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遇到社會突發事件，比如這次新冠肺炎情況，由於一些商品的供求關係在短時間內發生突變，打破了原先的供求均衡，這樣便涉及到是否應該按照供求規律，市場自動進行調節，使緊缺商品相應漲價的問題。在這種不尋常的情況下，一些人認爲緊缺商品比如口罩不應該漲價，而是應該由政府物價部門採取限價措施。另一部分人則認爲，應該允許這些緊缺商品的漲價，只有漲價才能刺激這些商品的生產，保證它們的供給。
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
一．在這種特殊的情況下，首先應該依法打擊哄擡價格與囤積居奇的發國難財行爲。
二．如果絲毫不漲價，政府物價部門將價格限制在突發事件前的水平的話，一是將會扭曲市場供求關係突然變化的信號，不利於激勵行業與生產廠家增加產能，使得供給狀況變差。當然在不允許漲價的情況下，一種解決辦法是由政府投資，擴大企業的產能，但這是否有違市場公平競爭？並且政府出的錢也是納稅人的錢，是否有現行的法律依據？二是在這種低價格和高需求，市場價格遠低於供需平衡點的情況下，一部分人會超出自己需求範圍故意搶購（但是數量比囤積居奇少），等隨後市場斷貨時，再私下高價賣出獲利。這樣一來，造成那些正真需要的人得不到相應的物資，不需要的人趁機獲利，社會資源得不到有效的配置。爲了避免這種情況出現，也有相應的應對方案，比如政府相關部門規定，憑個人的身份證登記購買，也就是對每個人購買的數量進行限制。但是這樣做需要花費管理上的成本，這些管理成本的多少，要看具體情況。
三．由政府物價部門規定合理的漲價上限，允許適當地漲價。在這種情況下，生產廠商後續的批發價也一定會跟着上漲，這樣就提高了他們擴大生產、追加產能的積極性。當然在突發事件的前期，銷售商也會獲得較多的利潤。但是由於政府部門的限價措施，這些利潤不屬於暴利發國難財的性質。
四．再分析一下漲不漲價對於窮人和富人的公平問題。
第一種情況，如果不漲價，開始窮人的心理滿足度較高，會覺得這樣對於他們比較公平。但是不漲價常會導致斷貨，當購買不到急需的產品比如口罩時，不管是窮人還是富人，都會感到生氣與失望。
第二種情況，如果允許按照政府的限價合理漲價，少數生活狀況比較差的窮人，開始可能會主動放棄購買。但是另一些在因不漲價而供不應求斷貨的情況下，買不到商品的富人，此時卻可以買到商品。並且，在沒有采取按身份證限購的情況下，適當漲價更加能夠防止和減少人爲囤貨的現象，增加了產品的供給。
五．漲不漲價，另外還涉及到一個公平和效率之間的矛盾問題。
一般情況下，過於強調公平就會損失效率。反之，過於強調效率就會損害公平，這是一個經濟學和社會學的規律。
不漲價表面上看上去公平，但是不利於增加供給，不利於提高生產效率，並且對先進者是一種變相的不公平。適當漲價表面上看來提高了購買的門檻，但是卻能激勵人們通過勤奮的勞動掙錢（當然這需要社會具備良好的法制基礎），提高了社會的生產效率，創造出了更多的財富，國家稅收增加，這些增加了的國家稅收，反過來也能投資於國計民生方面，或用來增加窮人的福利。
六．通過以上分析，我認爲允許適當漲價，並由政府物價部門給出一個價格的上限，必要時再配以憑個人身份證限購的方法，是相對兼顧公平與效率的最佳方法。
七．從突發事件對一些商品供求關係的影響中，可以印證：亞當·斯密的“個人自利的行爲客觀上可以使他人受益，使社會資源得到最佳配置，促使社會獲得最大限度的經濟增長”這一思想，儘管在大多數情況下正確，但是有它的不少侷限性和例外。現代經濟學告訴人們，“市場失靈”現象普遍存在。另外，人也並非完全是物質上的利己主義。亞當·斯密在寫《國富論》之前，還寫過一本著作，書名就叫做《道德情操論》，其中特別提到了人的同情心和同感。並且在現實生活中，一些商家爲了建立和保持良好商業聲譽，當遇到突發事件時，他們也會主動聲明不漲價。
對於亞當·斯密的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假設，現代博弈論中的納什均衡等也已經通過許多現實中的具體事例，給出了相反的證明。所以經濟完全自由放任這條路走不通，還必須配以適當的政府幹預和宏觀調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