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日本東京大學三位教授,以東大信紙擡頭,發佈了一封致湖北大學校長的公開信,希望恢復此前被停職處分的梁豔萍教授的名譽。
2020年6月20日,湖北大學通報了一起關於文學院教師梁某萍的處理情況。通報指出,梁某萍在社交網絡平臺上多次發佈、轉發“涉日”“涉港”等錯誤言論。作爲教師,她違反了教師職業道德規範;作爲黨員,她嚴重違反了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在社會上造成了極爲不良的影響。經校紀委研究、校黨委審議,決定給予梁某萍開除黨籍處分。經學校研究,決定給予梁某萍記過處分,取消其研究生導師資格,停止教學工作。
很快,湖北大學對梁某萍的處理決定引起了鄰國東京大學的幾個教授的關注,於是,他們“堂而皇之”寫了一封公開信。自信滿滿地公開致函,無疑擺明東京大學的這幾位教授企圖借公衆輿論,來爲梁某萍“正名”、“叫屈”。
然而,這幾位“自作聰明”的東京大學的教授恐怕不是在幫梁某萍,相反簡直是在把她架在火上烤;其特意修書一封,豈不是更坐實了梁某萍充當“漢奸”、勾結洋人的罪名嗎?梁某萍經常轉發、支持帶有“支那”等字樣的言論,卻被日方大學教授贊爲“真實的愛國情感”,這樣一來,梁教授彷彿獲得了來自“皇軍”的官方認證。
大家上網一查就知道,梁某萍作爲國內大學的教授,卻“瘋狂”地讚美日本軍國主義、讚美慰安婦制度、讚美納粹法西斯……是一枚妥妥的“精日”分子;如果倒回去幾十年,她這樣的人,就會被定性爲“現行反革命分子”。我估計大家看完這位梁教授的的“反動”言論,都會一拍大腿:該呀!處罰的太輕!
而這三位東京大學的教授,欲打着東大的招牌來造勢,其“苦心孤詣”地聲援湖北大學的一個同行和鼓吹大學本就是允許多樣的意見與自由的討論的場所,嘗試用“強烈的同情心”面對任何一個他們眼中“受到迫害”的個人或者羣體,卻根本不明事理、不辨是非,企圖讓所有人都當睜眼瞎;試想,如果在日本國內出現了猛踩日本國、主張日本應該爲二戰懺悔、應該向周邊國家公開道歉、贖罪的大學教授,日本人會認爲他是“正道”嗎?日本國內的“右翼”會放過他嗎?
“同志,我真的不是漢奸!我是被冤枉的!”
“哦?可大夥都揭發你的漢奸行爲,你有證據證明自己的清白嗎?”
“有啊!皇軍能證明我的清白!我有皇軍開的介紹信!”
也許“梁某萍事件”在國外報道中與中國國內報道的實情有很大差距,然而梁教授在日媒的報道里卻是“因爲發表涉疫情和涉港言論被開”,活脫脫成了受迫害形象,日媒絕口不提其在微博上發表的“法西斯納粹”言論。這樣,日本國的民衆甚至連所知道的事情“真相”都是假的,還得國內人去外網解釋,你又怎麼能奢求人家通過一個錯誤的事實得到一個正確的結論呢。
人們到底能從媒體報道中看到什麼?豈不知,媒體都有各自的立場且爲其服務,它們的任何報道,都只會迎合其立場而存在。這也充分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大多數人的意見未必就是真理,也可能是謬誤。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現在國內似乎出現了這樣一羣人,一羣拿着“言論自由”當幌子,以批評自己的國家爲職業的人。不管其是教授、學者還是普通人,他們藉助互聯網和社交平臺傳播信息的快速、便捷,開始“恬不知恥”、“堂而皇之”的把批評自己的祖國當作一項“事業”了。這種人“崇洋媚外”、“數典忘祖”,往往披着“自由”、“文化交流”或“學術研究”的外衣,套路式地販賣自己的私人情感;表面大義凜然,實際上包藏禍心,屢屢傳播傷害民族感情的錯誤價值觀,如此行爲,爲害不小。
在家國情懷和大是大非面前,來不得半點含糊。試想一位忘記了自己的祖國和民族的教師培養出來的學生怎麼可能不“精日”、不崇洋媚外?中國人如何衡量愛國,不用任何人來教;而任何觸碰愛國底線的毒瘤,都應該被及時清除,以免遺禍無窮。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