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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3日）
原标题：《钟繇传》（公元230年）
原整理者：渔樵闲话
三国志·魏书卷十三·钟繇传（公元230年）
《三国志卷十三•魏书十三•钟繇华歆王朗传》：
“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人也。尝与族父瑜俱至洛阳，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贵相，然当厄于水，努力慎之！”行未十里，度桥，马惊，堕水几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贵繇，而供给资费，使得专学。举孝廉，除尚书郎、阳陵令，以疾去。辟三府，为廷尉正、黄门侍郎。
是时，汉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乱长安中，与关东断绝。太祖领兖州牧，始遣使上书。傕、汜等以为“关东欲自立天子，今曹操虽有使命，非其至实”，议留太祖使，拒绝其意。繇说傕、汜等曰：“方今英雄并起，各矫命专制，唯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将来之望也。”傕、汜等用繇言，厚加答报，由是太祖使命遂得通。
太祖既数听荀彧之称繇，又闻其说傕、汜，益虚心。后傕胁天子，繇与尚书郎韩斌同策谋。天子得出长安，繇有力焉。拜御史中丞，迁侍中尚书仆射，并录前功封东武亭侯。
时关中诸将马腾、韩遂等，各拥强兵相与争。太祖方有事山东，以关右为忧。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委之以后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长安，移书腾、遂等，为陈祸福，腾、遂各遣子入侍。
太祖在官渡，与袁绍相持，繇送马二千余匹给军。太祖与繇书曰：“得所送马，甚应其急。关右平定，朝廷无西顾之忧，足下之勋也。昔萧何镇守关中，足食成军，亦适当尔。”
其后匈奴单于作乱平阳，繇帅诸军围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 东太守郭援到河东，众甚盛。诸将议欲释之去，繇曰：“袁氏方强，援之来，关中阴与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顾吾威名故耳。若弃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谁非寇雠？纵吾欲归，其得至乎！此为未战先自败也。且援刚愎好胜，必易吾军，若渡汾为营，及其未济击之，可大克也。”张既说马腾会击援，腾遣子超将精兵逆之。援至，果轻渡汾，众止之，不从。济水未半，击，大破之，斩援，降单于。语在既传。
其后河东卫固作乱，与张晟、张琰及高干等并为寇，繇又率诸将讨破之。自天子西迁，洛阳人民单尽，繇徙关中民，又招纳亡叛以充之，数年间民户稍实。太祖征关中，得以为资，表繇为前军师。
魏国初建，为大理，迁相国。
文帝在东宫，赐繇五熟，为之铭曰：“于赫有魏，作汉藩辅。厥相惟钟，实干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处。百寮师师，楷兹度矩。”
数年，坐西曹掾魏讽谋反，策罢就第。
文帝即王位，复为大理。及践阼，改为廷尉，进封崇高乡侯。迁太尉，转封平阳乡侯。时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并先世名臣。文帝罢朝，谓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
明帝即位，进封定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干八百户，迁太傅。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时华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见皆使载舆车，虎贲舁上殿就坐。是后三公有疾，遂以为故事。
