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萊澤先生的基本論點是，城市的繁榮會放大人類的優勢——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能夠推動創新、吸引人才、鼓勵創業，進而促進社會與經濟的流動性。格萊澤針對雅典、倫敦、東京、班加羅爾、休斯頓、波蘭，在美國，有2.43億人口擁擠在僅佔全國總面積3%的土地上，那就是我們的城市。生活在東京及其周圍的人口高達3,600萬，這裏是全球生產效率最高的城市區域。孟買的中心城區居住着1,200萬人口，上海的人口規模與其相差無幾。在一個空間如此遼闊的星球上（全球所有的人口可以全部住在得克薩斯州，而且每人擁有一套私人別墅），我們選擇了城市。
在美國，在大城市的大都會區工作的工人的收入比不在大都會區工作的工人高出了30%。這些高出的工資被較高的生活成本所抵消，但這並不能改變高工資體現高生產效率的事實。公司之所以能夠承受設在城市所帶來的更高的人力和土地成本，唯一的理由是城市能夠帶來足以抵消這些成本的生產效率優勢。生活在居民人口超過100萬的大都會區裏。
在城市人口超過50%的國家，有30%的人口認爲他們非常幸福，有17%的人口認爲他們不是很幸福或者一點也不幸福。在農村人口超過50%的國家，有25%的人口認爲他們非常幸福，有22%的人口認爲了他們不幸福。就各個國家而言，即使考慮到本國的收入和教育水平，生活和生產場所提供了可能。
城市的人口規模使得它可以承擔劇院、博物館和飯店的固定成本。博物館需要大量價值不菲的展品，需要引人矚目的卻往往造價高昂的結構；劇院需要舞臺、燈光、音響設備和大量排練。在城市裏，這些固定成本是可以承受的，因爲它們是由數以千計的博物館遊客和劇院觀衆共同分擔的。
在美國，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的平均時間是48分鐘，自己駕駛汽車上下班的平均時間是24分鐘。汽車使大量地建造中等密度的住宅, 巴格奇的開放體現在公司園區的無障礙規劃上，它以鼓勵員工交往爲宗旨。所有員工總是聚在樓頂一邊喫着免費的自助午餐，一邊欣賞着這座亞洲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的景色。
決定哪一個城市能夠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是人力資本，而非物理的基礎設施。在美國，通常以擁有本科學歷的人口所佔的比例來判定當地的技能水平。不可否認的是，就個體而言，這一標準是存在缺陷的。如果以本科學歷作爲衡量技能水平的標準，本應屬於全球技能水平最高之列的比爾·蓋茨將被劃入技能水平較低的人羣。然而，儘管它存有缺陷，但的確沒有其他的標準可以更好地解釋近年來城市的繁榮發展。擁有學士學位的成人人口所佔比例每提高10%，某地區1980-2000年間的收入增長速度就相應地提高6%。擁有本科學歷的人口所佔比例每提高10%，城市的人均產值就相應地提高22%。
我們生活在一個知識的時代，收入與知識之間有着密切的聯繫。對於每一個工人來說，上學讀書的時間每增加1年，他的收入通常會增加8%左右。全國總人口平均上學讀書的時間每增加1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就會增加30%以上。教育對於一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具有巨大影響，這可能就是經濟學家們所說的“人力資本的外部性”，即人們在與其他熟練工人一起工作時會變得效率更高。當一個國家的總體教育水平提高之後，個人既可以受益於自身加強學習所產生的直接效果，也可以享受到周圍的人提高技能所帶來的好處。
到把工廠設在這座城市所給他們帶來的任何好處了。人口密集的市中心是激發新思想的理想場所，但並不是生產數百萬輛T型汽車的理想之地。福特希望擴大生產規模，他需要一座在任何城市都很難容納的大工廠。
長期以來，城市創造了知識的爆炸；在這裏，一個智慧的火花會激發很多的火花。佛羅倫薩的文藝復興就是這樣一種爆炸。
經濟學家們一直認爲，公民“用腳投票”的能力導致了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而這種競爭帶來了某些與公司競爭一樣的好處。但是，美好的前景總是面臨着現實的侷限性。正如科爾曼·揚和底特律的故事所表明的那樣，投票人的搖擺有時可能導致邪惡的政治刺激，從而讓政府變得更加糟糕。當波士頓誕生了一位個性鮮明的市長詹姆斯·邁克爾·科利之後，我把這種現象命名爲“科利效應”。
