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號，江蘇鹽城某高速公路上，一輛運載豬肉的貨車發生事故，散落的豬肉被當地百姓哄搶，“十噸只剩下三頓”。
人們不僅搶豬肉，就連事故車輛掉落的車廂後門也沒有放過，被一位大爺裝上了三輪車。
有人做了統計，2005年以來，人們在高速公路“哄搶”的食品包括：包菜、蘆柑、雞蛋、大棗、杏子、冬瓜、葡萄、橘子、土豆、桃子……足夠在小區樓下開一個“利民超市”了。
別人的東西不能拿，拿了不僅不道德還涉嫌違法——這是小孩子也明白的道理。可爲什麼這些大人，看到掉在地上的東西（有的甚至還在車上），還是一窩蜂撲了上去？
原因，至少有三個：
一、從衆心理。
從衆心理是個體普遍存在的心理。
一般來說，大多數人做的事都有其合理性，或者符合道理，或者符合利益。跟着大多數人走，能保證行爲的正當性；就算沒有正當性，至少也能讓自己“不喫眼前虧”。
相比之下，中國人的從衆心理似乎更重，因爲我們的社會，還是一個“權威社會”。
有人說，中國人的一生，是這樣度過的：在家裏，家長說了算；在學校，只有一個標準答案；在單位，領導怎麼說，你就怎麼幹……
這樣的家庭、學校和社會環境，顯然不利於培養個體獨立思考、自主選擇的能力，也就難免會加劇個體的從衆心理。
二、法不責衆心理。
那麼多人同時犯法，警察一個個去查，總有難度吧？就算查到了，那麼多人都搶了豬肉，你總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抓去喫牢飯吧？
另外，警察對於這種案件的辦理，也缺乏積極性，因爲它涉案金額不是很大，涉案的人卻很多，破獲它，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
再說了，和殺人放火走私相比，“哄搶豬肉”這樣的“小案子”，就算圓滿破獲，也不會給警察的個人榮譽和晉升帶來太大的價值；沒有價值，自然也就不會有太多的積極性——畢竟，人都是趨利的動物。
三、最重要的還是——窮。
價值幾百塊錢的豬肉，對於馬雲馬化騰來說，當然不會有任何的誘惑力；可對於那六億“月入一千”的人來說，可就是半個月的收入。
只需要彎一下腰，自己就能少幹半個月，這樣的誘惑，確實很考驗人。
不管是以前的搶冬瓜、雞蛋，還是現在的搶豬肉，主體都是當地的居民——直白點說，就是高速路附近的農民。
那麼，如果這些貨物掉在城裏，是不是就不會被哄搶呢？我看也未必。
幾年前，中國社會科學院發佈了一份報告，說中國中產階級的人數佔到了城市人口的23%（注意，只是城市人口，不包括廣大的農民）。
這個數據，被不少人質疑。其實，就算這個數據是真的，比起很多國家，咱們中產階級的規模也不算大。
更何況，很多人之所以被歸爲“中產”，只是因爲那一兩套貸款在城裏買的“房產”。子女的教育、父母的醫療、每個月的房貸車貸，讓這些中產根本就不敢像國外的中產一樣消費——換句話說，他們，只是名義上的中產。
如果這些“名義中產”和佔比更高的城市貧民，看到散落一地的豬肉，在從衆心理和法不責衆心理的驅動下，誰敢說，他們就一定不會撲上去？
經過幾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總量上去了；與此同時，社會的貧富差距也越拉越大。巨量財富聚集在少數人手裏，大多數人的收入在還完房貸車貸，交完子女的教育費後，根本就所剩無幾。
如果在以前，國內無錢消費，我們還可以把貨物賣到歐美日韓，搞“外向型經濟”；可疫情的影響和貿易戰的加劇，讓外貿大受影響，這條路，也越來越難走了。
於是，國家提出了搞“內循環”。
可問題是，人兜裏沒錢，又怎麼敢大肆消費？沒有消費，“內循環”又怎麼循環得起來？
所以，說到底，還得讓人們手裏有足夠的現金流。
對國家來說，要讓國民手裏有足夠的現金流，光是發展經濟是不夠的，還必須在醫療、教育、住房等基本民生方面，給予足夠的投入和補貼。只有這樣，人們手裏纔有錢，纔敢把手裏的錢拿去消費；而消費上去了，經濟才能獲得良性而持久的發展動力。
對個人來說，在這困難的2020年，我們只有比以往更加努力的去工作，多多掙錢，合理消費——否則，當我們看到散落一地的豬肉的時候，將越來越難以抵禦它的誘惑。
當然，不管怎麼說，拿不屬於自己的東西，就是不道德的，甚至是違法的。
不能抵禦誘惑，這是人性的弱點；但人性還有其優點：具有同理心和同情心。不說其他，想想那個和我們一樣爲了生計千里奔波的貨車司機，我們是不是也該，收回伸出的雙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