初，太祖下令，使平议死刑可宫割者。繇以为“古之肉刑，更历圣人，宜复施行，以代死刑。”议者以为非悦民之道，遂寝。
及文帝临飨群臣，诏谓“大理欲复肉刑，此诚圣王之法。公卿当善共议。”议未定，会有军事，复寝。
太和中，繇上疏曰：“大魏受命，继踪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圣德，固天所纵，坟典之业，一以贯之。是以继世，仍发明诏，思复古刑，为一代法。连有军事，遂未施行。陛下远追二祖遗意，惜斩趾可以禁恶，恨人死之无辜，使明习律令，与群臣共议。出本当右趾而人大辟者，复行此刑。《书》云：‘皇帝清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此言尧当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审问于下民之有辞者也。若今蔽狱之时，讯问三槐、九棘、群吏、万民，使如孝景之令，其当弃市，欲斩右趾者许之。其黥、劓、左趾、宫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能有奸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虽斩其足，犹任生育。今天下人少于孝文之世，下计所全，岁三千人。张苍除肉刑，所杀岁以万计。臣欲复肉刑，岁生三千人。子贡问能济民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又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苦诚行之，斯民永济。”
书奏，诏曰：“太傅学优才高，留心政事，又于刑理深远。此大事，公卿群僚善共平议。”
司徒王朗议，以为“繇欲轻减大辟之条，以增益刖刑之数，此即起偃为竖，化尸为人矣。然臣之愚，犹有未合微异之意。夫五刑之属，著在科律，自有减死一等之法，不死即为减。施行已久，不待远假斧凿于彼肉刑，然后有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惨酷，是以废而不用。不用已来，历年数百。今复行之，恐所减之文未彰于万民之目，而肉刑之问已宣于寇仇之耳，非所以来远人也。今可按繇所欲轻之死罪，使减死之髡、刖。嫌其轻者，可倍其居作之岁数。内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无以则易钛钻骇耳之声。”
议者百余人，与朗同者多。帝以吴、蜀未平，且寝。
太和四年，繇薨。帝素服临吊，谥曰成侯。子毓嗣。初，文帝分毓户邑，封繇弟演及子劭、孙豫列侯。”
（钟繇字元常（钟皓（传见155年）之曾孙），颖川长社人也（今河南省许昌市长葛县东北。先贤行状曰：钟皓字季明，温良笃慎，博学诗律，教授门生千有余人，为郡功曹。时太丘长陈寔为西门亭长，皓深独敬异。寔少皓十七岁，常礼待与同分义。会辟公府，临辞，太守问：“谁可代君？”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门亭长可用。”寔曰：“钟君似不察人为意，不知何独识我？”皓为司徒掾，公出，道路泥泞，导从恶其相洒，去公车绝远。公椎轼言：“司徒今日为独行耳！”还府向合，铃下不扶，令揖掾属，公奋手不顾。时举府掾属皆投劾出，皓为西曹掾，即开府门分布晓语已出者，曰：“臣下不能得自直于君，若司隶举绳墨，以公失宰相之礼，又不胜任，诸君终身何所任邪？”掾属以故皆止。都官果移西曹掾，问空府去意，皓召都官吏，以见掾属名示之，乃止。前后九辟三府，迁南乡、林虑长，不之官。时郡中先辈为海内所归者，苍梧太守定陵陈稚叔、故黎阳令颍阴荀淑及皓。少府李膺常宗此三人，曰：“荀君清识难尚，陈、钟至德可师。”膺之姑为皓兄之妻，生子觐，与膺年齐，并有令名。觐又好学慕古，有退让之行。为童幼时，膺祖太尉修言：“觐似我家性，国有道不废，国无道免于刑戮者也。”复以膺妹妻之。觐辟州宰，未尝屈就。膺谓觐曰：“孟轲以为人无好恶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于人何太无皂白邪！”觐尝以膺之言白皓，皓曰：“元礼，祖公在位，诸父并盛，韩公之甥，故得然耳。国武子好招人过，以为怨本，今岂其时！