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學校的大學老師

作爲六零後,我們生長在一個動盪的年代,在那樣的年代裏,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

那時候的小學老師,相當奇缺,能識幾個字的,就能當老師。

我們念初小的時候,是在隔壁村莊上,教室就在兩間低矮的土坯房裏,一間是一二年級的複式班,一間是三年級班,兩名老師教着我們幾個村莊上的十幾個學生。

那時候沒有幼兒班,上學就算是一年級了,可以跳級。我是十歲才上學的,雖說有點遲,但我一年之中連跳兩級,年底的時候,我已經是三年級的小學生了。因爲在十歲之前,我在家裏已經將小學一二年級的課學得差不多了。

一二年級的學生是沒有課本的,老師給每個學生髮一本手寫字塊的小冊子,稱之爲“識字塊”,再教學生一些十以內的加減算法。這些,我的父親在家裏已經把字塊寫好讓我念過了,十以內的加減算法我已經會了,所以上學後從一年級跳到了三年級。

我們的初小三年,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學完的。那時候,我們非常向往早點到大隊小學念高小,因爲那裏,有一個大學張老師在那兒代課。

這個大學張老師,就是我們本大隊人,他曾在省城大學裏當老師。由於zhengzhi運動,張老師在學校被劃成you派,被學校譴送回鄉改造。當時大隊小學正缺老師,於是張老師帶着“帽”子在我們大隊小學做了老師。

我們是幸運的,張老師把我們的語文、英語、音樂、美術課程全包了。在其他大隊小學只上語文和算術兩門課程時,張老師卻給我們上了這麼多的課。

我們到公社上初中時,好多學生沒有學過漢語拼音,英語、音樂和美術更是無從談起。所以我們大隊一道去公社上初中的二十幾個學生中,在初一的時候學習起來是很輕鬆的。因爲初一時上的漢語拼音和英語,老師只是一古腦地倒出來,不管你能不能接受,聽懂聽不懂。

在那個風雲動盪的年代裏,張老師在一邊給我們上課的同時,一邊還要接受再教育。每當要召開羣衆大會時,張老師都會無一例外地被“請”到大會臺前的一側,和那些地、富、反、壞、右分子一起亮相。

更有意思的是,每次大會的標語,都是出自張老師之手,因爲張老師的一手字寫得太漂亮了。在貧下中農的監督中,張老師在寫完標語後,又回到他的隊伍中去。

張老師一共養了兩個孩子,第二個孩子在幾個月大的時候夭折了,張老師將孩子埋了以後,有時在孩子的墳前燒點紙錢。春節的時候,張老師在自家的春聯上用英語寫字,別人看不懂春聯上寫的是什麼。

這些事不知怎麼就傳到了時任公社書記那裏。這個公社書記是個反潮流反上來的新型幹部,對搞封建迷信活動的人,他是逮着不放的,在大會小會上都要點名進行批判。每次的大會上,公社書記都要拿張老師的事來說,每到這時,張老師的頭就低得更低了。

張老師一邊接受改造的同時,一邊對我們的學習嚴厲苛刻。記得我們在學習漢語拼音時,對後鼻韻母ang、eng、ing、ong常常分不清,在一次測驗時全班皆錯。張老師氣得從外面的田埂上抱來一大捆枯了的葵花杆子,每個學生面前放一根,照學生的頭上打,打斷爲止。

下午上課之前還有一堂大字課,就是用毛筆在大字本上寫大字。毛筆字寫得好的,自然會得到張老師的讚賞,寫得差的,少不了張老師的一頓“刮牛”(手指彎曲刮在學生的頭上)。通過練習,我們班上多數同學的字寫得還是比較好的。

張老師爲我們開設這麼多的課程,開闊了我們的視野,增加了我們的學習興趣。有一位同學的繪畫基礎較好,經過張老師的悉心輔導,進步很快,後來這位同學終於考上美術院校,成爲畫家。

我們升入初中後,張老師又被借調到縣第一中學高中部當老師。我們的縣一中,可是我們縣的最高學府,在那裏,張老師終於有了用武之地。

平反昭雪後,張老師沒有回到省城,被縣一中留了下來,終生從事着教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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