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遇到社会突发事件，比如这次新冠肺炎情况，由于一些商品的供求关系在短时间内发生突变，打破了原先的供求均衡，这样便涉及到是否应该按照供求规律，市场自动进行调节，使紧缺商品相应涨价的问题。在这种不寻常的情况下，一些人认为紧缺商品比如口罩不应该涨价，而是应该由政府物价部门采取限价措施。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应该允许这些紧缺商品的涨价，只有涨价才能刺激这些商品的生产，保证它们的供给。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
一．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首先应该依法打击哄擡价格与囤积居奇的发国难财行为。
二．如果丝毫不涨价，政府物价部门将价格限制在突发事件前的水平的话，一是将会扭曲市场供求关系突然变化的信号，不利于激励行业与生产厂家增加产能，使得供给状况变差。当然在不允许涨价的情况下，一种解决办法是由政府投资，扩大企业的产能，但这是否有违市场公平竞争？并且政府出的钱也是纳税人的钱，是否有现行的法律依据？二是在这种低价格和高需求，市场价格远低于供需平衡点的情况下，一部分人会超出自己需求范围故意抢购（但是数量比囤积居奇少），等随后市场断货时，再私下高价卖出获利。这样一来，造成那些正真需要的人得不到相应的物资，不需要的人趁机获利，社会资源得不到有效的配置。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也有相应的应对方案，比如政府相关部门规定，凭个人的身份证登记购买，也就是对每个人购买的数量进行限制。但是这样做需要花费管理上的成本，这些管理成本的多少，要看具体情况。
三．由政府物价部门规定合理的涨价上限，允许适当地涨价。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厂商后续的批发价也一定会跟着上涨，这样就提高了他们扩大生产、追加产能的积极性。当然在突发事件的前期，销售商也会获得较多的利润。但是由于政府部门的限价措施，这些利润不属于暴利发国难财的性质。
四．再分析一下涨不涨价对于穷人和富人的公平问题。
第一种情况，如果不涨价，开始穷人的心理满足度较高，会觉得这样对于他们比较公平。但是不涨价常会导致断货，当购买不到急需的产品比如口罩时，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会感到生气与失望。
第二种情况，如果允许按照政府的限价合理涨价，少数生活状况比较差的穷人，开始可能会主动放弃购买。但是另一些在因不涨价而供不应求断货的情况下，买不到商品的富人，此时却可以买到商品。并且，在没有采取按身份证限购的情况下，适当涨价更加能够防止和减少人为囤货的现象，增加了产品的供给。
五．涨不涨价，另外还涉及到一个公平和效率之间的矛盾问题。
一般情况下，过于强调公平就会损失效率。反之，过于强调效率就会损害公平，这是一个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规律。
不涨价表面上看上去公平，但是不利于增加供给，不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并且对先进者是一种变相的不公平。适当涨价表面上看来提高了购买的门槛，但是却能激励人们通过勤奋的劳动挣钱（当然这需要社会具备良好的法制基础），提高了社会的生产效率，创造出了更多的财富，国家税收增加，这些增加了的国家税收，反过来也能投资于国计民生方面，或用来增加穷人的福利。
六．通过以上分析，我认为允许适当涨价，并由政府物价部门给出一个价格的上限，必要时再配以凭个人身份证限购的方法，是相对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最佳方法。
七．从突发事件对一些商品供求关系的影响中，可以印证：亚当·斯密的“个人自利的行为客观上可以使他人受益，使社会资源得到最佳配置，促使社会获得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这一思想，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正确，但是有它的不少局限性和例外。现代经济学告诉人们，“市场失灵”现象普遍存在。另外，人也并非完全是物质上的利己主义。亚当·斯密在写《国富论》之前，还写过一本著作，书名就叫做《道德情操论》，其中特别提到了人的同情心和同感。并且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商家为了建立和保持良好商业声誉，当遇到突发事件时，他们也会主动声明不涨价。
对于亚当·斯密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假设，现代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等也已经通过许多现实中的具体事例，给出了相反的证明。所以经济完全自由放任这条路走不通，还必须配以适当的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