保身全家，汝道是也。”觐早亡，膺虽荷功名，位至卿佐，而卒陨身世祸。皓年六十九，终于家。皓二子迪、敷，并以党锢不仕。繇则迪之孙。）。尝与族父钟瑜俱至洛阳，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贵相，然当厄于水，努力慎之！”行未十里，度桥，马惊，堕水几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贵繇，而供给资费，使得专学。举孝廉（谢承后汉书曰：南阳阴修为颍川太守，以旌贤擢俊为务，举五官掾张仲方正，察功曹钟繇、主簿荀彧、主记掾张礼、贼曹掾杜祐、孝廉荀攸、计吏郭图为吏，以光国朝。），除尚书郎、阳陵令，以疾去。辟三府，为廷尉正（廷尉属官，秩千石）、黄门侍郎（西汉时郎官给事于黄门（宫门）之内者称黄门郎或黄门侍郎。东汉合并黄门侍郎与给事黄门之职，设给事黄门侍郎，为侍从皇帝左右之官，传达诏命。汉官仪曰：“给事黄门侍郎，六百石，无员。掌侍从左右，给事中使，关通中外。”）。
是时，汉帝在西京，李傕、郭汜见到曹操的使者，认为关东诸将领想自己拥立皇帝，如今曹操虽然派使前来表示效忠，但并不是真心诚意（世语曰：太祖遣使从事王必致命天子。）。李、郭二人商议，准备把使者扣留在长安。钟繇向李、郭汜建议说：“如今天下英雄一同崛起，各自冒用朝廷的名义独断专行。唯有曹操心向王室。假如朝廷拒不接受他的忠诚，会使将来打算效法他的人失望。”李、郭汜等用繇言，款待曹操的来使，并给以很丰厚的回报，由是太祖使命遂得通（通鉴记其事在献帝初平三年（192年））。）。
曹操多次听荀彧夸赞钟繇，又听说钟繇劝说李傕、郭汜款待他的使臣，益虚心。后来李傕、郭汜等人作乱，钟繇和尚书郎韩斌共同商量谋划，使得被挟持的汉献帝得以逃出长安，这是钟繇尽心尽力的结果。拜钟繇御史中丞，迁侍中尚书仆射，并录前功封东武亭侯。
时关中诸将马腾、韩遂等（时据凉州），各拥强兵相与争。曹操方有事山东，以关右为忧。曹操任命钟繇以侍中的身份领司隶校尉，持符节督察关中各路人马，将后方事务委托给他，特别授予他不受等级制度拘束的权力。钟繇到达长安后，送信给马腾、韩遂等人，为他们陈述利弊祸福，马腾、韩遂各送一个儿子入宫侍奉天子（通鉴记其事在献帝建安二年（197年））。
太祖在官渡与袁绍相持（献帝建安五年（200年）），钟繇送去两千匹马供给军用。太祖给钟繇写信说：“得到送来的马匹，很是应部队的急需。关右地区平定，朝廷没有西顾之忧，都是足下的功勋。当年萧何镇守关中，粮供充足，以至大军获胜，也不过与你功劳相当。”
此后匈奴单于在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西南尧都区，平阳县，属河东郡。时南单于呼厨泉居之）作乱（献帝建安七年（202年）），钟繇率领各路人马包围他们，未能攻下；而袁尚所安置的河东太守郭援到了河东，人数很多。众将领议论想要放弃离去，钟繇说：“袁氏正在强盛的时候，郭援现在到来，关中众将暗中与他勾结，所以还没有全部反叛的原因，不过是顾忌我的威势名声罢了。假如放弃离去向他们示弱，这里所有的居民，谁不是我们的仇敌？即使我想回去，难道能够做到吗？这是尚未开战先自行败退啊（言若退师避援，则关中诸将必叛，虽欲归司隶治所，亦不得而至也）！并且郭援刚愎自用，争强好胜，必定轻视我军，如果他们渡汾河扎营（水经注：汾水南过平阳县东），我们趁他们没到对岸时打击他们，可以大获全胜。”张既劝说马腾来会合攻击郭援，马腾派他的儿子马超率领精锐部队迎面攻来。郭援到了以后，果然轻易地下渡汾河，众人劝止，不听。还未渡到河中央，钟繇发兵攻击，打得对方大败（司马彪战略曰：袁尚遣高干、郭援将兵数万人，与匈奴单于寇河东，遣使与马腾、韩遂等连和，腾等阴许之。傅干说腾曰：“古人有言‘顺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诛暴乱，法明国治，上下用命，有义必赏，无义必罚，可谓顺道矣。袁氏背王命，驱胡虏以陵中国，宽而多忌，仁而无断，兵虽强，实失天下心，可谓逆德矣。今将军既事有道，不尽其力，阴怀两端，欲以坐观成败，吾恐成败既定，奉辞责罪，将军先为诛首矣。”于是腾惧。干曰：“智者转祸为福。今曹公与袁氏相持，而高干、郭援独制河东，曹公虽有万全之计，不能禁河东之不危也。将军诚能引兵讨援，内外击之，其势必举。是将军一举，断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将军。