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行者盧梭之所以最終投入情感的懷抱，有他個人性情的原因，也有他對人類認知能力不自信的原因，還有他在事實上無法反駁唯物主義的原因。
他自己也承認：“一個意志怎樣產生物質的和有形的活動呢？這我不知道。”要相信一個自己不知道的東西，除了情感，理性和經驗都幫不上忙，但盧梭的本意倒也並不就是這麼簡單，他其實是在強調情感比理性更重要。這對康德來說是一件大事，他藉此發現了堅持宗教信仰的另一半理由。
在十七世紀，歐洲哲學主要在爭論什麼是知識的來源。這場曠日持久的爭論首先是由經驗主義者培根發起的。當他再倡經驗是知識的來源時，歐洲已經在經院哲學的理性主義桎梏中因循了數百年，要不是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自然科學的興起造成宗教和世俗風氣的全面轉變，這種強調以人的切身經驗爲根本的哲學就不會東山再起。
但即便如此，培根也沒能撼動唯理主義的大廈。天賦理性的觀念早已深入人心，人們大概會覺得培根說的有些道理，但不知道在哪裏有些異樣，因而難以讓人接受。
笛卡爾指出了這種異樣在哪裏，那就是經驗往往並不可靠：如果我們要獲得的是真理而不是謬誤，那麼信賴並不可靠的經驗，風險豈不是太大了？笛卡爾轉向唯理主義而不再理睬培根。
此時的唯理主義有現成的天賦觀念可資利用，笛卡爾毫不遲疑的接受了它。這使得他跟上帝緊緊地連在了一起，因爲如果沒有上帝，也就沒有上帝所賦予的理性，唯理主義的大廈也將轟然倒塌。笛卡爾對此給予了足夠的重視。他深知自己的理論基礎建立在天賦觀念之上，這讓他比經驗主義的培根更關心上帝是否存在。
雖然此時事態還沒有嚴重到需要使用“拯救”這個詞，但爲了方便，不妨把它看做爲了拯救理性而必須拯救上帝。不過事與願違，他對上帝存在的論證恰恰成了他的弱點。
斯賓諾莎試圖彌補這個弱點。他做到了，但他的泛神論思想又帶來了另一個問題，那便是人的自由的問題。這個問題是內涵在理性主義的理論框架中的，只是在這之前還不明顯，人們還沒注意到它，但是如果像斯賓諾莎說的那樣，上帝就是自然的話，這個問題就變得相當尖銳。
對此，雖然斯賓諾莎口頭上承認“依照理性指導的人是自由的”，但他卻爲這個自由添加了諸多的限制。這些限制說明斯賓諾莎對人類是否能真正的理解世界持懷疑態度。當然，斯賓諾莎明白，這種懷疑態度跟他自己的理論矛盾，因此他又只好宣稱“我們的心靈可以儘量完全地反映自然”。斯賓諾莎的自相矛盾一直沒有得到清算，這個問題被留給了康德。
當一種理論發展到高潮的時候，它的反動就會發生。經驗主義的洛克此時開始對天賦理性進行反擊，與其同時的萊布尼茲則充當了辯護人的角色。
一個世紀以來的辯論已經促使唯理主義發生了一些轉變，現在最重要的轉變是萊布尼茲承認天賦觀念以一種近似潛能的方式存在於理性中，要把它轉化爲真正的知識，需要“經驗的刺激”。這一轉變代表着唯理主義跟經驗主義的某種調和，也代表着唯理主義的式微。
更要緊的是，不論那些當事人承不承認，這個調和本身表明唯理主義和經驗主義在認識論上已經開始趨同。現在剩下來的問題就是天賦觀念——即便它是一種潛能——是否存在了，如果雙方在這一問題上達成共識，則認識論的話題將歸於完結。
由於唯理主義的原理預設，這個問題又牽涉到上帝。在此之前，不論辯論雙方內心的真實想法如何，在表面上他們有一個共識，那就是世界的本源是上帝。雙方誰也沒有在本體論範疇進行討論的意識和意願。隨着唯理主義向經驗主義的趨同，到底如何理解理性成了唯一的話題，因而在本體論範疇進行討論的必要凸顯了出來。
此時已是十八世紀。歐洲社會的政治、經濟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自然科學也已取得長足進步，隨着教權統治的崩潰和瓦解，宗教束縛大大緩解，這些在客觀上爲質疑上帝是否存在提供了便利。
但是事情從來不會只有一面，經驗主義分裂了。在一部分經驗主義者，也就是唯物主義者，爲了徹底清除上帝而高歌猛進的時候，另一部分經驗主義者則跟唯理主義者一起充當了維護上帝的角色。可是休謨的出現，使得這些維護者的努力付之東流：他徹底的懷疑主義竟然跟唯物主義殊途同歸。看來上帝是死定了。
這個時候，你的情感傾向於哪個方面將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盧梭獨樹一幟，他恰逢其時地提醒人們應該相信自己的宗教情感。
康德接受了盧梭的建議，開始着手拯救上帝——此時使用“拯救”這個詞已經再恰當不過了——而爲了拯救上帝，他將不得不 拯救理性；不得不把休謨和盧梭結合起來；不得不把經驗主義和唯理主義結合起來。
他的敵人只有一個，那就是氣焰囂張的唯物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