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聽說塔勒布在他的新書《非對稱風險》中抨擊斯蒂芬·平克，碰巧我最欣賞的簡書作者@格列柯南 對後者推崇備至，於是我決定先看看平克說了些什麼，這樣將來就可以更加公正地看待他倆的觀點衝突。
這個月終於讀完了《白板》，據說這是平克爭議最大的著作。刨去西方社會那些貞潔牌坊，和我們有關的主要是看過之後讓人覺得市面上盛傳的教育理念和說法基本上都是營銷噱頭。
這一系列作品（筆者讀過的還有《語言本能》和《心智探奇》）有三個突出的特徵：首先是涉及諸多不同的知識領域還推動了人工智能的發展，其次是像哲學書一樣充滿了批判和始終貫通的邏輯鏈條，最後是有一條貫穿始終的思路：人類的許多本能、認知偏差和刻板印象都是幾百萬年進化的產物，這些看起來沒道理的天性有一定準確性而且難以動搖（其物質基礎是大腦發育出的各種“心智模塊”），只是跟不上時代的發展；只有從這些天性出發，才能找出更有利的對策，從而造福人類。
顯然，平克並不認爲人生來就是一塊白板。
市面上的爭議
上述三個特點讓《白板》變得有些難以理解——想想如果我們像讀商業書那樣跳着找重點會錯過多少內容吧，前文提到的那條思路可不會集中放到一段拿黑體字標出來。
其中，教育界人士的爭議點主要是平克引用的行爲遺傳學三條法則：
1、人類所有的行爲特性都是可遺傳的
2、家庭環境的作用要遠遠小於基因的作用
3、在人類複雜的行爲特徵方面，相當一部分比例的變異不能夠用基因或家庭作用來解釋
我剛看到這三條法則也是大喫一驚，難道家庭教育的作用遠遠不如基因嗎？
看到後面才發現原來雙方對“家庭”的定義不同。一般認爲我們跟孩子住的地方就是家庭，如果我們住在老家將會有一個大家庭，然而行爲遺傳學裏說的家庭基本上只包括父母和子女相處的有限時間，而孩子之間的交往和每個孩子獨立的體驗都是家庭以外的因素——就連在孃胎裏姿勢不一樣都可能是獨立體驗。（感情雙方吵來吵去就沒吵到一塊）
這種劃分的依據是統計數據。行爲遺傳學家跟蹤調查了不同階級、文化的人羣，記錄他們的各種行爲特性，找到各種指標的變異，變異，變異與基因和家庭環境的相關性，最終發現遺傳基因的作用要遠遠大於家庭環境——除非家長用極端的方式傷害孩子。比如同卵雙胞胎即使分開撫養也比一家的孩子和養子更相似。
除了基因，另外一個主要影響因素是子女自己的圈子，即同儕的影響。每個人從小就會在自己的圈子裏努力爭取地位；如果學校流行染髮，那麼這一代人都容易照做，不管他們家長那一代人是什麼身份、理念。
讀到此處，我不由得想起了孟母三遷的故事；可惜沒過多久，作者也說家長能做的是爲孩子爭取更好的圈子。果然，我擔心的事情作者早就考慮到了。
這樣一來，我發現行爲遺傳學三條法則並沒有告訴我們什麼能決定孩子的行爲特徵，它只能解釋一部分變異。
或許是針對同卵雙胞胎的論據，一些精神分析派的心理學家提出同卵雙胞胎之間存在心靈感應。假如這點能夠得到證實，那麼行爲遺傳學的三條法則就少了一個重要的支撐。當然這不是平克的事。
目前看來，西方傳過來的一些教育理念往往是建立在半個世紀以前的學說基礎上，它們要麼認爲人天生是一塊白板可以任意塑造，要麼無視大腦發育的規律，撇開“心智模塊”對牛彈琴。正是這些教育理念讓家長們擔心自己的每一個動作會對孩子造成不良影響。而我國一些傳統的教育理念和“元認知”這類建立在大腦研究基礎上的理念似乎和平克的理論並不衝突。
平克對隨機現象的理解
我在自己智商的範圍內無條件接受塔勒布對隨機性的看法，估計塔勒布對平克的意見主要源於後者對隨機現象的理解。（塔勒布說過新書需要沉澱兩年，所以我打算後年再去驗證自己的猜測，同時歡迎大家劇透。）
而平克的作品把隨機性看作一種比較平均的特性，好像如果人的一項徵（比如財富、地位、有多少人說一種語言等等）可以用隨機性解釋，那麼大家應該都差不多。他的書中不止一次用“刮彩票”作爲隨機過程的隱喻。
這可不是家庭和環境那樣的定義爭議，它會讓我們忽略重大的極端情況。而隨着技術的進步，孩子們的生存環境是越來越極端了：城市裏充滿了馬路沒有安全的玩耍空間，各種電子產品滲入千家萬戶，一不小心就會對孩子造成（平克說的那種）極端影響，而孩子之間的激烈競爭把他們的同儕限制在教室和補習班。其結果是，上個世紀孩子們的生活方式在消亡，只有室內看起來比較安全；無論家庭環境的影響有沒有增加，大城市的家長都不得不拼盡全力保證孩子的生存。
我不是說技術的發展會影響行爲遺傳學三大法則，而是我們面臨的環境是如此令人窒息，相比之下那些法則劃分的家庭內外環境沒有多大區別了，到處都是手機和數據網絡。想想現在的孩子只因爲玩耍就可能毀掉一生，我不得不懷疑技術給我們帶來的都是什麼。
另一方面，前文一直沒有討論過每個孩子的獨特經歷。我們知道，這種經歷沒有明確的定義和範圍，可能會積累出巨大的差異，但是人和人之間表現出來的差異卻沒有這麼誇張。
對此，平克援引其他科學家的說法，提出了兩種可能的解釋：
1、這些獨特經歷數量巨大，而且最終像原子熱運動那樣互相抵消了
