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不同類型的行動者之間的慣例活動呈現爲交互類型化（re ciprocal typification）時，制度化就出現了。換句話說，所有這種類型化都是制度。這裏需要強調兩點:第一，制度類型化具有交互性；第二，制度之中的行動和行動者是類型化的。同時，制度也意味着歷史性和控制力。最大的收穫就是彼此能夠預測對方的行動，從而節省了時間和精力。
人類活動的外化產品獲得客觀性的過程，就叫做“客體化”。制度世界是客體化的人類活動，每項制度都不例外。
社會是人的產物，社會是客觀現實，人是社會的產物。
制度世界也需要正當化（ legitimation），即它需要被解釋和被證明。這並不是出於增強事實性的目的，因爲就像我們看到的，社會世界在被傳遞到下一代的過程中已充分體現爲事實。然而，這種事實是歷史性的。對於接觸它的下一代來說，它是傳統而非個人記憶。對制度秩序來講，這些秩序只有既連貫又全面才能說服下一代，對所有的孩子要講同樣的故事。隨後，從擴張的制度秩序中又發展出相應的正當化華蓋，在其上伸展着一個兼具認知性和規範性的保護罩。在新一代人接受社會化從而被納入制度秩序的過程中，他們就學習了所有關於正當化的知識。
要完成制度的歷史化和客體化，還需要發展出特定的社會控制機制。無論個體在具體情境中賦予制度什麼樣的主觀意義，制度都必須對個體宣示出權威性。
因此，在人們對制度的邏輯進行任何闡述時都必須格外小心。這種邏輯並不內在於制度，與制度的外在功能亦無聯繫，而是由人們對制度的反思方式所決定的。換句話說，人們的反思意識把邏輯加到了制度秩序之上。
語言爲客觀化的社會世界提供了最基本的外置邏輯。
個人在他的生活背景中的制度行爲是離散的，但他的生活背景是一個反思性的整體，其中的離散行爲不會被當成孤立事件，而是被視爲隸屬於一個主觀意義的世界的事物。這一世界的意義並不專屬於某個人，而是在社會層面上被表達和分享。只有藉助於這樣一個社會性共享的意義世界，制度整合的必要性才能浮現出來。
藉助於語言和以語言爲基礎的認知工具，知識將世界客體化了。它把世界收納進那些事實性的事物，而在社會化過程中，它又進一步被內化爲“客觀有效的真理”。因此有關社會的知識可被理解爲一種“實現”（ realization），它具有兩層意義:一是客體化的社會現實被理解了，二是這一現實被不斷地生產出來。
在人類的總體經驗中，只有一小部分會存留在意識裏。這些被存留的經驗沉積下來，凝結爲記憶中可識別與可記憶的實體。
在思維上，人類既表現出精巧，也表現出盲信。
所有的制度化行爲都包含着角色，因此角色也帶有制度化的控制特徵。只要行動者被類型化爲角色扮演者，他們的行爲就在事實上受到了監督。遵循或不遵循社會定義的角色標準，就不再是自由選擇的了。當然，對於不遵循標準的行爲，懲罰力度會依照具體情況來設定。
角色表徵（ represent）着制度秩序。制度也可以通過其他方式被表徵，比如語言、製造物體、法律等，但角色是最優的表徵方式。
任何一個具體的角色表現都指向制度的客觀意義，指向其他輔助性的角色表現，也指向制度的意義整體。角色乃是知識庫的某個特定部分的中轉者。
社會分配給知識製造出一種二分:普遍知識與角色專屬知識。我們可以假定，由於勞動分工的存在，角色專屬知識的增長速度將會快於那些大衆化的普遍知識。勞動分工使得專門化的任務呈現幾何式增長，換句話說，專家就會出現了。
一方面，只有在可以通過具體角色來實現的時候，制度秩序纔是真實的；另一方面，角色是制度秩序的表達，後者決定了前者的特質（包括前者的附屬知識），前者從後者那裏獲取客觀意義。
正常來說，制度化的範圍取決於關聯結構的普遍性。如果一個社會中的很多甚至大多數關聯結構都是人們普遍共享的，那麼制度化的範圍必然比較大。如果只有少部分關聯結構被共享，制度化的範圍就會比較窄，此時制度秩序還有可能高度碎片化，即特定的關聯結構並不爲社會整體而僅爲社會中的部分羣體所共享。
