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虎集》
周作人《谈虎集》，收的是“关于一切人事的评论”，取意为虎不可轻谈，因有色变之虑。如周所云，他不是哪一教派那一学派的门徒，无一家之言可守，谈谈平常随意谈谈，偶加褒贬，“只是凭着个人所有的一点浅近的常识”。可我们知道，正是这一点“常识”最不易得。拿学国文为例，周说，少年时的读经对自己并无益处，学写文字、养成道德，全从其他方面得来。至于如何学国文，无非是：
请多看书。小说，曲，诗词，文，各种；新的，古的，文言，白话，本国，外国，各种；还有一层，好的，坏的，各种，都不可以不看，不然便不能知道文学与人生的全体，不能磨练出一种精纯的趣味来。自然，这不要成为乱读，须得有人给他指导顾问，其次要别方面的学问知识比例地增进，逐渐养成一个健全的人生观。
看似老生常谈，但能老老实实这样读书的“老生”，又有几人呢，周算是一个，所以他的“常识”格外值得重视。如巴枯宁有言，历史唯一的用处是警戒人不要再那么样。周则反其言说，历史唯一的用处是告诉人又要这么样了。周的想法有点悲观，甚至冷淡，但他同时也传了光明的福音，因为他预言：“中国国民暂时要这样第昏聩胡涂下去，但是以后也未必更利害，因为已经胡涂到这个地步，也无从再加胡涂上去了！”我默祝：但愿！
辛亥革命已过百年，周氏《孙中山先生》一文，纪念孙先生逝世，通过孙所遭误解和诋毁，揭出国人的奴气惰气：中国人所最欢迎的东西，大约无过于卖国贼，因为能够介绍他们去给异族做奴隶，其次才是自己能够作践他们奴使他们的暴君。我想，这奴气养成几千年，恐怕是不易消退的。拿周氏来说，他日本的小算盘知道的很清楚，当时屡批日人办《顺天日报》的谬论，可几十年后却甘心做贼，除了对个人的考虑，恐怕还是要归于多年对国人的失望和命运的悲观。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怒其不争占了上风。对比他对王国维先生自沉的评价和感想，很有意思。周认为，王氏以头脑清晰的学者而去做遗老弄经学，结果是思想的冲突与精神的苦闷，这或许是自杀——至少也是悲观的主因。所以他劝治学术艺文者要一依本性，坚持勇往，勿涉政见而改趋向。
能理解而不能实行，这虽不是常识的失败，却是周氏的悲哀！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谈虎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艺术与生活》
读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既感叹于周的通达，也感叹人类的可悲与可怕！《新文学的要求》中，周说：“种族国家这些区别，从前当作天经地义的，现在知道都不过是一种偶像。”我理解，偶像，不过是意识形态之一种，是应该且可以打破的东西，但我们看到，国家化的阶级斗争理论退潮后，出现的是民族国家的文明冲突理论，偶像依然牢不可破。周说新时代的文学家应该有他的新宗教——“人道主义的理想是他的信仰，人类的意志便是他的神”，这理想仿佛并不算高远，现在却跌得相当残——人道主义的理想是他的笑料，人类的意志便是他的耳屎。
有些病，大家都有。什么病呢？《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中，周说：“俄国好像是一个穷苦的少年，他所经过的许多患难，反养成他的坚忍与奋斗，与对于光明的希望。中国是个落魄的老人，他一生里饱受了人世的艰辛，到后来更没有能够享受幸福的精力余留在他的身内，于是他不复相信也不情愿将来会有幸福到来；而且觉得从前的苦痛还是他真实的唯一的所有，反比别的更可宝爱了。”这样说，“多难兴邦”的帽子，不过是从俄国头上拿来安到了我们头上，戴得是否合适，是否舒服，实在很难说，证据之一，就是众多文革老人抚摸伤疤时的深情回忆。这就不能不借周的话来棒喝一下：“倘使将特别国情看作国粹，想用文学来赞赏或保存他，那是老人怀旧的态度，只可当作民族的挽歌罢了。”
书中的译作也精彩，如译英国Angelo S. Rappoport所著《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对俄国哲学家Herzen、Tchernyshevski、Lavrov、Bakunin的学说有简明扼要的介绍，“现在还有价值”。这些人的著作现在大都有了汉译，如赫尔岑的通信集、《往事与随想》、《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论文选、《怎么办》，巴枯宁《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上帝与国家》等等，但读的人恐怕不多了，在有些人看来，这些容易走火仿真手枪，还是收起来为妙，如果能借扫黄打非的火集中起来烧掉，那就最好不过了。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艺术与生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夜读抄》
周作人曰：“不佞抄书并不比自己作文为不苦，然其甘苦则又有非他人所能知耳。”近日夜读，照猫画虎，抄一抄他的《夜读抄》，一篇题为《颜氏家训》的：
“《国风》三卷十二期载有《醉余随笔》一卷，系洪允祥先生遗著，其中一则云：
‘韩柳并称而柳较精博，一辟佛，一知佛之不可辟也。李杜并称而李较空明，一每饭不忘君，一则篇篇说妇人与酒也，妇人与酒之为好诗料胜所谓君者多矣。’这却说得很有趣，李杜的比较我很赞同，虽然我个人不大喜欢豪放的诗文，对于太白少有亲近之感，柳较精博或者未必，但胜韩总是不错的，因为他不讲那些圣道，不卫道故不辟佛耳。洪先生是学佛的，故如此立言，虽有小偏，正如颜君一样亦是人情所难免，与右倾的道学家之咆哮故有不同。《家训》末后《终制》一篇是古今难得的好文章，看彻生死，故其意思平实，而文词亦简要和易，其无甚新奇处正是最不可及处，陶渊明的《自祭文》与《拟挽歌辞》可与相比，或高旷过之。”
“无甚新奇处正是最不可及处”，苦雨斋这是夸颜，也是自许！
（周作人：《夜读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雨天的书》
《雨天的书》是适合雨天读的，雨打到书上，书则把雨浸到人的心里去，阴沉、气闷。环境既非平淡自然，作文自然也难造自然平淡的景地，故周作人自嘲仍为道德家、“师爷派”，这是无可奈何。周氏的情绪似乎主要源自对青年的沉沦与胡涂的失望，苦雨满天，浇灭了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狗抓地毯》中，周氏问：科学之光与艺术之空气，几时才能侵入青年的心里，造成一种新的两性观念呢？《读京华碧血录》中，周氏说：但是我又有时觉得现代青年们似乎比我们更多有传统的精神，更是完全的中国人，到底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与友人论性道德书》中，干脆引陈独秀1921年的话说“青年的误会”：
“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现代青年底误解，也和醉人一般。……你说婚姻要自由，他就专门把写情书寻异性朋友做日常重要的功课。……你说要脱离家庭压制，他就抛弃年老无依的母亲。你说要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就悍然以为大家朋友应该养活他。你说青年要有自尊底精神，他就目空一切，妄自尊大，不受善言了。……
书中有回忆的文章，故乡的野菜和初恋、水师学堂的经历、爱女的病与离世、山中的杂信，是自然而平淡的，且有雨后的清新，最堪玩味！
看的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今年的新版，小开本，简洁漂亮，美中不足的是未刊北新书局民国版的插图。于是提笔，把画补上，这是《十字街头的塔》所插“哈多主教”（十六世纪木版画，北新版插图说明误作“哈多教主”）：哈多主教为了逃避怨鬼所化的鼠妖，躲入荒岛中的砖塔，最后老鼠渡水而来，还是将他吞下了肚！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雨天的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