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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19日）
原標題：朱柏廬《治家格言》
來源：蘇州新聞網2016-03-22
朱柏廬先生畫像
治家格言字帖（館閣體）
《朱柏廬治家格言》
晚清名臣鄭孝胥行書
朱柏廬（1627－1698年），名用純，字致一，崑山人。父親朱集璜是明崇禎八年（1635年）貢生，他設壇講課，教授弟子數百人。崑山疏浚夏駕河，縣令楊永言聘請他擔任總管，他出色地完成了這一工程。朱伯廬從小受到正統的家庭教育，17歲補郡諸生，本來前程光明，不料，19歲那年遭到清兵南下、國破家亡的變故。他的父親朱集璜與舅父丈人陶琰，都在崑山抗清起義失敗後殉國。
清順治二年（1645年）夏，清兵攻陷南京，南明小朝廷覆滅。之後不到一個月，江浙兩省差不多已落到了滿清的掌握之中。緊接着，清廷向江南民衆發佈了“剃髮令”，要求民衆剃頭並改穿清人服裝，以示效忠，所謂“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江南人民紛紛起來反對，其中江陰人民守城81天，英勇地抗擊清兵，清廷派出了數十萬大軍進行血腥鎮壓，一路上還製造了“嘉定三屠”等慘案。
蘇州的起義失利後，崑山民衆繼續依託堅固的城池，自發組織抗清起義，他們殺了投降派縣令，請來楊永言等故臣鄉紳共同商量守城拒敵之策。一時間，朱集璜、陶琰等著名鄉賢，顧炎武、歸莊等青年才俊，都帶來了自家族人、弟子與鄉勇，參加了這場反清保衛戰。無奈敵衆我寡，崑山陷落。清兵入城後，便大肆屠殺，史料記載，城中死難人數二萬四千餘口。例如顧炎武的兩個兄弟就雙雙戰死，生母何氏被遊騎砍去一條胳膊。
崑山城破，朱集璜眼見大勢已去，決心以死殉國，即投東禪寺後河而死，赴水前他寫下了《絕命詞》繫於衣帶間，詞曰：“可質祖宗，可對天地，生無自欺，死復何愧？”面對父親殉難，年輕的朱柏廬“晝夜慟哭，痛不欲生”。而他的舅父丈人陶琰得知消息，當晚也自縊而亡，並在衣服的大襟上寫下：“生爲明人，死爲明鬼。”送葬的人把二人的棺木停放在一起，鄉人爲紀念他們，這樣傳唱道：“朱斷斷，陶植植；生同年，死同日；生同學，死同域。”寫下了明末文士反抗異族血腥統治的悲壯一頁。
朱柏廬保護全家人轉移到一個叫雞鳴塘的鄉下避難，雖然脫身兵火之中，但終因流離失所而十分艱苦。作爲遺民，朱柏廬爲不忘家父壯烈殉國，以不仕二姓的勇氣，毅然放棄了功名仕途，在父親墓邊結廬守孝三年。他遙學晉人王裒，取廬墓攀柏之義明志，從此自號“柏廬”。
爲師崇道 知行並進
劫難過後，朱柏廬返回縣城，老家已然空空蕩蕩。此時，一家子人的生活重擔都壓在了朱柏廬的身上，爲了贍養母親、下撫弟妹，朱柏廬只得選擇當一名窮教師。
作爲教師，朱柏廬“教授後進，孳孳不倦”。他一直教導學生要做個堂堂正正的讀書人，就要以立德爲本。強調讀書要同做人結合在一起，要淡泊明志，要“誠”。他安排課程循序漸進，常常指導學生“欲明夫理，莫如讀書”，“看書之法，莫若切問近思”。他嚴格要求學生，更做到處處以身作則。有學生學不真切，學不紮實，他就“反躬自責，語尤痛切”。他反覆告誡學生：一不可多言妄動；二不可多繁瑣應酬；三是限定的課務一定要完成。朱柏廬所主持的“玉山書院”成爲當時江南一帶著名的書院。
作爲儒者，朱柏廬恪守程朱理學，提倡“居處恭，執事敬”的人生哲學，主張“知行並進”。他還認識到：“聖賢之道，不離乎事事物物；即事事物物而道生，即事事物物而學在。”承認“事物”是第一性的，而“道”與“學”是第二性的。他在臨終時遺言：“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可見在朱氏的唯心思想體系中，具有某些唯物主義認識論傾向，並從封建傳統倫理道德中引申出了強烈的愛國情懷。
