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书理学家姚孟起《论书之焚在工夫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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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9日)


姚孟起谓书之焚在“工夫”与“精神”

    姚孟起生卒年及生平不详,他的书学思想,集中反映在其《字学忆参》中。他认为书法创造之大要,不在形式上的各种禁忌,工夫和精神才是书法美的根本。

        工夫深,虽枯亦润;精神足,虽瘦亦肥。

    他认为:晋人书“形不贯而气贯;唐人书,形气俱贯”。各有特色,也各有艺术个性。在创造上,他要求“意居笔先,神随法立”。意居笔先是老话,“神随法立”不是讲有“法”才有“神”,而是讲“法”为“神”而立,他认为这是书法之大要。古人讲法度,讲用法,因何而用?据何而用?集中到一点是“神”、“精神”,“法”是为表现“神采”而用的。

        “振衣千初岗,灌足万里流。”作书须有此气象。而其细心运意又如穿针者

    束丝纳孔,毫厘不差,便是中窍。

        气盛,则言之短长,声之高下皆宜。书亦如之。

    所有这些,讲的全是精神,只不过换个说法。除了比较各个书家不同的形式风格,他的《字学忆参》一卷,几乎不讲技法,只讲书理,只讲美学思想。他认为:

        字可古,不可旧;尘可旧,尘净则古,古则新。

    通常,“古”“旧”是联系在一起的,“新”“旧”是对立的。在这里,姚孟起偏把古、旧分开了,把“新”“古”作为对义词联在一起。      这不是文字游戏,这里有辩证法。他所指的“古”是古朴,古雅、真拙。在艺术里,这些永远是有生命的。所指的“旧”是陈旧、陈腐、老朽,虽可能有古的形式,但没有“古”的美学精神。实际上不仅是面目陈腐(专以别人的面目为面目),而且是创作心志为时垢所蒙,媚俗取好,百般点缀,虽似求新,实则陈腐没有生命。而心灵上尘垢净除的人,天真自然,返璞朴归真,是时人所冀求的古代艺术常有的特征。既合古法,又有常新的生命,所以他又说:

        清心寡欲,字亦精神,是诚中形外的一证。

显然这些话都是有针对性的,不过说得比较含蓄。

    姚孟起也不强求生临古碑而强调品其神韵,以自己的性灵人书。他的说法是:

        一部《金刚经》为从生说法,而又教人离相。学古人书.是听佛说法也。

    识得秦、汉、晋、唐书法之妙,会以自己性灵,是处处离相成佛道因由。

        古碑贵熟看,不贵生临。得其妙,笔始入神。琴古之法,如鬼享祭,吸其

    气,不食其质。

        古碑无不可学,汉代摩崖,手不能幕者,幕以心。心识其妙,手亦从之。

        学汉、魏、晋、唐诸碑帖,各各还他神情面目。不可有我在,有我便俗;追

    纯熟后,会得众长,又不可无我在,无我便杂。

        《金经》云:非法、非非法,悟得此说,食古无不化。

    讲从古人汲取营养和如何汲取,为何汲取,姚讲得最精到,所谓“初学古人不可有我,有我便俗”,这意思是说:临古阶段,自己审美修养差,工力不逮,强调表现我,就难以学得古人,反而出现我的未经锻炼提高的俗态。逐步纯熟以后,又要以强烈的自我决定取舍,各种碑石法帖的优长揉合而为自己的艺术手段。此时如果没有自我.不知取舍、变化,不知揉合,就会手杂—是否一定都是这样,当然还可以考虑。每个人起点不同,书内书外基础修养不同,是不能用一种方法限定的。姚孟起的思想虽较前人开放,但也还有将经验绝对化的地方。不过总的来说,他还是尽量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注意事物本身的矛盾统一性。    姚孟起谓书之焚在“工夫”与“精神”(2)     

    他也主张“宁拙毋巧”,不过他不是反对“巧”,而是反对“强事离奇”:

        熟能生巧。强事离奇,魔道也。弄巧成拙,不如守拙。

    他赞成“巧”,肯定“巧”的审美价值,但要熟谙艺术规律,自然产生的巧。技法不熟,功夫不深,强事离奇,就是魔道;“弄巧”就是强事离奇。强事离奇,便扭泥作态,全无真趣,反不如老老实实。守拙就是保持率真,尽其自然。这既是宋人的“得之自然”的继承,也是傅山“宁丑毋媚”,“宁拙毋巧”的美学观的继承,但比傅山要全面。

    他也把“拙”看做是一种不可强求的时代精神。说:

        秦汉之书,巧处可及,拙处不可及。

    即作为技术的“巧”,后来人是可以达到的。但是秦汉人之“拙”,不是以技巧创造出的,而是时代精神气格的自然流露,因此,是后人不可达到的。这与梁同书的时代气运观有共同处。

    正因为他反对‘.弄巧”,主张“弄巧”不如“守拙”,对于古人所创造的法度的学习和掌握,他辩证地把“学技法”与“得自然”统一起来:

          书无定法。莫非自然之谓法。

    这是很深刻的思想。法在自然中,法从自然来。尽得自然就是“法”。又是对“笔笔有出处”、“字字有来历”那种食古不化的书学观的直接批判。而且举出例证说:

        隶法推汉,楷法推晋,以其自然也。唐人视法太严,故隶不及汉,楷不及

    晋。

真是一针见血。相反,到了北宋,书家没有为唐法所缚:

        苏书左伸右缩,米书左缩右伸,皆自出新意,不落古人案臼。

各有各的境界、意趣,不能说他们没有法度。这都是元明人所不曾有、也不敢有的思想观点,但又是确有见地的思想观点。

    为什么以前人没有这种见识?为什么此时的思想认识这般活跃?看看整个形势,就知道一场大变动大突破已在躁动之中了。他们许多论点,大都有前人、时人书论的渊源。但又不是陈言的重复,而有自己的生发。如他讲书之生熟间题,就不同于董其昌等人。他说:

        书贵熟,熟则乐。

意思是作为基本技法,贵精熟,贵得心应手。得心应手,心手双畅,就是可乐之事。接着他又说:

        书忌熟,熟则俗。

如果只有技术的精熟,而没有艺术境界的不断追求,不能表现高尚的情性、学养、审美境界,这种熟,便是俗,并无多大的艺术价值。这两句话是从两个不同层次讲,但两个层次又须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技巧不熟不行,只有技巧的熟而不能努力充实以学养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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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桂月乙丑日


于四川古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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