将军功名，竹帛不能尽载也。唯将军审所择！”腾曰：“敬从教。”于是遣子超将精兵万余人，并将遂等兵，与繇会击援等，大破之（袁尚遣高干、郭援将兵数万人，与匈奴单于寇河东，遣使与马腾、韩遂等连和，腾等阴许之。傅干对马腾说：“古人说过：‘顺德者昌，逆德者亡。’曹操尊奉天子，平定暴乱，法纪严谨，政治清明，上下听从命令，有义必赏，无义必罚，可以称为顺德；袁氏家话族倚仗势力强大，犯上作乱，勾结匈奴来侵掠中国，宽而多忌，仁而无断，兵虽强，实失天下心，可以称为逆德。如今将军已尊奉朝廷，不尽其力，却又暗中骑墙（谓既附曹公，又与袁氏通也），想坐观成败。我恐怕等到成败定下来之后，曹操奉旨问罪征讨，将军将第一个被杀！”马腾听后十分恐惧。傅干乘机建议说：“明智的人能转祸为福。如今，曹操与袁氏家族相持不下，而高干、郭援合力进攻河东郡，曹操虽然有万全之计，也无为挽救河东郡的危局。将军假如能在此危急关头领军征讨郭援，内外夹击（谓河东之兵，击之于内，而马腾之兵，击之于外也），必能取胜。将军这一举动，既斩断袁氏家族的臂膀，又解救了河东郡的危急，曹操必然深深感激将军，将军的功名将无人能够相比。唯将军审所择！”马腾曰：“敬从教。”于是派儿子马超率军一万余人与钟繇会合击援等，大破之。）。），斩杀了郭援，降服了单于（匈奴呼厨泉单于）。详见《张既传》
此后河东卫固叛乱（建安十年（205年）），与张晟、张琰及高干等人一同作乱，钟繇又率领众将领打败了他们。自从天子向西迁徙，洛阳百姓人口减少将尽，钟繇将关中民众迁徙过来，又招纳逃亡叛离的人口来充实，几年之内百姓户口逐渐充实。太祖征讨关中时（建安十六年（211年）），得以用来保障供给，因此上表任钟繇为前军师。
魏国建国之初，钟繇任大理（献帝建安十八年（213年）十一月），升迁为相国（献帝建安廿一年（216年）八月）。
文帝在东宫做太子时，赏赐给钟繇“五熟釜”，在釜上铭刻文字说：“堂堂魏国作汉室屏障。可作相国的人惟有钟繇，实在像心脏脊骨一样重要，整夜毕恭毕敬，不知怎样安处，您是百官的师长，记在这里以为众人的楷模。”
几年后（献帝建安廿四年（ont COLOR='#4D6DF3'>219年）九月），钟繇因西曹掾魏讽谋反事株连，被罢免官职。
文帝即王位后，钟繇又任大理。到了文帝即帝位，改任廷尉，晋升爵位被封为崇高乡侯。又升迁为太尉（文帝黄初四年八月丁卯十一，223年9月23日），转封为平阳乡侯。当时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同是上一朝代的著名大臣。文帝退朝后对身边人说：“这些三公，都是一个时代的伟大人物，后世大概难以为继了！”
明帝即位，给钟繇晋升爵位为定陵侯，增加封邑五百户，连同以前共一千八百户，升迁为太傅（文帝黄初七年（226年）十二月）。钟繇有腿病，下拜起身不方便。当时华歆也因为年老患病，上朝进见时都让他们乘车坐轿，由卫士擡着上殿就坐。这以后三公有病，就把这种做法当成了旧例。
当初（建安十八年（213年）），太祖下令，让众臣公平地议论关于死刑可以改行宫刑割势的设想。钟繇认为“古代的肉刑，经历了圣人的设置，应该再次施行，以代替死刑”。议论的人认为肉刑不是使民众愉悦的方法，于是作罢。到了文帝主持朝政时，下诏说：“大理想恢复肉刑，这确实是圣王的法律，各位公卿应当好好地共同讨论这个建议。”商讨未定，恰逢有军事行动，又停止了讨论。
太和年间（明帝太和元年（227年）），钟繇上疏说：“大魏承受天命，继承虞、夏的踪迹。孝文帝改革刑法，不合于古道。先帝圣德，本来就是天之骄子，三坟五典的事业，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文帝继承前世，接着颁发明智的诏令，想恢复古刑，作为一代的法典。因为接连有军事行动，终于没有施行。陛下追随两位父祖的遗志，痛惜于斩趾的刑罚可以禁除罪恶，遗憾于被判死刑的人的无辜，让臣下好好地学习律例法令，与众大臣共同商议。建议本当斩去右趾而改划入大辟的，恢复执行斩趾的刑罚。《尚书·吕刑》说：‘皇帝清楚地询问下民，鳏夫寡妇对有苗有无怨恨之辞。’这是说尧将要废除蚩尤、有苗的虐刑，先详细询问百姓中那些有怨恨之辞的人。如果现在审断官司时，传讯三槐、九棘、众吏役、百姓，就让他们按照汉景帝的法令规定的那样，对那些应当执行弃市死刑的犯人，自己想要改行斩右趾的肉刑，就允许他们，对那些应当执行黥、劓、斩左趾、宫等肉刑的人，仍然依照汉文帝的办法，改为髡、笞等刑罚。能有男女奸情的人，大多数年纪在二十到四、五十岁之间，即使斩了他们的脚，还是能够生育。现今全国人口少于汉文帝的时代，臣下计算所能全活的人，每年约有三千人。张苍废去肉刑，而杀的人每年数以万计。臣下想要恢复肉刑，每年可以使三千人活下来。当年子贡问能给百姓以好处可以称为仁吗？孔子说：‘哪里仅仅是仁，只有圣人才做得到，就是尧、舜做起来也有所不足呢！’又说：‘仁难道离我们远吗？我想要它，它就来了。’如果真心地实行这些，百姓将能永久地得到好处。”
