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人已逝,我們何去何從?

如果我有一個生於斯長於斯的故鄉,那麼事情可能會很簡單:我會和親戚們生活在一起,故鄉的風土人情大體上是一脈相承的,所有人都有着共同的祖先,不管我走到哪故鄉都是我的“根”,我會時不時地想念她,這種思念叫做“鄉愁”。

遺憾的是,現在國內除了官方以外,主要就是在用上面那套“一脈相承”理論來抗衡西方的各種思潮。

按他們的邏輯,我國似乎是從三皇五帝,至少是商周秦漢開始代代相傳,自成一體,輝煌燦爛而且而且兼收幷蓄;反觀有些西方國家立國不過300多年,就開始欺負自己的移民來源國,簡直是數典忘祖,大逆不道;而他們所謂的“科學理念”,不過是我們春秋戰國時代思想的一小部分。

可惜我是工程狼的兒子,農民的孫子,從小生在“異鄉”並且經常搬家,周圍的事情總是在變化,就連大家默認的鄉愁都變成了一件麻煩事:我的鄉愁應該針對出生地還是親人的故土?如果我的父母籍貫不同,那麼哪個是我的第一故土?既然我一直在國內,和同胞們在一起,那麼故土、出生地和其他地方還有多大區別?如果我連自己的出生地都不想念了,那麼父母和親人的故土與我又有什麼關係?

當我們跳出了一脈相承的過去和風箏遊子的現在,世界觀就會變得開闊而充滿變數。我們的“祖先”不但不是一脈相承的平行線(除非我們只考慮父系),也不是幾個源頭交匯而成的大江大河,而是一張錯綜複雜的巨網。比如在考證夏代歷史的過程中,我國的歷史學家發現了一個驚人的現象:所有關於夏代的記載都是從周代開始的,而中間的商代對“夏”卻隻字未提。而我國的史書歷來承認,周滅商之後,商人遷移到了現在山東省的位置,成了周代人所謂的“東夷”(的一部分)。這樣一來,原本“一脈相承”的武王伐紂,簡直變成了羅馬人驅逐凱爾特人,或者日耳曼人驅逐羅馬人(然後繼承了羅馬人的帝統建立了神聖羅馬帝國);只是因爲古人的春秋筆法,纔有了個一脈相承的樣子。即使從文化傳承的角度講,商代人重商的特質也與我們的“傳統”格格不入。

商代人雖然文化沒怎麼傳下來,但是好歹血統併入了我們的祖先。我國在秦始皇時代早就把領土擴張到了耕種的極限,想來他們也無處可跑。這樣的民族融合在歷史上屢次發生,借殼上市的故事也是層出不窮。我們幾千年來一直保持着讓別人甘願拋棄本姓的影響力,可惜現在來我們這條河的不是幾個小的支流,而是席捲世界的洪流。

在拿破崙時代之前,從戰火中走向繁榮的歐洲,有幾個哲學家率先發現了危機的預兆:歐洲人千百年來信奉的上帝正在被人們拋棄,新的發現在一點點敲碎《聖經》中的神話傳說,“上帝已死”。不到一個世紀之後,連中產階級的平民都發現了這個問題:我們每日辛勤勞動,改變世界的能力與日俱增,然而這一切有什麼意義呢?這種虛無主義伴隨着他們走過了兩次世界大戰,直到現在的人口減少。

其實在警惕西方帝國主義之餘,我們和他們捲入的是同一個洪流:當我們離開祖祖輩輩生活的故土之後,眼前的世界自然就變了,原先那些堅定的信念每天都在遭受新事物的打擊。這個洪流,從尤瓦爾·赫拉利的角度叫做“科學革命”,從卡爾·波普爾和索羅斯的角度叫“開放社會”。

所以現在不是我們忘卻了鄉愁,而是國內的人員流動超出了長輩的觀念,他們祖祖輩輩一脈相承的土壤到我們這裏已經換成了水泥地。從我們到零零後,一脈相承的觀念正在一步步消解,而我們自己拍攝的電視劇一遍遍演義着馮夢龍筆下的禮崩樂壞,讓我們輕易地拋棄古人的春秋筆法而去接受新發現的質疑——這兩件事無論如何也怪不到布熱津斯基頭上。

好在這種情況我們的官方早就看在眼裏,還提出了“與時俱進”的口號。以我有限的智商理解,就是把那些已經遭到證僞的傳統消掉抹去,這樣一來剩下的傳統會比較容易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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