瀋陽這個地方與九一八事變有關,不過很多人不知道

“九一八”事變的那天晚上,日本關東軍制造假現場的鐵路柳條湖段,還有被日軍襲擊的張學良東北軍營地“北大營”,這兩個地方爲人們所熟知。然而,還有一個地方與“九一八”事變當天是否發生有關,這個地方位於現在的西塔地區,當時的地名叫“柳町”。

西塔地區,除了有“盛京四象”之一的“西塔”,它還以瀋陽最大的朝鮮族聚居地而具有濃厚的朝鮮族風情而聞名。

西塔之所以成爲朝鮮族聚集區,這個與日本人有關。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日本取得勝利後,爲了進一步侵吞瀋陽和東北,在瀋陽南滿鐵路沿線的附屬地修建大量設施。日本從其殖民地朝鮮半島強行徵召了大量廉價勞動力,這些勞力的居住場所一部分被安置在西塔附近。

現在瀋陽市府大路的西端,當時屬於日本的附屬地,這段路的名字叫“日吉町”。日吉町路的南側是當時的關東軍獨立守備隊用地,而北側就是當時滿鐵附屬地界內著名的西塔花柳街(紅燈區)——柳町。誰也沒有想到,這柳町花柳街的一家飯店竟然與“九一八事變”有關。

1928年6月,張作霖被炸死於返回東北的途中,日本希望藉此事件造成東北出現羣龍無首的局面,藉機佔領東北。 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毅然宣佈“東北易幟”,打亂了日本帝國主義企圖吞併中國東北的計劃。日本開始準備用武力盡快解決“滿洲問題”。

1931年6月,日本軍方制定了《解決滿洲問題方策大綱》。以上述方案爲基礎,關東軍緊鑼密鼓地開始發動事變的種種周密部署,並將首戰地區選在了瀋陽。九一八事變的直接策劃者、日軍高參板垣徵四郎和參謀石原莞爾,原來預定在1931年9月28日行動。

當時,關於侵略東北問題,日本有兩派,一派是以關東軍爲支撐的右翼分子,主張立即以武力解決;另一派是以天皇以及內閣首相爲代表,他們認爲戰爭條件尚不成熟,擔心在國際上受到孤立與制裁,因此不贊同立刻挑起事端。

8月末,關東軍陰謀發動事變的計劃逐漸傳到了日本國內,因爲天皇的垂詢,加上來自內閣、元老及輿論的壓力,陸軍在9月14日召開了陸相、參謀總長、教育總監三長官會議,決定了關於抑制關東軍實施武力的方針。同時決定派遣建川美次少將爲使者,把陸相的信送交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

陸軍情報課班長橋本欣五郎中佐得知情況後,連續向關東軍發出了三份密電,提議提前行動。板垣、石原等人於是決定在建川到達的那天當晚,也就是9月18日發動事變。

9月18日晚7時零5分,日軍奉天特務機關輔佐官花谷正在瀋陽火車站接到建川美次郎和板垣,隨後,他將晚宴安排到柳町一家“帶有藝妓”的菊文酒店,席間,板垣藉故離去,只留花谷正作陪。

帶着陸相的信,來瀋陽阻止事變的建川美次,被花枝招展的藝妓灌得酊酩大醉,這陸相的信自然也就未能交付。當他沉醉於溫柔鄉的時候,柳條湖的爆炸聲已經響起,10時20分左右,震驚世界的九一八事變爆發了。

實際上,這陸軍省選擇建川爲信使本身就頗爲耐人尋味的,因爲建川恰恰是一名極右的軍國主義分子,也是急於在東北發動事變的人物之一。那個私下發密電給關東軍的橋本就是建川的部下。

他們在演戲,當9月19日,建川將陸相的親筆信送到本莊手中,“九一八事變”已是既成事實。因爲接待而“醉酒”,這屬於人之常情,建川就不用擔負什麼政治責任了。如果在已經得知陸相命令,還發動九一八事變,這涉嫌反抗天皇的統帥權,按照日本軍法,主謀都應該處死。花谷正與建川玩的這一手,把這些陰謀家都“洗”乾淨了。

當然,那個日本天皇裕仁也不是什麼好東西,1932年1月8日,在對已經侵吞的領土感到滿意之後,天皇親自下發“敕書”表達對關東軍的嘉獎。他與右翼軍國主義分子,對中國的土地的貪婪都是一樣的,如果說有分歧,那也只是方式方法的不同。

如今,這些“日吉町”“柳町”帶有殖民色彩的地名早已經消失,瀋陽人大部分都不記得了,但是,“九一八”事變那段民族屈辱歷史,我們永遠都不要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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