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方方正正的中國字。字如其人。
寫好字，在過去是對學生的一項基本要求，字是門面。曾經看過中國古代科舉中進士乃至狀元的考卷，不說內容，就單論字，真是漂亮。
平日裏，師長們對學生寫字的要求，無論楷書還是行書，都要求甚嚴，沒有一手說得過去、拿得出手的好字，即使文章再妙，總分也要大打折扣。
夜讀《曾文正公家訓》，讀到曾國藩對兒子紀澤、紀鴻在寫字方面的指導，耐心講解，不厭其煩，分享經驗，諄諄教誨。
這裏，試舉幾例。
《咸豐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諭紀澤》：“至於寫字，真、行、篆、隸，爾頗好之，切不可間斷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餘生平因作字遲鈍喫虧不少，爾須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書一萬則幾矣。”
《咸豐八年八月二十日，諭紀澤》：“爾好寫字，是一好氣習。近日墨色不甚光潤，較去年春夏已稍退矣。以後作字，須講究墨色。古來書家無不善使墨者，能令一種神光活色浮於紙上，固由臨池之勤、染翰之多所致，亦緣於墨之新舊濃淡，用墨之輕重疾徐，皆有精意運乎其間，故能使光氣常新也。”“作字時，先求圓勻，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書一萬，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則手腕毫不費力。”
《咸豐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諭紀澤》：“爾所臨隸書《孔宙碑》，筆太拘束，不甚松活，想系執筆太近毫之故，以後須執於管頂。餘以執筆太低，終身喫虧，故教爾趁早改之。《元教碑》墨氣甚好，可喜可喜。”“爾字姿於草書尤相宜，以後專習真、草二種，篆、隸置之可也。四體並習，恐將來不能一工。”
《咸豐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諭紀澤》：“寫字之中鋒者，用筆尖着紙，古人謂之蹲鋒，如獅蹲、虎蹲、犬蹲之象。偏鋒者，用筆毫之腹着紙，不倒於左，則倒於右，當將倒未倒之際，一提筆則爲蹲鋒。是用偏鋒者，亦有中鋒時也。”
《咸豐九年三月初三日，諭紀澤》：“內有賀丹麓先生墓誌，字勢流美，天骨開張，覽之忻（欣）慰。惟間架間有太鬆之處，尚當加功。大抵寫字只有用筆、結體兩端。學用筆，須多看古人墨跡；學結體，須用油紙摹古帖。此二者，皆決不可易之理。小兒寫影本，肯用心者，不過數月，必與其摹本字相肖。……爾以後當從間架用一番苦功，每日用油紙摹帖，或百字，或二百字，不過數月，間架與古人逼肖而不自覺。能合柳、趙爲一，此吾之夙願也。不能，則隨爾自擇一家，但不可見異思遷耳。”
從咸豐八年七月下旬到咸豐九年三月初，短短的8個月時間裏，在曾國藩與曾紀澤父子倆的書信往來中，我們看到曾國藩差不多每封信都要對兒子的來信內容及信上之字加以點評，從字型、墨色、執筆、用筆、間架到寫字的速度、勤加練習都有明確的建議和要求，還分享了自身寫字的體會與教訓，用心良苦，評點精準，還有些絮絮叨叨，拿今人的眼光來看，這位父親多少近乎苛刻、挑剔。但是，一封封信看下去，一個重任在肩、常年駐外的父親對遠在家鄉鄉下的兒子那種期盼、惦念的殷殷之情躍然紙上，呼之欲出。這是真正的“見字如面”了。
在父子倆的來往信中，談寫字只佔了很小部分，多是指導學業、關心成長，以及瞭解家中情況。
更爲開明的是，從湖南鄉下通過科考考出來的曾國藩，“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最瞭解和理解科考改變一個人命運的至關重要。
可看他給兒子的回信中，這樣寫到：“凡人多望子孫爲大官，餘不願爲大官，但願爲讀書明理之君子。”怎樣做一個正人君子呢？“至於做人之道，聖人千言萬語，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仲弓問仁’一章，言敬、恕最爲親切。……君子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斯爲泰而不驕；正其衣冠，儼然人望而畏，斯爲威而不猛。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孔言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孟言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爾心境明白，於恕字或易著功，敬字則宜勉強行之。此立德之基，不可不謹。”
他教育孩子當不當大官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做一個好人。從小先把立德之基打牢築好，養德修身必須把握敬、恕二字，“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爲了時刻提醒家中子弟，曾國藩還把老家宅子裏的一幢房屋取名爲“無慢堂”。就從這一點看，真可謂是“家書抵萬金”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