奏上以后，明帝诏书说：“太傅学问优秀，才华高超，留心政事，又深通刑法理论。这件大事，众公卿大臣要好好地共同进行公正的讨论。”
司徒王朗的评议认为：“钟繇要减轻大辟的律条，增加肉刑的数量，这就好像是把躺下的人竖立起来，把尸体转化为活人了。但是臣下愚蠢，仍然有与这个建议不完全符合的稍稍有异的意见。五刑之类，都明确记载在法律条文之中，法律条文本来就有减死一等的规定，不执行死刑，就是减刑了。这个规定施行已经很久了，不用等待远借斧凿来施行肉刑，然后才有比死罪次一等的处理办法。前世仁爱的人，不忍心于肉刑的惨虐残酷，因此废弃了它，不再使用。从不用肉刑以来，已经历了几百年。现在恢复实行，恐怕减轻死刑的文书还没显现在万民眼前，有关我们滥施肉刑的质问已经宣扬到仇敌耳中了，这可不是用来招徕边远地区人民的作法。现在可以按照钟繇所想要减轻的那些死罪种类，把死刑减轻到髡、刖的惩罚，这样惩处嫌太轻的那些罪行，可以加倍增添犯人服劳役的次数（魏制，髡刑居作五岁），这样做，可以说对内有起死回生不可估量的恩德，对外没有以斩足代替脚镣的骇人听闻的名声（在颈曰钳，在足曰釱。臣瓒曰：汉文帝除肉刑，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釱左右趾代刖）。”
参加这次讨论的有一百多人，意见与王朗相同的人居多。明帝因为吴、蜀尚未平定，暂且停止了这次讨论。
太和四年（明帝太和四年（230年）四月），钟繇去世。明帝身穿素服前往吊唁，谥号为成侯。钟繇的儿子钟毓继承。当初，文帝曾分给钟毓封邑。封钟繇的弟弟钟演和钟演的儿子钟劭、孙子钟豫为列侯。）
钟繇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很大，历来都认为他是中国书史之祖。钟繇所处的时期，正是汉字由隶书向楷书演变并接近完成的时期。在完成汉字的这个重要的演变过程中，钟繇继往开来，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他和东汉的张芝被人合称为“钟张”，又与东晋书圣王羲之被人并称为“钟王”。对于汉字书法的创立、发展、流变都有重要作用。
他在书法史上首定楷书，对汉字的发展有重要贡献。陶宗仪《书史会要》云：“钟王变体，始有古隶、今隶之分，夫以古法为隶，今法为楷可也。”钟繇之后，许多书法家竞相学习钟体，如王羲之父子就有多种钟体临本。后张昶、怀素、颜真卿、黄庭坚等在书体创作上都从各方面吸收了钟体之长、钟论之要。
钟繇篆、隶、真、行、草多种书体兼工，张怀瓘《书断》说：“元常真书绝世，乃过于师，剐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他写得最好的是楷书，《宣和书谱》评价说：“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
钟繇的书法理论，散见于有关书论内。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关于用笔方面的论述。钟繇的楷书古雅浑朴，圆润遒劲，古风醇厚，笔法精简，自然天成。张彦远《法书要录》收有梁武帝萧衍《观钟繇书法十二意》，所谓十二意指平、直、均、密、锋、力、轻、决、补、损、巧、称。主要也是指用笔方法、间架结构等。
据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笔法传授人名》说：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与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
