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性貧困:
在結構性貧困看來，微觀層面上的個體或家庭貧困與其在社會資本、政治資本、人力資本和經濟資本結構上的不利處境關係緊密，[28]因此也可以將脫困視爲一種社會關係的再生產，[29]不利的結構處境再生出不利脫貧[…]
摘自：結構性貧困視角下的民族地區精準扶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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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邢成舉,李小云.結構性貧困視角下的民族地區精準扶貧研究[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46(06):99-112.
搜索：李小云，中國農業大學教授
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李小云：中國減貧經驗爲世界提供有效方案：
絕對貧困：不能喫飽穿暖
相對貧困：相對於富有人口來說的貧困
- 有意思的調研方法：通過生活用品銷量的變化對比男女性消費升級的差異
作者獲得了當地便民店在菸草局登記進貨的準確數據：2017年至2018年間，香菸的進貨量約爲2015年的1.5倍，且豐富了菸酒商品的進貨種類。便民店老闆坦言，菸酒是這兩年銷量增長最快的商品。根據家庭支出的統計，菸酒消費佔到了該村家庭開銷的8%，幾乎與全家醫療開銷9%的比例持平（生產投資佔30%，教育佔10%）。
與此同時，與2015年相比，便民店的衛生巾銷量卻幾乎沒有改變，品種也沒有增加。作者進一步統計，除了菸酒，該村第二個銷量明顯改善的商品是摩托車，其次是智能手機，但這些商品的使用者大多以男性爲主。可以明顯看見，家庭收入的增加首先刺激的是男性的消費。該瑤族山村的女人雖然擺脫了生活貧困，但是不見得改善經期生活。扶貧干預不能必然導致女性福利的改善，短期內也沒有讓性別更平等。
此前從來沒有想象過使用衛生巾之前女性會用菸灰盒廢紙等來墊接經血。
“補助”的意義隨着時代的變化也很有意思，在當時婦女參加勞動，工人階級當家的情況下，女性衛生補貼是具有影響工作效率的意義的，市場化程度更高的今日，微小的衛生補貼可能已經不被市場化公司中的女員工需要，真正對衛生用品有自身無法滿足的需求的貧困人羣，卻往往是遊離在體制外的，甚至不是穩定工作，基本勞動尊嚴也不一定能保證，更不用說衛生用品補貼了。曾經發揮過舉足輕重作用的衛生用品補貼，到今天可能就只是一個未被廢除的形式而已。這樣的“歷史遺留習慣”還不在少數。
《新舊更迭中的鉅變：建國初期天津工人研究》一文中講述了1951年天津棉紡廠內的女性工人的情況。根據當時的資料，女工在來月經時每班需要去廁所4次，每次20分鐘，用灰紙8張。由於紙質太硬，把腿都磨破。後來經廠領導研究，月經用灰紙改成消毒的脫脂棉，並對女工進行婦幼衛生教育，基本防止了月經病的發展。改善後，經期女工跑廁所次數減少到2次，每人每班節省40分鐘。女工對此特別滿意，普遍反應“共產黨真好，連這個事兒也照顧到了。”文章也指出，勞動女工月經用品的改善不具有普遍性，同時期天津其他紡織工廠的女工仍用煙盒廢紙等墊接經血。
雖然我們無法全景式地瞭解當時女性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如何解決自己的月事，但管中窺豹可見，女性在新中國裏迎來勞動者身份的轉變。這些自上而下的福利政策服務於國家生產建設的需要。在全社會動員和勞動競賽的背景下，月經作爲一個影響員工勞動產出的問題，需要被解決。國企、央企、體制內單位對女性發放衛生補貼的政策被固定下來，在過去70年的歷史中斷斷續續，延續至今。儘管有國家的照顧，但以現在的標準來看，中國女性在那時仍處於集體月經貧困的年代。
隨着80、90年代，國企改制，國家支持的傳統產業經歷市場轉型。勞動關係改革帶來了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革。工人和農民兩大階級從“社會主義的主人”滑向市場經濟的底層。工人和農民的身份意義消解，傳統產業工人的“高保障、高福利”受到巨大沖擊。女工最先被國家裁員，成爲下崗工人，進而被動員“安心從事家務勞動”，迴歸家庭，自然喪失了在國企、央企、體制內工作而享受的相應物資和補貼。雖然國企、央企、體制內的衛生巾福利被保留下來，但在市場經濟主導的新社會環境裏，已經不再具有普遍意義，僅成爲少數人的福利。
福利主義者破局方案：
- 作爲免費用品發放
- 減免衛生巾稅
- 更低成本的衛生巾生產方案
貧困女性化與女性貧困化:實證基礎與理論悖論 - 中國知網
- 皮爾斯 1978 “貧困女性化”
皮爾斯基於1950-1970 年美國的就業數據，研究了美國社會再就業和收入 方面的性別不平等問題，提出“儘管美國婦女的就 業有所改善，但是美國 16 歲以上的窮人中有三分 之二是婦女”的觀點。
- 貧困女性化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 女性貧困化impoverishment of women
- 結構性張力？
測量方式：
- 早：
- 收入水平測量，但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女性參與的更多是家務勞動，沒有生產交換價值
- 貧困發生率（他們按照經合組織國家採用
的低於收入中位數 50% 的相對貧困標準統計了貧困人口的數量，從而估算出了這些國家的貧困發生率）、貧困深度、貧困強度
- 另：人均預期壽命、人均受教育年限等教育指標、就醫率...
除了社會經濟類指標 以 外 ，還 涉 及 基 本 權 利 類 、政 治 權 利 類 等 指 標 ，如 政 府中女性官員的數量、高級管理崗位女性的數量、女 性就業比、男女收入比等，這些指標均屬於所謂的非收入維度的貧困測量指標。
- 多維度測算指標：
除上述單向性指標以外，與貧困女性化研究相
關的多維度指標包括性別發展指數( Gender-related Development Index GDI ) 、能 力 貧 困 測 定 ( Capacity Poverty Measure CPM) 、人類發展指數( Human Devel- opment Index HDI) 、人類貧困指數( Human Poverty Index HPI) 等。
人類發展指數：預期壽命、受教育水平（成人識字率和入學率）、人均GDP，三者取平均數
性別發展指數 在以上的基礎上劃分性別
指標:普適性問題存在爭議，同一指標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意義是不一樣的
改進：
- 參與式研究，需要考慮如何將參與過程中的感受系統化，並與政策干預相連接的問題
- 女性主義貧困分析，與主流貧困測量之間的鴻溝
- 分性別統計：缺少分性別數據收集
沒想到一個文獻閱讀從下午做到晚上睡覺，一是一篇不錯的文章需要花時間仔細讀，二是一篇的背後往往又關聯着好幾篇，擴散到好一些議題。
有可讀、想讀的內容其實是一件好事，但是如何調整自己的注意力分配也需要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