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好死”——也许是现在最被我们忽略的幸福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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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先生和他哥决定了国庆期间给老父亲拔管。

之前网上有人调侃说:为什么要生二胎?还不是为了让孩子们将来为遇到“拔不拔管”这样的难题时 ,有个商量的人!

老父亲已经躺重症监护室一个多月。深度昏迷,无意识,只剩微弱的心跳。生命全靠高级的药物和呼吸机维持着。

x先生的心里一直纠结分裂着。

拔和不拔,两股力量,互不相让,每天都扭打在一起,胜负难分。

这很消耗。

加上他本来工作也特别的忙,所以情绪很压抑。

而他哥哥,只有一句话:你做决定!

作为长子,他不想承担任何被指责、内疚、后悔等结果,于是把这个关于父亲生与死的决定权 ,都让给了弟弟。

他们的母亲,也就是我婆婆,也是一句话:你们看着办吧!她作为妻子,原本最该作决定的人,更不想作这个决定。

而x先生,更是害怕他一旦做出决定后,将来也会被三亲六戚七大姑八大姨的家族人和社会上的人说闲话,他也害怕有朝一日自己会后悔,于是踌躇不定。

而作为儿媳妇的我和大嫂,更是不敢直接说:拔。

儿媳妇不是女儿和儿子。她们和这个原生家庭里的子女,始终隔着一垛墙。

这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对于想维护自己的社会人设和满足自我道德监控标准的人来说,它的确是一个难题。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满足大众的期待,满足社会对我们做出的评价标准。我们的纠结 ,犹豫,担忧,都来自于害怕在别人眼里“我不够好”。

而躺在病床上的那个人,他根本不知道。

如果他有意识,他能开口说话,他能感觉到全身插满管子的痛苦,我想,他一定想早点结束这苟延残喘似的没有任何尊严的活着。

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毫无知觉地躺在那里,任由举着道德之旗的子女安排着ta的生命,好与不好,痛与不痛,伤与不伤,爱与不爱,都与ta无关。

“被活着”,才是世间最残忍的孤独。

有着绝缘体似的决绝。

如果有一天,我生了重病,我一定会提前立好遗嘱:请让我无痛无苦平静地走。

我们活着的时候,就开心地活着。父母活着的时候,尽可能让他们开心地活着。

尤其是 ,如果时日不多,大去之期将近,那么,把余下的日子过得非常快乐,生命因此才显得更完整。

该来的终究会来。当一切终将来时,不如骄傲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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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网上动不动就在发布中国各大城市的幸福指数。

但这些发布都忽略了“死亡质量”也是幸福指数的核心指标。

“科技发展到今天,医生面对最大的问题不是病人如何活下去,而是如何死掉。”

不得“好死”——这可能是现在最被我们忽略的幸福难题。

我曾在网上看过一篇报道,

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一次她和一群医生朋友聚会时,谈起人生最后的路。

大家一致认为:“要死得漂亮点儿,不那么难堪;不希望在ICU,赤条条的,插满管子,像台吞币机器一样,每天吞下几千元,最后‘工业化’地死去。”

罗点点发起成立“临终不插管”俱乐部时,完全没想到它会变成自己后半生的事业。

十几个老人便发起成立了“临终不插管”俱乐部。

随后不久,罗点点在网上看到一份名为“五个愿望”的英文文件。

“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

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

“我想让我的家人朋友知道什么。”

“我希望让谁帮助我。”

“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支持生命医疗系统。”

这是一份叫作“生前预嘱”的美国法律文件,它允许人们在健康清醒时刻通过简单问答,自主决定自己临终时的所有事务,诸如要不要心脏复苏、要不要插气管等等。

罗点点开始意识到:“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


“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希望它不只是一句口号,能真正还给每一个即将离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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