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虎集》
周作人《談虎集》，收的是“關於一切人事的評論”，取意爲虎不可輕談，因有色變之慮。如周所云，他不是哪一教派那一學派的門徒，無一家之言可守，談談平常隨意談談，偶加褒貶，“只是憑着個人所有的一點淺近的常識”。可我們知道，正是這一點“常識”最不易得。拿學國文爲例，周說，少年時的讀經對自己並無益處，學寫文字、養成道德，全從其他方面得來。至於如何學國文，無非是：
請多看書。小說，曲，詩詞，文，各種；新的，古的，文言，白話，本國，外國，各種；還有一層，好的，壞的，各種，都不可以不看，不然便不能知道文學與人生的全體，不能磨練出一種精純的趣味來。自然，這不要成爲亂讀，須得有人給他指導顧問，其次要別方面的學問知識比例地增進，逐漸養成一個健全的人生觀。
看似老生常談，但能老老實實這樣讀書的“老生”，又有幾人呢，周算是一個，所以他的“常識”格外值得重視。如巴枯寧有言，歷史唯一的用處是警戒人不要再那麼樣。周則反其言說，歷史唯一的用處是告訴人又要這麼樣了。周的想法有點悲觀，甚至冷淡，但他同時也傳了光明的福音，因爲他預言：“中國國民暫時要這樣第昏聵胡塗下去，但是以後也未必更利害，因爲已經胡塗到這個地步，也無從再加胡塗上去了！”我默祝：但願！
辛亥革命已過百年，周氏《孫中山先生》一文，紀念孫先生逝世，通過孫所遭誤解和詆譭，揭出國人的奴氣惰氣：中國人所最歡迎的東西，大約無過於賣國賊，因爲能夠介紹他們去給異族做奴隸，其次纔是自己能夠作踐他們奴使他們的暴君。我想，這奴氣養成幾千年，恐怕是不易消退的。拿周氏來說，他日本的小算盤知道的很清楚，當時屢批日人辦《順天日報》的謬論，可幾十年後卻甘心做賊，除了對個人的考慮，恐怕還是要歸於多年對國人的失望和命運的悲觀。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怒其不爭佔了上風。對比他對王國維先生自沉的評價和感想，很有意思。周認爲，王氏以頭腦清晰的學者而去做遺老弄經學，結果是思想的衝突與精神的苦悶，這或許是自殺——至少也是悲觀的主因。所以他勸治學術藝文者要一依本性，堅持勇往，勿涉政見而改趨向。
能理解而不能實行，這雖不是常識的失敗，卻是周氏的悲哀！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談虎集》，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
《藝術與生活》
讀周作人《藝術與生活》，既感嘆於周的通達，也感嘆人類的可悲與可怕！《新文學的要求》中，周說：“種族國家這些區別，從前當作天經地義的，現在知道都不過是一種偶像。”我理解，偶像，不過是意識形態之一種，是應該且可以打破的東西，但我們看到，國家化的階級鬥爭理論退潮後，出現的是民族國家的文明衝突理論，偶像依然牢不可破。周說新時代的文學家應該有他的新宗教——“人道主義的理想是他的信仰，人類的意志便是他的神”，這理想彷彿並不算高遠，現在卻跌得相當殘——人道主義的理想是他的笑料，人類的意志便是他的耳屎。
有些病，大家都有。什麼病呢？《文學上的俄國與中國》中，周說：“俄國好像是一個窮苦的少年，他所經過的許多患難，反養成他的堅忍與奮鬥，與對於光明的希望。中國是個落魄的老人，他一生裏飽受了人世的艱辛，到後來更沒有能夠享受幸福的精力餘留在他的身內，於是他不復相信也不情願將來會有幸福到來；而且覺得從前的苦痛還是他真實的唯一的所有，反比別的更可寶愛了。”這樣說，“多難興邦”的帽子，不過是從俄國頭上拿來安到了我們頭上，戴得是否合適，是否舒服，實在很難說，證據之一，就是衆多文革老人撫摸傷疤時的深情回憶。這就不能不借周的話來棒喝一下：“倘使將特別國情看作國粹，想用文學來讚賞或保存他，那是老人懷舊的態度，只可當作民族的輓歌罷了。”