專業化的活動帶來了公共知識的專業化和分隔化，而這種專業化和分隔化使得主觀知識有可能脫離任何的社會關聯，成爲“純理論”。這種分隔化以及伴隨的知識分配有可能帶來意義整合的問題，比如驅魔人在向戰士解釋自己的某些行爲時可能遇到困難。同時，分隔化，也有可能帶來的一個後果是，離散的子意義世界有可能出現，比如性別、職業、宗教等等。
制度的上述物化方式也適用於角色的物化。在自我意識中，那些已通過角色而被客觀化的部分也會被視爲一種無法避免的命運，這樣個體就可以逃避一些責任。這種物化最典型的模式便是下面這種說法，“在這件事上我別無選擇，我所處的位置（丈夫、父親、將軍、大主教、董事長、匪徒、劊子手，等等）決定了我必須這麼做”。可見，角色的物化會縮小個人在他自己與所扮演的角色之間所形成的主觀距離。客觀化意義上的那種距離依然被保留，但是由認同問題所造成的可能的主觀距離就縮小到零了。到了最後，身份本身（說成是總體自我也無妨）就被物化了。這裏包括一個人對自己身份的認同，也包括對他人身份的認同。此時個體就完全等同於社會所分配給他的類型，他不是別的而就是那種類型。從價值或情感的角度講，這種對類型化的理解既有可能凸顯出正面意味，也有可能凸顯出負面意味。比如“猶太人”。
制度化的第一個階段無須正當化的參與。在此階段，制度只是單純的事實，它不需要得到主體間或主體生活史的支持，它對各方來講都是自明的。可是當制度秩序（此時已成爲歷史）的客體化被傳遞到下一代時，正當化問題就必然要出現了。
當人類經驗的語言客觀化系統開始傳遞的時候，最初的正當化就出現。正當化的第二個層次由一些已具雛形的理論假設組成，在這裏會出現一些客觀意義叢的不同解釋圖式，比如諺語、道德準則、名人金句。正當化的第三個層次則由明晰的理論組成，比如旁系金屬科學。
象徵世界（ symbolic universe）構成了正當化的第四個層次。這一層次包含着各種理論的傳統體系，它們把不同的意義領域整合起來，用一個象徵總體（symbolic totality）來總括制度秩序。象徵世界是由那些已被社會客體化的且具有主觀真實性的所有“意義”所構成的矩陣。
象徵世界可以簡單第概括爲“讓一切各安其位”。象徵世界還可以爲社會的日常生活所出現的矛盾意義提供高高層級的整合。象徵世界也能爲生命的不同階段賦予秩序。個人主觀認同的“正確性”也需要藉助同樣的正當化功能來實現。對個人生活來說，象徵世界還具有一種戰略性的正當化功能，這就是“安置”死亡，看到他人死亡並由此產生對自己死亡的預期，這構成了一個人最特殊的邊緣情境。象徵世界的社會意義也能通過同樣的方式得到展現，它們劃定了現實的邊界，哪些事物與社會互動有關，哪些無關，舉個極端的例子，在原始社會中，就算是無機物也被當成無機物，在印度賤民和動物一樣，在輪迴的理論中得到正義化。象徵世界也爲歷史安排了秩序。象徵世界對所有離散的制度進行了綜合。
象徵世界根源於人的生物構造。如果社會中的人是世界的建構者，那麼其原因就在於人的生物構造具有世界的開放性。這種開放性本來就意味着秩序與混亂之間的矛盾。人類的存在從一開始就是一種持續的外化。當人們將自己外化的時候，便建立起了可以實現這一過程的世界。在外化的過程中，個人把自身的意義投向現實。在象徵世界中，所有的現實都具有人的意義，整個宇宙都確證着人的存在的正確性。因而，象徵世界就是人類意義能夠投射的最遠距離。
所有的社會現象都是由人類活動在歷史中製造出來的建築物，沒有任何社會是完全理所當然的
維護世界的概念裝置，有兩種具有普遍理論意義的應用方式，即治療和虛無。
所有社會建構的世界都屬於人類活動的歷史產物，故而它們會隨人類的具體活動發生變化。現實是由社會定義的，但是，這種定義也是具身的。也就是說，特定的個人或羣體乃是這些現實的定義者。要理解社會建構的世界在某一給定時刻的狀態或是要了解它隨時間所發生的變化，人們就必須瞭解該世界背後的社會組織。只有存在着相應的社會組織，人們纔有可能對這一世界進行某種定義。這個道理可以說得再簡單一點:在對歷史上那些有關現實的概念體系進行分析時，我們必須要把問題由抽象的“是什麼”（What？）轉化爲具體的社會學問題“誰說的”（Says who？）。