在明末清初批判腐朽理學的思潮中，朱柏廬雖然沒有像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三大思想家那樣衝鋒吶喊，但他對進步思想表示出折服，特別對顧炎武思想更是推崇備至。例如，他爲《顧亭林先生集》所寫的序言中指出，顧炎武在“天圮地裂、國破家傾、流離奔走、靡有寧宇”的情況下，創造了“極古今所大備”的成就，其學問文章是秦漢以來沒有人及得上的，他稱讚：“先生之學，後世苟有能用之者，雖以之經綸天造、恢張帝略、衽席民生，而翼《五經》以達天地之用，何多讓焉？何多讓焉！”
從順治十五年（1658年）開始的40年間，朱柏廬逐年記錄下自己對世道人心、倫理教化以及民間疾苦等的關切與思考，直到去世，終於匯成一部融哲學思辯、道德勸勉、評史論文、人生感悟爲一爐的筆記體學術著作《無欺錄》。由於全書纂言紀事以年代先後爲序，這部書可以看作是朱柏廬本人的心路歷程與學術演進史，也是他長期“知行並進”的代表之作。
節操一生 遺民典範
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廷爲了籠絡漢族知識分子、網羅天下英才，特開博學鴻詞科，要求各地官府推薦海內名儒，並“護送”（實質是押送）到京城集中候試。面對強大的政治攻勢和誘惑，多數文人只得乖乖地聽從徵召。
當時，崑山人葉方靄等想要推薦顧炎武，顧炎武當場表示以死相拒。他在給學生潘耒的詩中聲明：“或有金馬客，問餘可共登？爲言顧彥先，惟辦刀與繩！”與此同時，在山東做官的崑山人葉方恆也推薦了朱柏廬，朱氏聞訊，同樣“以死自誓”，表示就是死也不會到清朝上去做官。並再三囑咐已考中解元的弟子王喆生，“自後凡有齒及僕（朱氏的謙稱）一字者”，一定要告訴那些人：“伊人也，怪迂之士，動與時違，而不必置之胸臆也者。”再次表明不仕清廷的態度。
親戚丘近夫想謀個前程，也去應試，送別時朱柏廬作《丘近夫應博學宏詞之舉，口占贈別》，詩中道：“老謝儒冠服草萊，殘經重抱到燕臺。只愁錯認文園病，特覬金莖賜露來。”埋怨丘近夫，你都五六十歲年紀了，還要去北京謀一官半職，怕只怕入錯了門，將來後悔莫及。丘氏赴京爲官後，兩年間頻頻寄來信札問候，朱伯廬卻未有片紙回覆，其潔身自好可見一斑。
後來，崑山的縣官想推舉朱柏廬爲“鄉飲賓”，給他一點長者的禮遇，朱柏廬也堅辭不應。爲避人騷擾，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秋，朱氏應席永劼之邀，離開崑山赴吳縣東山鎮席家當教授。那裏位於太湖深處，煙波浩渺，山水相依，遠離城市，朱柏廬非常喜歡，他說：“自以埋跡於此，不使人知我名氏、識吾面目爲幸，則寧寡聞見、受固陋之譏，堅不一出！”這種不合作的態度他終其一生沒變過。
與之相反，同鄉人王如潛，曾與吳縣陸兆魚等同倡義師，攻打蘇州城。起義失敗後只得亡命天涯，隱居吳越間，王氏所著詩文《天涯集》，朱柏廬居然爲他的集子作了序，這在當時滿清文字獄的背景下，稱得上“膽大包天”。
當明清之際，作爲被滿清壓迫的漢族知識分子中的一員，朱柏廬時刻不忘國仇家恨，保持了一個明朝遺民的氣節。他的著作《無欺錄》《愧訥集》，都以父親的遺言命名，此心可鑑。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評價朱氏爲“氣節、品格自能異流俗者”，後世仰慕他的道德文章和遺民風範，把他和歸有光、顧炎武並稱爲“崑山三賢”。
治家之經 以正家風
除《無欺錄》《愧訥集》，朱柏廬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作品就是《治家格言》，亦稱《朱子家訓》，通篇以修身、齊家爲宗旨，集儒家處世爲人之大成，一經問世便家喻戶曉、婦孺皆知。一開始有人誤認爲這個“朱子”是宋代理學家朱熹，後經歷代考證確認系朱柏廬所作。
《治家格言》全文500餘字，運用“四六體”寫成，句法對仗工整，語言通俗而又精煉，讀起來朗朗上口，意味深長，循循善誘。《治家格言》把“立德”作爲根本，把“育人”作爲目標，主張做事先要做人；倡導公平厚道、儉樸清廉、誠實待人；主張勤儉持家、敬老愛幼、寬容善良，力戒貪婪勢利、渾渾噩噩、色慾浮華，反對奢靡鋪張、見利忘義、爲富不仁等。其最大特點在於，不引經、不據典，大多采用老百姓耳熟能詳的日常生活用語，“形象地告訴人們什麼是真善美，什麼是假惡醜，什麼是值得肯定和讚揚的，什麼是必須反對和否定的”。（習近平語）
