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擬像理論”是鮑德里亞最重要的理論之一，他認爲，正是傳媒的推波助瀾加速了從現代生產領域向後現代擬像(Simulacra)社會的墮落。而當代社會，則是由大衆媒介營造的一個仿真社會。
理論基礎
鮑德里亞爲後現代的文化設立了一個座標系，他考察了“仿真”的歷史譜系，提出了“擬像三序列”(The Three Orders of Simulacra)說。擬像的第一個序列時期是仿造(counterfeit)，仿造是從文藝復興到工業革命時期的主導模式，這一序列的類像遵循“自然價值規律”，也就是承襲了亞歷士多德以來的“模擬說”，這一時期的仿真追求的是模擬、複製自然和反映自然。擬像的第二個序列是生產(production)，生產是工業時代的主導模式，這一階段擬像遵循“市場價值規律”，在這一階段仿真受價值和市場規律支配，目的是市場盈利。擬像的第三個序列是仿真(simulation)這是被代碼所主宰的時代主導模式。這一階段的擬像遵循的則是“結構價值規律”。在鮑德里亞看來，這一階段擬像創造了“超真實”，傳統的表現反映真實的規律被打破，模型構造了真實。“擬真不同於虛構(fiction)或者謊言(lie)，它不僅把一種缺席(absence)表現爲一種存在(presence)，把想象(imaginary)表現爲真實(real)，而且也潛在削弱任何與真實的對比，把真實同化於它的自身之中”。
擬像是沒有原本的東西的摹本。在此意義上，原本也是一種擬像，幻覺與現實混淆，現實不存在了，沒有現實座標的確證，人類不知何所來、何所去。
擬像理論與大衆媒介
鮑德里亞借用了麥克盧漢的“內爆”(implosion)的概念，“內爆”是一種社會力趨疲的過程，後現代社會中的媒體造成了各種界限的崩潰，包括意義內爆於媒體。鮑德里亞認爲擬像與真實之間的界限已經內爆。擬像不再是對某個領域、某種指涉對象或某種實體的模擬。它無需原物或者實體，而是通過模型來生產真實，這種真實被鮑德里亞稱爲“超真實”(hyperreality)。而當代社會，則是由大衆媒介營造的一個仿真社會，“擬象和仿真的東西因爲大規模地類型化而取代了真實和原初的東西，世界因而變得擬象化了”。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鮑德里亞認爲我們通過大衆媒體所看到的世界，並不是一個真實的世界，甚至因爲我們只能通過大衆媒體來認識世界，真正的真實已經消失了，我們所看見的是媒體所營造的由被操控的符碼組成的“超真實”世界。“被拍攝成照片的物體，都只能是爲所有其他物體的消失而殘留下來的痕跡，幾乎是完美的犯罪。……只有以消失的模式生成的物體纔是世界的他者。再者，這個消失留下了痕跡……這的確是‘他者’存在的唯一的方式——這隻能以你自身的消失爲基礎”。[5]
對於媒介技術模擬世界的分析，是鮑德里亞擬像理論的實際應用。既然一切都在媒介中存在，一切都在媒介中被感知，超真實以模式和符號取代了真實，那麼現實世界將是一個由模式和符號決定了的世界。同時，模式和符號也變成了控制這個世界的方式。大衆媒介在後現代的語境中變得無意義，大衆傳播“並非出自其內容、其傳播模式、其明確的目的(經濟的或心理的)，也不是出自其容量或其真正的受衆(儘管這一切都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並構成其支持)，而是出自其自主化媒介的邏輯本身。這就是說它參照的並非某些真實的物品、某個真實的世界或某個參照物，而是讓一個符號參照另一個符號、一件物品參照另一件物品、一個消費者參照另一個消費者。……大衆傳播處處都是由這種與技術和編碼規則相適應的系統化規定的，是由並非從世界出發而是從媒介自身出發的信息的系統化生產規定的。”[6]在鮑德里亞看來，訊息在交流行爲中消耗自身，不是在生產意義，而是在消解意義。這一現象的後果是，訊息正在吞噬自身的內容，與此同時，在交流阻隔不斷加劇的背景下，大衆媒介不是意義的傳遞者，不是社會的生產者，而是引發內爆的場所，使超真實成爲可能。
理論案例
基於對媒介營造的超真實的認識和批判，鮑德里亞對1991年爆發的海灣戰爭作出了驚人的評價。在海灣戰爭爆發之後數月，鮑德里亞出版了名爲《海灣戰爭不曾發生》的文集，他把海灣戰爭看作是消滅戰爭的一個過程，是對事實的一種運作。而在以往，戰爭首先是一種具有象徵意味的決鬥。海灣戰爭被複雜的技術手段“實現”了，在缺少事件的意義上，它根本沒有發生。當德國《明鏡》週刊的記者問他是否願意到伊拉克戰場走一走時，鮑德里亞回答說：“我靠虛象生活。”大衆傳媒取消了意義和現實，從而消解了交流，正是在這種意義上，鮑德里亞才否認了海灣戰爭的現實性。同樣的，鮑德里亞對於9·11事件的分析，也同樣能夠印證其對後現代社會媒體的觀點，他認爲恐怖主義正是霸權主義這枚硬幣的反面，而媒體是被操控的工具。“正是這個超級大國利用它自身無窮的力量醞釀了全世界範圍內的暴力，正是它神不知鬼不覺地將恐怖想像根植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7]在伊拉克戰爭中，當大衆夜以繼日的觀看美軍與伊拉克官方的軍事力量交火的時候，他對這場戰爭的觀賞實際上與對美國越戰大片的觀感並無兩樣。因爲他們所看到的電視影像，只是由持某一政治傾向的攝影師捕捉、剪接和變形的結果，大衆看到已遠非是真實的伊拉克，而是被具有實時轉播功能的媒體所“虛擬化”的紀實敘事作品。在鮑德里亞的眼中，超真實被確認爲越來越居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的某一時刻。鮑德里亞賦予了符碼幾乎所有的優勢，包括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以及意識形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