，或屢禁而肆科索，或虛冒而充資緣，……即如俞景龍立死，以膺顯報。”如果“恣意科斂以供饋送”，就會遭到“天災人禍，瘟疫水火，使全家立死”，甚至“男盜女娼，十代不止”。然而從一些跡象看來，戚繼光並沒有完全遵守他自己的誓言。他以重金購買美女送給張居正一事固然無法證實，但是他讓他的兄弟給張家“饋送”禮物，卻見於張居正的書讀。而張居正只象徵性地收受其中的一小部分，把其餘的“壁諸來使”，也可以隱約看出禮物的貴重。《明史》本傳把他和俞大獻比較，說他“操行不如而果毅過人”，也是用委婉的措辭證明了一個英勇的軍人不一定同時就是廉潔的將領。1584年戚繼光被參劾的理由之中，有一條就是他在薊州的賬薄業已不知去向。更直接地說，就是沒有帳單可資交代。
除了獻血爲盟爲外，戚繼光還在他的麾下創造了很多宗教式的做法。比如，他親自設計製作各營連的軍旗，在軍旗上繪繡天上的星星或者傳說中鳥首人身的圖象，以象徵他們的指揮官。他重視黃道吉日和生辰八字，而在向部下訓話的時候，又常常提到善惡的因果報應。難道本朝最爲出色的軍人竟沉淪於迷信之中？這連四庫總目提要油編者都感到彆扭，不知應當如何評論他著作中的這些內容。
但是用視而不見的態度抹去遮蓋這些事實，就是不忠實於歷史；對一個英雄人物隱惡揚善，也並不是真正的推崇。戚繼光的複雜來自環境的複雜，如果指望他簡單得如同海瑞，無疑是不近清理。寫歷史的人既知道戚繼光是一代卓越的將領，一位極端剛毅果敢的軍人，也是一位第一流的經理、組織家、工程建築師和操典的作者，則自然應當聯想到假如他不精通政治間的奧妙，就決不可能同時做好這麼多的事情。戚繼光所生活的時代，落後陳舊的衛所和軍戶制度早應該全盤放棄，而代之以先進的募兵制度；零碎的補給，也早就應該集中管理。然而我們的帝國不允許也沒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尋找出一種妥協的力、法來作部分的修補。戚繼光的天才，在於他看準了妥協之無法避免；而他的成功，也在於他善於在技術上調和各式各樣的矛盾。妥協的原則，是讓先進的部門後退，使之與落後的部（不至相距過遠。在組織制度上沒有辦法，就在私人關係上尋找出路。具體來說，沒有文淵閣和張居正的全力支持，就沒有強有力的薊州軍區和戚繼光。他的部隊和他本人充滿了矛盾，在火器已經在歐洲普遍使用的時候，他動員大批士兵修建碉堡；在他的混成旅裏面，槍炮手和藤牌手並肩作戰。他一方面是這樣精細，仔細計算口出日沒的時間；一方面又這樣野蠻，把違反軍紀的士兵割去耳朵。這些極端矛盾的事實，在其他國家內，可能彼此相隔幾個世紀，而我們的帝國則在一個軍區內同時出現。
戚繼光是否是一個超自然的崇拜者？從某些方面來說，他和很多同時代的人物一樣，確實有這樣的傾向。但是在有些時候，超自然的信仰卻只是一種治軍的手段。在一次向皇帝陳述意見的奏摺裏，總兵戚繼光坦率地指出，北方的軍官，“自將領而下，十無一二能辨魯魚”。將領如此，士兵的文化水準更可以想見。要是主將不用宗教迷信的因果報應作爲規勸，還有什麼其他辦法輔助軍事教育？
面對另外的對象，戚繼光可以立即改變語氣。比如說，他在軍區中建造的私宅命名爲“止止堂”，運用《莊子》中“虛室生白，吉祥止止”的典故，表示他謙抑自持，願意在虛靜之間得到吉祥。他的文集，起初稱爲《愚愚稿》，也就是向所有的文人表明他本人愚魯而作品笨拙，不敢和別人媲美。
戚繼光的長處，在於他沒有把這些人事上的才能當成投機取巧和升官發財的本錢，而只是作爲建立新軍和保衛國家的手段。他深知一個將領只能在社會情況的允許之下才能使軍事科學和軍事技術在現實生活裏發揮作用。他接受這樣的現實，以盡其在我的精神把事情辦好，同時也在可能的情況下使自己得到適當的享受。至於合法或者不合法，從他的政治的眼光看來已無關宏旨。
他和譚綸和張居正的關係如此密切，雖說他精通政治但是最後仍不能逃避政治中的現實。張居正死後，廷臣提醒萬曆：戚繼光是伏在富門之外的一頭猛獸，只聽張居正的操縱，別人無法節制。這也正是控訴張居正意圖謀逆的理由：張居正和戚繼光沒有造反的證據，卻有造反的能力。所以，在清算張居正的運動中，法官追問張的兒子插修，爲什麼他父親在日，要在夜間派人與成帥書面聯絡？
戚繼光的不幸遭遇是因爲他在一鎮中推行的整套措施業已在事實上打破了文官集團所力圖保持的平衡。既然如此，他就必須付出代價。
他在貧病交迫中死去。在少數幾個沒有遺棄他的朋友之中，有一位就是爲他寫作墓誌銘的汪道昆。當他寫到“口碼三號，將星殞矣”，顯然有無限悽愴的感觸。汪道昆自然不會知道，當地潤筆作書的時候，西班牙的艦隊，已整備出征英國。這事情的意義，即是軍備的張弛，立即影響一國國運的盛衰。世界局勢如是，而這陽曆1588年1月17日清晨，將星西殞之際，我們一個古老的帝國業已失去重整軍備的最好良機。30年後，本朝的官兵和努爾哈赤的部隊交鋒，缺乏威南塘將軍苦心孤詣擬訂的戰術和強調的組織紀律，結果是衆不敵寡。茲後八放軍作爲一股新生力量崛起於白人黑水之間，其取本朝而代之，也只是遲早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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