2、每個人的天性就像管道一樣，把環境的影響限制在一個範圍之內
問題是，平克似乎沒有充分重視第三種可能。他在其他部分提到過：每一代子女總是天生不願聽從父母的規劃，這或許是因爲在進化的過程中每一代人都需要不同的生存策略；而同卵雙胞胎雖然在所有人當中表現得最爲相似，卻仍有將近一半的行爲特性不同。平克似乎把這些差異稱爲“噪音”。
平克將同卵雙胞胎之間的差異歸結於“獨立的體驗”或者命運（主要是一種外力作用）這些外界因素，於是他錯過了第三種解釋：不管基因和環境怎麼樣，一個人自己本身就是波動的（多少與管道假說相反）。說得通俗一點，假如一個人的基因和經歷都可以複製並且做獨立重複試驗，就會出現不同的結果，可惜現實生活中每個人只能表現出一種結果。
如果父子兩代人和同卵雙胞胎不能幫助我們充分理解這種假說，我們不妨看看那些野生的植物種子和蟲卵，它們總是會沉睡到不同的年份，然後開始發育。從進化的角度講，這種策略能幫助一種生物避開未知的極端環境，等到環境適宜的時候能有一部分後代生長起來。自然環境變化無常，篩出來的生物往往需要採用這種無故波動的投機的策略。
即便我們通過不斷篩選留下了第一年就發芽的種子，無故波動的假說至少可以解釋同卵雙胞胎以外的兄弟姐妹之間的差異。無論這些性狀能否篩選出來，整齊劃一的生物往往比它們那些不一定睡多久的兄弟姊妹更容易遭受滅頂之災。
估計塔勒佈會從這裏發難
塔勒布與平克對極端情況和自身波動持不同看法，所以他們會採用不同的風險對策。塔勒布一貫主張（用投機或者說變異的策略）分散風險，通過儲蓄和冗餘策略抵抗風險，通過有限的風險強化自己，難怪他對中產階級價值觀不屑一顧。
平克恰巧支持中產階級價值觀。他在分析不同階層人羣的暴力行爲時，大段引用了霍布斯的成果，從最初的生存競爭推出侵略，進而從安全需求推出先發制人的防禦策略，再用無懈可擊的博弈論推出爲了展示自己的報復能力而注重榮譽（這裏指的是爲了一點雞毛蒜皮的小事而動起手來，直到兩個家族之間冤冤相報），最後提到了霍布斯的解決方案：建立一個可靠的警察機構懲罰犯罪，這樣大家就不需要以暴制暴了，然後變得像中產階級一樣遵紀守法。
諷刺的是，塔勒布曾經評價過這類高效的機構說：“如果讓經濟學家來設計人體，那麼每個人就只會有1個腎，然後大家共享一個公用的腎。”假如有些事警察突然不管用了，中產階級那一套還能自保嗎？
儘管最近一個世紀以來，暴力事件的造成的傷亡率顯著降低，即使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也低於原始社會，但塔勒布認爲1塊大石頭和1000塊小石頭砸人的效果是不同的，哪怕大石頭只有10塊小石頭那麼大也可能比1000塊小石頭更傷人。他將戰爭的規模劃入冪律分佈的列表，也就是說假如兩次世界大戰的規模是30年戰爭的兩倍，那麼下次大戰很有可能是前兩次世界大戰的兩倍。
然而這還只是過去的統計數據。自從廣島原子彈爆炸以來，戰爭從“平均斯坦”變成了“極端斯坦”，甚至（在波及範圍上）超出了克勞塞維茨設想的極端情況（“戰爭的一個極端是雙方將暴力投入一點” ）。想想60年代的古巴導彈危機，我們（的祖輩）離世界末日有多近？（話說德國人往往能抽象出人看不見的東西，不但奧地利的哲學家是這樣，線性代數的課本上充滿了德國人的定理、公式，就連普魯士的軍事家也是這樣）
平克自然知道霍布斯的方案還不完善，警察機構和大家一樣都有貪慾、安全需求和榮譽感；不過他是從肯尼迪與赫魯曉夫解決危機的過程中看到了改進的方向：雙方互相說明了情況，明確表示和平符合自身利益，保持克制，通過談判解決了危機；博弈論雖然看起來合理卻會讓人做出雙輸的選擇，唯有這樣開誠佈公、明確更高的利益才能走出這種“囚徒困境”；幸虧人的心智是一種“遞歸、組合系統”，可以對自己的思考進行思考，還能對思考的思考進行思考，這樣就可以漸漸提升自己的思想高度，進兩步退一步地考慮大家的根本利益。
可惜按塔勒布發現市場上的人並不按博弈論討價還價。另外隱藏的風險遲早會暴露出來，只有事後才能猜測問題出在哪裏；而世界末日只要發生一次，我們就再也沒機會考慮博弈論和根本利益了。或許（按照大家習慣的說法）在別的平行宇宙裏，古巴導彈危機已經引發了核戰爭……
實際上，塔勒布有個毛病就是很少引用別人的話而不加批判。據我觀察，他抨擊的人大致有三種情況：
1、基本贊同的，如卡爾·波普爾
2、雖然不贊同但是有影響力的，如柏拉圖
3、看不上的，如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主要領導麥倫·斯科爾斯
這樣一來，我猜塔勒布抨擊平克不見得是多麼嚴重的事。平克的情況或許和柏拉圖類似，他們都用自己的智慧、學識與嚴密的邏輯大力推動了社會的發展，就連筆者都從最新的貝葉斯模型人工智能當中看到了未來的發展機會。問題是，他不知道的事情怎麼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