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朱元璋稱帝后，取消了宋代宰相職務，軍政大事全由皇帝專斷。但到明中葉後，皇帝大多隻是耽於享樂，既不信任大臣，又懶於親理政務，甚至連節日朝見百官的禮儀也很少舉行，一些大事都依靠太監管理。明武宗朱厚照就是這樣一個昏庸無道、淫樂嬉遊、不問政事的典型。當時宦官劉瑾、谷大用等擅權專政，操縱國事，使皇命不得下達，國情不得上通。明世宗即位後，時任尚書王鏊上奏《親政篇》，希望皇帝親自執政、接見大臣，以糾矯朝政的弊端。文中大意如下。
《周易》講，君臣上下溝通就會志向一致；君臣上下不溝通就不會成其爲國家了。上下溝通叫泰，不然則叫否，自古以來莫不如此。君臣相見，僅僅是上朝那點兒時間，上下之間，也只是奏章批覆爲紐帶，靠法令和制度來維持而已。這並非只是沿襲了舊例，也是上下地位懸殊所造成的。通政司來引導上奏，皇帝只不過是看看而已，臣僚就謝恩告退，誠惶誠恐地退朝。照此看來，皇帝何曾辦過一件事，臣僚又何曾進獻過一言呢？這是君臣地位懸殊，關係隔絕所致，這正是人們所說的：君臣同處一殿，卻有如萬里的阻隔，臣僚即便有意見要陳說也無由陳說啊。
我認爲，要做到君臣上下溝通，不如恢復古代內朝的制度。在周朝時候，有三種朝制：在庫門外所設的爲正朝，君主在這裏向臣僚諮詢和謀劃政事；在路門外所設的叫治朝，天子每天在這裏視朝；路門內所設的叫內朝，也叫燕朝。在朝會上接見羣臣，是爲了正君臣上下的名分，而在路寢聽政理事，是爲了溝通遠近各地的情況。按漢朝制度，有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等官員的朝會叫中朝，有丞相以下至六百石官員參加的朝會叫外朝。唐朝皇城的北面的南三門叫承天門，每年的元旦、冬至，皇帝駕臨這裏接受各國的朝貢。它的北面是太極門，西面是太極殿，每月初一、十五日，皇帝在這裏坐朝。再往北面是兩儀殿，皇帝平時在這裏坐朝理事。宋朝時，皇帝平時在文德殿聽朝，臣僚每五天向皇帝的請安就在垂拱殿，向皇帝陳說當前政事的得失利害。保留着三朝制度的遺風。上天有太微、紫微、天市三垣，天子效法它們，自古以來都是這樣的。
本朝皇帝壽辰、元旦、冬至等大朝會，在奉天殿舉行，這就相當於古代的正朝。而平時在奉天門設朝，這就相當於古代的外朝。可是惟獨缺少內朝，然而也不是缺少，那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舉行的朝會，難道不是古代的內朝的遺制嗎？洪武年間，如宋濂、劉基，以及永樂年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人，每天侍奉在皇帝身邊。大臣蹇義、夏元吉等人，常常在便殿啓奏應答政事。在那時，難道有上下阻隔的弊病嗎？現在內朝還沒有恢復，皇帝駕臨平常的朝會後，衆位臣僚就不再進見了，三大殿門高峻深閉，很少人能入內一見。因而君臣上下的情況，阻隔難通，天下的弊病就由此累積起來。孝宗晚年時，對此深有感觸，多次在便殿召大臣商議政事。 長遠而論，願皇上效法聖明的先祖，就近而論，要仿效孝宗，全部剷除近世以來上下阻隔的所有弊端。在平常的朝會之餘，再到文華、武英二殿設立朝會，以此效法古代內朝的制度。要經常引見羣臣，皇上虛心地向他們詢問，和顏悅色地指導他們，如此一來，人人都能夠暢所欲言。皇上即使深居九重內宮，但天下事情都能夠鮮明地全部展現在眼前。外朝制度是用來正君臣名分，內朝制度是用來溝通遠近情況。堯舜時代，聖上心明眼亮，好意見不被埋沒，賢才全爲所用，不過如此而已。
親政，即皇帝親自處理朝政之意，在文中表述爲“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剗近世壅隔之弊”，即要他仿效古今聖賢，親自處理政事，並與大臣商議，溝通上下意見。《親政篇》主題論點是“上下交而其志同”。意思是說，皇上和臣下要經常交流，皇上經常把意見、想法傳達給臣下，使下臣隨時瞭解皇上的意圖。下臣隨時把下面的情況如實反映給皇上，使皇上了解、掌握民情。上下形成共同的意志，達成共識。上下情意交流爲泰，上下團結爲泰，泰是國富民強的基礎。上下不交流，上下志不同，道不謀，國力必然會削弱，這是自古以來的道理。
王鏊所論是有鑑於明朝自英宗以來，皇帝很少親身過問政事，致使大權旁落宦官的政治現實，由此反映出王鏊的政治遠見。文中還從歷史的角度，以史爲證，列舉了歷朝盛世明君上下交流的“求同謀盛”制度。周文王的“正、治、內”朝制度，漢高祖的“中朝、外朝”制度，唐太宗的“外、正、內”朝制度等等。在對歷代和明代先帝有關設朝及親政的情況進行論證的基礎上，力諫明世宗，皇帝應採取的具體措施上，希望皇帝遠一點說效法明太祖、明成祖，近一點說效法明孝宗，徹底剷除現在上下阻隔的弊病。皇上除了平時在外朝朝會之外，應把文華，武英二殿仿作古代的內朝，規定羣臣按時入殿與皇上共議大事。還應“虛心而習之，和顏色而道之”，這樣“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前”。能有外朝制度來端正上下的名分，有內朝制度來溝通遠近的情況，就不會有現在的君臣阻隔的弊病。無奈朱厚熄仍舊昏庸，根本不聽王鏊的奏諫，導致大明朝錯過了極佳的經濟、社會發展良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