作爲文化經典和蒙學讀物，《治家格言》 的各種版本層出不窮，其中名言警句，既可由長輩作口頭傳訓，也可寫成對聯條幅，懸掛在廳堂、書房，作爲治理家政、教育子女的座右銘。清中葉以後，許多書法家還喜歡把這一名篇寫成書法作品，其中有杜就田、梁詩正、林則徐、黃自元、黃易、廖綸、劉春霖、鄭孝胥等書法名家。有些寫成字帖供人臨摹；有些寫在瓷器的杯、盆、碗、碟之上；也有些刻成屏風放置堂前；連學生磨墨的墨錠上亦印着“朱子家訓”四個字，目的是做到人人耳濡目染、家家膾炙人口。
在某種意義上，《治家格言》 就是中國千百年來積澱而成的、具有中國傳統社會特徵的家庭“普世價值觀”，除了個別提法帶有封建色彩外，總體秉持和傳承了中華傳統倫理道德的優秀品質，至今閃耀着“真善美”的人性光芒，如今只需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便有極強的現實感召力和生命力。以下簡要介紹其中的名言警句：
“黎明即起，灑掃庭除”，是《治家格言》開頭的兩句。毛澤東主席曾用它教育過幹部，他說道：“中國有句古話：‘黎明即起，灑掃庭除’。黎明者，天剛亮也。古人告訴我們，在天剛亮的時候，就要起來打掃。這就告訴了我們一項任務，只有這樣想，這樣做，纔有益處，也纔有工作做。”而話語中還包含了“不掃一屋，何以掃天下？”的寓意。
“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目的是勸人勤儉節約，切莫鋪張浪費。朱柏廬認爲父母謀衣食相當辛苦，家中的樁樁件件都是家長用血汗換來的，包含了飲水思源、珍惜資源的意思，已成爲“光盤行動”的重要口號。另外，“自奉必須儉約，宴客切勿流連”、“器具質而潔，瓦缶勝金玉；飯食約而精，園蔬愈珍饈”，也是從不同的角度強調要養成節儉持家的好習慣。這些都與當下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的要求相契合。
“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綢繆”二字的本意是紮緊房頂上的茅草，泛指修繕房屋。朱柏廬提醒大家，應當趁天還沒有下雨，趕緊把屋漏修好；千萬不要等到口渴想喝水了，纔去挖井。可以引申爲做事情都要事先做好準備工作，不打無準備之仗，所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切莫“急來抱佛腳”。
另外，“居身務期質樸，教子要有義方”，提倡做人要大大方方，教育下一代要講究方式方法，注重身教重於言教。“嫁女擇賢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計厚奩”，提倡婚姻雙方少計較物質，更注重人品。“莫貪意外之財，勿飲過量之酒”，告誡世人要力戒“貪”念，凡事必須把握好一個“度”。“施惠勿念，受恩莫忘”，提倡多做善舉，做好事不留名，並懂得去感恩。“與肩挑貿易勿佔便宜，見窮苦親鄰須多溫恤”，是說做人要講究公平交易，對貧困人羣要盡力體恤。“見富貴而生諂容者最可恥，見貧窮而作驕態者賤莫甚”，批判了一些人錯誤的財富觀、地位觀和廉恥觀。“善欲人見不是真善，惡恐人知便是大惡”，直面善與惡的較量，一把撕下了僞善者的假面具……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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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九月初三
於四川古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