知識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會出現兩個問題，一個就是前面論述過的純理論的出現。另一個問題，當制度行爲被正當化之後，它的傳統主義就會增強，制度的內在惰性會變的更強大，制度傾向於維持原來的狀態。
一個理論是否具有實用的優勢，並不看它的內在品質，而是看它對作爲其承載者的社會利益羣體有什麼樣的適用性。
多元化情境的出現以一個有着高水平勞動分工的城市社會爲前提。
初級社會化所內化的世界在意識中要遠比次級社會化所內化的世界更加堅實、牢固。無論有多少原初的必然性感覺在後來隨着除魅而被削弱了，那種對於不再重來的確定性的回憶，那種初悟現實的確定性，都牢牢地附着於兒時的首屬世界。
在這種社會中，跛子和私生子對於加在自己身上的污名身份幾乎沒有任何主觀防禦。對他自己、對他的重要他人以及對整個共同體來說，他就是他應是的那種人。當然，對於這種命運，他可能報以怨恨或憤怒，但這隻能佐證他的低人一等。這些怨恨和憤怒甚至可以爲社會給他定義的劣等身份提供最具決定性的承認，因爲比其高等的人顯然鮮有這些粗魯的情感。
社會同時以主觀現實和客觀現實的形式存在，要對社會進行充分的理論理解，就必須同時考慮這兩個方面。正如前文所表明的，如果把社會理解爲一個由外化、客體化和內化三個步驟所組成的持續辯證過程，我們就能較爲恰當地把握它的主客觀兩面性。不過，在考察具體的社會現象時，我們還應避免一種看法，即認爲上述三個步驟是遵守時序的。實際上，社會和它的每個子部分都同時包含這三個步驟，因此，任何只考慮了一個或兩個步驟的社會分析都是有缺陷的。對於社會中的個體成員來說也一樣，他在社會世界中外化自身的存在，同時把社會世界作爲客觀現實予以內化。換句話說，生活在社會中，就參與了它的辯證法。
然而個體並非生來就是社會的一員，他只是天生帶有一種社會性（ sociality）的傾向，隨後才逐漸變成社會的一員。在個體的生命中存在着一個時間序列。隨着時間的推移，個體被引導着參與到社會辯證法之中。
初級社會化（primary socialization）是個體在兒時所經歷的第一次社會化。經此過程，個體變成了社會的一員。次級社會化（secandary socialization） （指其後的一種過程，它把已被社會化的個體引領到社會客觀世界的新領域中。對個體來說，初級社會化自然是最重要的，而次級社會化則需要模仿初級社會化的基本結構。
換句話說，自我是一個反身的實體（reflected entity）。它反射着先前重要他人對它所採取的態度， 個體變成了他自己的重要他人所認定的那種人。這不是一個單向的機械過程，它包含了他人認同和自我認同之間的辯證法，即客觀指派的身份與主觀接納的身份之間的辯證法。在個體對重要他人加以認同的每一時刻，這種辯證法都會浮現。
從重要他人的具體角色和具體態度出發所形成的這種抽象就被稱爲概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概化他人一旦在意識中得以形成，就意味着個體不僅認同了具體的他人，也認同了一般性的他人，即認同了社會。只有通過這種概化認同，一個人的自我認同才能獲得穩定性和持續性。
個體與客觀社會世界之間的關係就像一個持續地尋求平衡的行爲。
知識體系在整體象徵世界中佔有什麼樣的地位，決定了相應的次級社會化的特質。
在初級社會化中，兒童並不把他的重要他人理解爲執行制度的人，而是把他們直接視爲現實的中轉者。兒童把父母的世界內化爲唯一的世界，這個世界不歸屬於任何特定的制度背景。在初級社會化以後出現的某些危機實際上都是由之後的新認識導致的。此時一個人認識到，自己父母的世界並不是唯一存在的世界，它有着相當特殊的社會位置，甚至這個世界可能是糟糕的。
如何在初級社會化與次級社會化之間進行任務的制度化分配，受到知識的社會分配複雜度的影響。只要相對不太複雜，同一個制度機構就能完成從初級社會化到次級社會化的銜接，並承擔後者的許多任務。在高度複雜的情況下就得發展出專門針對次級社會化的機構。這一機構中有着經過特殊培訓的全職人員，他們承擔着相應的教育使命。