書中的譯作也精彩，如譯英國Angelo S. Rappoport所著《俄國革命之哲學的基礎》，對俄國哲學家Herzen、Tchernyshevski、Lavrov、Bakunin的學說有簡明扼要的介紹，“現在還有價值”。這些人的著作現在大都有了漢譯，如赫爾岑的通信集、《往事與隨想》、《科學中華而不實的作風》，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文學論文選、《怎麼辦》，巴枯寧《國家制度與無政府狀態》、《上帝與國家》等等，但讀的人恐怕不多了，在有些人看來，這些容易走火仿真手槍，還是收起來爲妙，如果能借掃黃打非的火集中起來燒掉，那就最好不過了。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藝術與生活》，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
《夜讀抄》
周作人曰：“不佞抄書並不比自己作文爲不苦，然其甘苦則又有非他人所能知耳。”近日夜讀，照貓畫虎，抄一抄他的《夜讀抄》，一篇題爲《顏氏家訓》的：
“《國風》三卷十二期載有《醉餘隨筆》一卷，系洪允祥先生遺著，其中一則雲：
‘韓柳並稱而柳較精博，一闢佛，一知佛之不可闢也。李杜並稱而李較空明，一每飯不忘君，一則篇篇說婦人與酒也，婦人與酒之爲好詩料勝所謂君者多矣。’這卻說得很有趣，李杜的比較我很贊同，雖然我個人不大喜歡豪放的詩文，對於太白少有親近之感，柳較精博或者未必，但勝韓總是不錯的，因爲他不講那些聖道，不衛道故不闢佛耳。洪先生是學佛的，故如此立言，雖有小偏，正如顏君一樣亦是人情所難免，與右傾的道學家之咆哮故有不同。《家訓》末後《終制》一篇是古今難得的好文章，看徹生死，故其意思平實，而文詞亦簡要和易，其無甚新奇處正是最不可及處，陶淵明的《自祭文》與《擬輓歌辭》可與相比，或高曠過之。”
“無甚新奇處正是最不可及處”，苦雨齋這是誇顏，也是自許！
（周作人：《夜讀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
《雨天的書》
《雨天的書》是適合雨天讀的，雨打到書上，書則把雨浸到人的心裏去，陰沉、氣悶。環境既非平淡自然，作文自然也難造自然平淡的景地，故周作人自嘲仍爲道德家、“師爺派”，這是無可奈何。周氏的情緒似乎主要源自對青年的沉淪與胡塗的失望，苦雨滿天，澆滅了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
《狗抓地毯》中，周氏問：科學之光與藝術之空氣，幾時才能侵入青年的心裏，造成一種新的兩性觀念呢？《讀京華碧血錄》中，周氏說：但是我又有時覺得現代青年們似乎比我們更多有傳統的精神，更是完全的中國人，到底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與友人論性道德書》中，乾脆引陳獨秀1921年的話說“青年的誤會”：
“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現代青年底誤解，也和醉人一般。……你說婚姻要自由，他就專門把寫情書尋異性朋友做日常重要的功課。……你說要脫離家庭壓制，他就拋棄年老無依的母親。你說要提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他就悍然以爲大家朋友應該養活他。你說青年要有自尊底精神，他就目空一切，妄自尊大，不受善言了。……
書中有回憶的文章，故鄉的野菜和初戀、水師學堂的經歷、愛女的病與離世、山中的雜信，是自然而平淡的，且有雨後的清新，最堪玩味！
看的是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今年的新版，小開本，簡潔漂亮，美中不足的是未刊北新書局民國版的插圖。於是提筆，把畫補上，這是《十字街頭的塔》所插“哈多主教”（十六世紀木版畫，北新版插圖說明誤作“哈多教主”）：哈多主教爲了逃避怨鬼所化的鼠妖，躲入荒島中的磚塔，最後老鼠渡水而來，還是將他吞下了肚！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雨天的書》，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