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開面包
貨幣系統的延續需要持續增長，增長也成了我們工作、生活的主導。凱恩斯在其文章《我們後代的經濟前景》（1930年）當中預測，經濟和技術增長意味着富裕國家的人每週工作15小時就可以養活自己。在 1967年，《紐約時報》做出了一個較爲謹慎樂觀的預測，認爲“到2000年，人們每週的工作不會超過4天，每天不超過8小時。加上法定假日和長假，全年工作日爲147天，休假218天”。11如今，不少人的工作時長比以前還長，那麼究竟發生了什麼呢？部分原因是工作的組成發生了變化。2006年美國就業市場報告顯示：“1910~2000年，專業化、管理型、文書、銷售和服務型工作人員（私人家庭服務人員除外）佔就業總人數的比重從1/4提高到了3/4。”12技術的確如空想家所願，意味着投入更少，產出更多，但是我們通過相互管理，保持了工作量。13另外，我們在第七章就談到過，我們越富有，野心就越大，我們擡高了房地產等商品的價格。但是這也不能完全解釋爲什麼在富裕的年代，我們仍然不得不辛苦工作。答案與過分的鼓勵競爭和不均的貨幣制度有關。
凱恩斯在他的論文當中寫道：“我們應設法將抹在麪包上的黃油鋪得儘可能薄——仍需要做的工作儘可能被廣泛分擔。”14但是貨幣的理念不同，雖然我們看起來在努力分攤工作，但是實際報酬（也就是麪包）變得越來越集中，大部分報酬都落到了上層收入者的手中。情況是非常複雜的，中國和印度等國的經濟增長有助於減少全球不平等，但是在很多國家內部，財富的分配變得越來越偏向富人。托馬斯·皮凱蒂認爲，這是因爲資本回報率長期高於經濟增長，結果就是錢生錢，和家族繼承如出一轍。
皮凱蒂提出的建議是在全球範圍內對資本徵稅。但是他也承認，這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這是一個“烏托邦的想法”。15主要問題在於貨幣本身。錢生錢的正向循環不僅通過利息實現，而且還有權力和地位的介入。貨幣沒能均勻分攤，反而會抱成團。富人累積資本，其他人則會累積債務。技術帶來的生產力發展的果實被總裁和投資者組成的精英階層收到囊中。在美國，總裁和非熟練工的報酬比爲354:1（調查顯示，大多數人認爲實際比率爲30:1，理想比率爲7:1）。16中產階級的工資不再增長，而收入更低的人羣本質上是工資奴隸 ——他們不得不辛苦工作，才能勉強保持收支相抵，或者擺脫債務，根本無法享受期待的休閒時光。貨幣在財富和負債之間的固有矛盾已經發展爲威脅到社會穩定的程度。
在OECD國家當中， 10%最富裕的人的平均收入大概是 10%最貧困的人的 9倍，而且這個差距在德國和斯堪的納維亞等一向較爲平均的地方也在不斷擴大。 17在全球金融危機、通過量化寬鬆讓系統充滿流動性的救助行動之後，情況變得更加糟糕，讓極富有的市場積極參與者賺得盆滿鉢滿。2012年，英格蘭銀行報道，其貨幣救助任務將國內股票、債券市場的價格增長了 26%，大約 40%的收益落入了英國最富裕的 5%的家庭的腰包。因而量化寬鬆 “讓已經極端不平等的收入及其造成的社會矛盾進一步惡化了 ”，BCA研究機構的達維爾 ·喬西（ Dhaval Joshi）說道。在美國，最富裕的 5%的人擁有 60%的個人金融資產，因而量化寬鬆意味着一種退化的再分配項目。 18
向上的社會流動。或者說 “一個人不必和他人竭力爭搶資源 ”的機會在過去三十多年來受到了嚴重的限制。牛津大學研究顯示，在英國等西方國家，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首次出現大學畢業生的社會地位不如他們父母的現象。 19美國也是如此， 2014年是近 20年來美國人對美國夢最爲心灰意懶的一年（接受調查的人中僅有 64%的人認爲勤勞工作能夠致富，而在 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之時，這一數字是 74%）。 20
主流經濟學家認爲價格和效用對應，因此收入不平等的現象只是經濟現實的反映。尤金 ·法瑪在 2007年的採訪中談到總裁的薪資時說道：“你只看到市場工資。總裁的工資可能是大數字，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它們高得離譜。”21但是我們在第七章談到過，價格反映權力關係。金融系統被少數聯繫緊密的企業所主導。這些企業及其員工之所以能夠得到豐厚的利潤，基本上是因爲他們在網絡之中處於特權地位。當然，他們必須非常拼命地通過工作競爭保持地位，但是競爭對薪資似乎沒有什麼實質上的限制。
經濟不平等不僅是公平的問題與對公平的認識的問題（公平對於社會凝聚和穩定來說是極爲重要的），還有經濟健康的問題。 22換句話說，由 “不顧一切地追求效率的信徒 ”所譜寫的越來越嚴重的不平等，反而傷害了在他們眼中最爲寶貴的效率。我們似乎已經觸到了現有系統的自然侷限，貨幣帝國力有不逮，老套做法難以爲續。美聯儲前任局長亨利·瓦里茨（ Henry Wallich）說道：“增長是收入平等的替代品。只要有望實現增長，就能夠容忍收入中較大的差異。”23但是當增長減速時，不平等就變得非常明顯。
雖然事實反覆證明對休閒（或失業）時代的預測是錯誤的，但是機器人和人工智能領域的革命纔剛開始。我們在第七章討論過，這會影響到從工廠工作到法律工作等方面。勞動力市場一定會適應，新型職業會誕生，但是如果機器人的全部意義就在於取代人類，在某種程度上或許會成功。這應當是一件好事，但是受益的仍然會是投資者和經理人。你會怎麼做呢？是和機器人競爭，還是擁有機器人？
從新古典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人類和機器人頗爲相似，因爲我們的動力與機械脈衝相似（格拉斯哥大學的一名學生說道：“每次參加經濟學考試，我都要把自己變成一個機器人”）。24唯一的區別在於機器人的程序是我們設計的，而我們有接受慾望的指令，努力“將效用最優化”；我們渴望幸福，而機器人（像奴隸一樣）僅需要維護。不過，極端的社會不平等加上環境崩潰似乎不是實現邊沁所謂的“最大幸福原則”的理想環境。我們應該如何重新設計貨幣體系，“抹開面包”，建設一個公平的社會，讓經濟繁榮的利弊得到更好的分攤呢（哪怕是在增長受到環境因素限制的情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