初級社會化內化的是必然性的現實。與初級社會化相比，次級社會化具有更多的“人造”特質，這使得它所內化的主觀現實在面對其他現實主義的挑戰時更加脆弱。
次級的內化現實較少受到邊緣情境的威脅，原因是它和邊緣情境通常沒什麼聯繫。其實更有可能的是，正是因爲人們看到了次現實與邊緣情境無關，這種現實才被視爲微不足道的。
對現實的維護來講，我們不難區分出兩種具有普遍意義的類型:例行維護（ routine maintenance）與危機維護（ crisis mainte- nance）前者用來維護日常生活中的內化現實，後者則用於危機情境。二者在本質上包含相同的社會過程，但也存在一些需要我們留意的差異。
在維護現實的社會過程中，人們可以區分出兩類人:重要他人和非重要他人。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所有人，或至少絕大部分人，都會以一種重要的方式來再次確認自己的主觀現實。
交談是最重要的現實維護工具。在交談中，語言的客觀化產物變成了個人意識中的客體。要過要有效地維護主觀現實，交談工具就必須具有持續性和一致性。
再社會化的現實基礎是現在，而次級社會化的現實基礎是過去。
失敗的社會化帶來“我是誰”的問題。
如果一個社會具有普遍的、以市場爲基礎的矛盾世界，那就會使主觀現實和身份認同呈現出一些特殊構型。人們會日漸普遍地意識到所有世界的相對性，這其中也包括自己的世界，此時它在主觀上被視爲“某一世界”，而非“唯一世界”。於是就出現了這種結果:個人的制度化行爲被理解爲“一種角色”，個人可以在意識中把自己與角色分離開來，以操控的方式來“扮演”它。比如，貴族就不再簡單地是個貴族，他會裝成一個貴族，等等。與個人假扮自己的非預定身份相比，假扮自己的預定身份是性質完全不同的事情，它的影響要深遠得多。在現代工業社會中，這種情形越來越普遍，但是，要對這種構型進行進一步的知識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分析，就顯然超出了我們目前的討論範圍。我們只強調一點，要理解這種情形，就必須時刻把它和它的社會結構背景聯繫起來。因爲從邏輯上講，它體現的是勞動的社會分工（以及它對社會結構的影響）與知識的社會分配（以及它對現實的社會客體化的影響）之間的必然關係。在當代情境中，這就需要將現實、認同的多元化與工業主義的結構動力聯繫起來進行分析，尤其要關注工業主義給社會分層模式帶來的變遷動力。
驗證來自於心理學理論與經驗可知的心理學事實之間的碰撞。心理學生成一個現實，現實反過來又成爲理論驗證的基礎。
社會的可能性究竟在多大範圍內對人類開放，這是由生物因素決定的，而社會世界本身對每個個體來說又是先在的，反過來對有機體的生物可能性施加了限制。
正是通過對生命和死亡所施加的權力，社會才展現了它對個人的終極控制。
社會現實不僅決定着活動與意識，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決定着有機體的功能。
社會學的事業必須保持與歷史學和哲學的話，否則它將失去恰當的研究對象。象就是作爲人類世界一部分的社會。它人創造、由人棲居，並反過來在一個持續的歷史進程中創造人。而人文主義社會學的一大貢獻，就在於它重新喚起了我們對於這一蹊蹺現象的好奇心。
社會學就是一個人文主義學科（humanistic discipline）這一概念帶來了一個重要推論:社會學的事業必須保持與歷史學和哲學的持續對話，否則它將失去恰當的研究對象。這個對象就是作爲人類世界一部分的社會。它由人創造、由人棲居，並反過來在一個持續的歷史進程中創造人。而人文主義社會學的一大貢獻，就在於它重新喚起了我們對於這一蹊蹺現象的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