可见，钟繇是蔡邕书法的第二代传人。其实，钟繇的书法艺术之所以取得巨大艺术成就，并不限于一家之学。宋代陈思《书苑菁华·秦汉魏四朝用笔法》就记述了钟繇的书法成功经过，说他少年时就跟随一个叫刘胜的人学习过三年书法，后来又学习曹喜、刘德升等人的书法。因此，钟繇与任何有成就的学者一样，都是集前人之大成，刻苦用功，努力学习的结果。钟繇在学习书法艺术时极为用功，有时甚至达到入迷的程度。
另据《书苑菁华》记载，钟繇临死时把儿子钟会叫到身边，交给他一部书法秘术，而且把自己刻苦用功的故事告诉钟会。他说，自己一生有三十余年时间集中精力学习书法，主要从蔡邕的书法技巧中掌握了写字要领。在学习过程中，不分白天黑夜，不论场合地点，有空就写，有机会就练。与人坐在一起谈天，就在周围地上练习。晚上休息，就以被子作纸张，结果时间长了被子划了个大窟窿。见到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等自然景物，就会与笔法联系起来，有时去厕所中，竟忘记了回来。这说明了钟繇的书法艺术确实是自己勤学苦练的结果。在苦练的同时，钟繇还十分注意向同时代人学习，如经常与曹操、邯郸淳、韦诞、孙子荆、关枇杷等人讨论用笔方法问题。钟繇不但自我要求严格，对于弟子门生也同样以严要求。据说钟繇的弟子宋翼学书认真，但成效不大，钟繇当面怒斥，结果宋翼三年不敢面见老师。最后宋翼终于学有所成，名振一时。对于儿子钟会，钟繇也常常苦口婆心，百般劝诫，钟会最后也取得了巨大成就，钟繇、钟会父子被人们称为“大小钟”。
钟繇的书体主要是楷书、隶书和行书，南朝刘宋时人羊欣《采古未能书人名》说：“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所谓“铭石书”，即指正楷，“章程书”即隶书（八分书），“行押书”指行书。钟繇书法真迹到东晋时已亡佚，人们今天所见到的要么为临摹本，要么系伪书。一般地认为有“五表”、“六帖”、“三碑”。
“五表”指《宣示表》、《荐季直表》、《贺捷表》（又叫《戎路表》）、《调元表》、《力命表》。这是现存钟繇书法艺术性最高的作品，但都不是钟繇的真迹。
褚遂良《晋右军王羲之书目》说，《宣示表》是唐代所传王羲之临本。因王羲之亦为书法大家，所以他临摹钟繇的真迹非常成功，从中可以看到钟繇书法的情况。据王羲之曾孙王僧虔《书录》说：太傅《宣示》墨迹，为丞相始兴（王导）宝爱，丧乱狼狈，犹以此表置衣带。过江后，在右军处，右军借王修，修死，其母以其子平生所爱纳诸棺中，遂不传。所传者乃右军临本。
《调元》、《力命》、《贺捷》三表，也是后人临本，但成就亦较高。《荐季直表》可信性最强，在唐宋时期由宫中收藏，周围印有唐太宗李世民“贞观”玉玺，宋徽宗赵佶“宣和”、宋高宗赵构“绍兴”，以及清乾隆“乾隆真赏”等御印，说明它曾经由以上各帝御览。后几经辗转，毁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今仅存其影印件。《荐季直表》艺术成就很高，元代陆行直赞美此表“高古纯朴，超妙入神，无晋、唐插花美女之态”，为“无上太古法书，天下第一妙迹”。
“六帖”指《墓田丙台》（简称《丙舍帖》）、《昨疏还示帖》（简称《还示帖》）、《白骑帖》、《常患帖》、《雪寒帖》、《长风帖》（其后半部分又名《安厝帖》）。“六帖”全部为临本，《丙舍帖》、《还示帖》，成就较高，也较接近钟体，是上乘之作。至于《白骑帖》等四种则经多人辗转临摹，已远离钟体。
“三碑”是《汉乙瑛置百石率史碑》（简称《乙瑛碑》）、《魏上尊号碑》、《受禅碑》，这些全为刻本，是否钟繇所作已无从考证。《乙瑛碑》有宋人张稚圭石刻记云：“后汉钟太尉书”，但此碑立于东汉永兴元年（153年），此时钟繇只有3岁，显然是误传。
钟繇的书法古朴、典雅，字体大小相间，整体布局严谨、缜密，历代评论成就极高。梁武帝撰写了《观钟繇书法十二意》，称赞钟繇书法“巧趣精细，殆同机神”。庚肩吾将钟繇的书法列为“上品之上”，说“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张怀瓘更将钟书列为“神品”。此外，明岑宗旦、清刘熙载等都给以极高评价。
卫恒《四体书势·隶势》载钟繇语曰：“鸟迹之变，乃惟左隶，（益蜀）彼烦文，从此简易。焕若星辰，郁劳云市”，此语见于《初学记》，内容主要谈隶书的演变及其笔法。
鲵影萍踪
庚子桂月己已日
于四川古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