大量研究考察了監禁對於犯罪率的影響，通常刑期每增加一倍，犯罪率大約會下降10%~40%。斯蒂文·萊維特認爲，因爲監禁而帶來的無法興風作浪的效果通常比威懾更加重要。監獄人口每下降10%，暴力犯罪將會增加4%。利用這一測算數據，監獄人口的增加可以解釋20世紀90年代暴力犯罪下降了40%左右這一現象。
與劇院、劇場和博物館有關的固定成本說明了它們與城市之間的關係。大城市有大量的觀衆，可以共同分擔一臺非常複雜的戲劇的成本。今天的百老匯是依靠成千上萬的遊客來維持的。由於多方面的原因，人口密集的城市吸引着更爲年輕的單身人士。城市是努力工作和學習的好地方。郊區更適合於年輕的父母，因爲那裏有更好的學校和更大的房子。不過，城市也吸引着年輕的單身人士，
高薪從什麼時候變成了壞事？
腰包越來越鼓、文化程度越來越高的人自然而然地被吸引到了大城市，他們渴望體驗新的快樂，而大城市恰恰在創造新鮮的快樂方面獨具優勢。新奇本身是一件奢侈品。只有富人才有足夠的財力對每天享用精美的日常飲食感到厭倦。在這個世界變得更加富裕、更加不平等以後，很多人願意爲不斷獲得在大城市 裏更容易獲得的新穎和高端的體驗而支付溢價。
支付戰鬥津貼才能夠忍受這座城市存在的種種問題。那些很高的實際工資是城市遭遇失敗——令人痛苦的犯罪率和城市舒適生活的崩潰——而非取得成功的一個信號。
我們的城市是全球經濟的引擎，它們的成功越來越多地取決於區域規劃委員會和保護委員會所作出的高深莫測的決定。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區限制開發肯定是非常明智的。但是，我想用3條簡單的法則來取代現行的限制開發的管理迷宮。
首先，城市應該用一種簡單的收費制度來取代現行的、冗長而模糊的審批程序。如果高層建築產生了阻擋光線或風景的成本，就對這些成本進行合理的評估，並向開發商適當地收取費用。如果某些活動對鄰居造成了損害，我們應對這種社會成本進行評估，並就此向開發商收取費用，就像我們向駕車者收取擁堵費一樣。這些收費可以轉交給受到損害的人們，比如因爲某個新建項目而失去了陽光的鄰居。
現在，美國是位居全球第二的碳排放大國，美國平均每年每人排放大約20噸的二氧化碳。同樣大量駕車出行的加拿大人的人均排放量與美國人相差無幾。西歐則要綠色得多。英國人每年每人排放的二氧化碳略低於10噸，意大利的人均年排放量爲8噸左右，大量使用核能的法國人每年每人大約排放7噸二氧化碳。中國每人每年大約排放5噸二氧化碳，印度爲1噸。如果中國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達到美國的水平，這將導致全球每年增加200億噸碳排
放，並使全球的碳排放總量增加69%。但是，如果印度和中國的能源消爲了人類和我們的地球，城市是——而且必須是——未來的潮流。城市的成功有幾種模式，那將引領我們進入未來。
自命不凡的權威人士和批評者一直認爲，信息技術的進步將會讓城市的優勢蕩然無存。一旦你可以在安克雷奇通過維基百科學到知識的話，爲什麼還要忍受紐約的高房價呢？但是，短短几十年的高科技是無法戰勝人類數百萬年的發展歷史的。在網絡空間裏的交流將永遠無法與分享一頓美食、一個微笑或一個親吻相提並論。我們人類主要是通過其他人提供的聽覺、視覺和嗅覺線索來學習的。互聯網是一個很好的工具，但它只有在與通過面對面方式取得的知識相互配合的時候才能發揮最大的作用，互聯網企業家在班加羅爾和硅谷的集中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在哈佛大學裏攻讀經濟學的每一名學生都在不斷地利用技術，但他們也與他們的同學和教授進行了大量面對面的交流。最爲重要的交流的參與者仍然是人，電子檢索不能代替人成爲某項智力活動的中心。
本書的中心主題是城市放大了人類的力量。我們人類最重要的能力就是相互學習的能力。當我們面對面地聚在一起的時候，我們的學習就會更加地深入和徹底。
給城市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
當然，成功的城市對於富人和窮人都很有吸引力。由於城市已經變得更加安全和健康，它們對富人的吸引力也越來越大。今天，紐約居民實際上願意爲了享受紐約的舒適生活而支付一定的溢價。倫敦、紐約和巴黎今天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它們作爲消費城市的實力。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爲，一個日益繁榮的世界將會繼續重視城市所能提供的創新的快樂。城市創新具有自下而上的性質。這意味着最佳的經濟發展戰略可能是：吸引各種人才，併爲他們排除各種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