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看見”，就要從矇昧中睜開眼來。
錢老師說：“他這麼做對麼？不，先別回答，你要像蘇聯作家說的那樣，‘在清水裏嗆嗆，血水裏泡泡，鹹水裏滾滾’，十年之後咱們再來討論。”——引自《看見》
柴靜在十年後寫下《看見》，回顧她在央視的十年，爲的是“不要因爲走得太遠，忘了我們爲什麼出發。”
我在這本書出版7年後纔讀完它，雖不至10年，7年也已經不算短了，我以爲生活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實並沒有從矇昧中走多遠。
非典、雙城、汶川地震、華南虎案、藥家鑫案......我們以爲我都瞭解了，同性戀、家暴、原生家庭、抑鬱症、公益訴訟......還是敏感的議題，真實、平等、獨立、客觀、嚴謹、寬容......我們還差的遠。
我看電影很容易哭，但是看新聞很漠然。
記得剛來北京的時候，有人對我說，“你經歷的太少了”。我一直記着這句話，咂麼着。
一直被說是幸運的人，我也自認人生順遂。上學的時候沒有考學的壓力，也沒幻想過清北；畢業的時候沒有焦急的找過工作，順利的面了個穩當的工作，也沒想過拼一把；生在一個很平凡的家庭，沒經歷過貧窮也沒感受過富貴，沒有嘗過缺錢是什麼滋味，也沒有什麼需要一大筆錢的慾望。就是這樣，不上不下，不鹹不淡。
所以，第一次聽見別人說我經歷太少的時候，我想沒錯呀，所以我活的簡單。我甚至有點得意。
後來常常想起這句話，漸漸的心裏不是滋味。17年“涼山格鬥孤兒”事件剛爆出來的時候，雖然看到了孩子們在拳館喫的更好，孩子們願意留下打拳，我仍然固執的認爲孩子該回去上學。讀不起書可能是家庭的問題、政府的問題、社會的問題，不論是誰的問題，不該由這些孩子來承受。
別人說我根本沒見過真正的貧窮。
我想起了“你經歷的太少了”。
當下決定一定要去大涼山親眼看看到底什麼是“貧窮”，但至今仍未成行。
柴靜在回憶她去新疆地震出現場的時候寫到，“如果這會兒是在演播室，災難對我來說，只是一個需要完成的新聞，我只關心我播報賑災的數字是不是流利，但看見一個老大爺光着一隻腳，另一隻腳上穿只解放鞋，拄着拐走了兩里路，從我們的卡車上翻找出一隻在北京隨處可見的帶眼的舊黃皮鞋，端詳一下，套在腳上走了，我才知道什麼是賑災。”那會兒，我突然很羨慕記者的職業，可以去看，去經歷。
有一次給爸爸當司機，他和幾個畫畫的朋友約好要去農村拍幾位老人。老人們提前換了比較體面的衣服，領着我們看他們家菜園子和在天安門廣場拍的照片。他們說最好穿平常的衣服，就拍日常的樣子，可老人們不肯。我很沒禮貌的拿手機拍了他們的“外屋”，烏漆墨黑的竈臺、用蓋簾苫着的大水缸、裂了一角的鏡子、玻璃上畫着花的“碗架子”......這些我並不陌生，小的時候在姥姥家見過，但我以爲那已經是過去的年代了。
我問我爸離我們市區這麼近的地方還有人住這種房子啊，我爸說，“你看的都是農家樂。”
我又想起了“你經歷的太少了”。
我並不是離“貧窮”遙遠，貧窮也不止在涼山。刻意去找尋“經歷”，太形式主義了，我缺的不是知識是常識，而常識只要不“視而不見”就行了。
我看電影、電視劇常常會哭，從小就這樣，有時候明知道導演就是憋着勁煽情，這就是一個騙觀衆哭的“圈套”，我還是會哭。
朋友常常笑我，看我哭是他們和我一起去看電影的一大樂趣，惡趣味！有時候我努力忍着，不想他們得逞，但總是失敗。
小時候親戚們也笑我，說我是個心軟的丫頭。可是我看新聞很漠然。
是共情能力差？更是盲。
電影掰開了、揉碎了，細緻的講述一個個體的故事，我是能感受到的，但我對那些數字是沒有覺知的。藝術源於生活而高於生活，我恐怕只能感受到“高”的部分，“真相常流失於涕淚交加中”。
《大公報》主編張季鸞說大時代中的中國記者，要秉持公心與誠意，“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衝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於事實，是謂盲爭”。他說，“不願陷於盲。”——引自《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