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4月12日，蘇聯宇航員加加林（Yuri Alekseyevich Gagarin）乘“東方一號”宇宙飛船進入太空。從此，人類對於太空這個曾經的禁區，邁出了關鍵一步。
加加林返回地球以後獲得了“列寧勳章”，並被授予“蘇聯英雄”稱號。再之後，他又成爲宇航員隊長和宇航員訓練中心副主任，出訪了二十多個國家，每到一個地方都受到人們的熱烈歡迎。
但是，人類探索禁區的過程可並不都是這麼幸運。
6年後的1967年，加加林的同事科馬洛夫乘坐的飛船墜毀。
當營救人員找到飛船廢墟的時候，只找到了科馬洛夫腳上的一根骨頭，身體的其他部分都被燒成了臉盆大小的一團焦炭。
人類探索禁區的過程中，有兩個領域最特殊，同時具備三個共性：
第一，研究對象未知，過程充滿風險。
第二，無論前期做過多少試驗，得出多少數據，最終都要在真人身上驗證。
第三：成功和失敗具有巨大的不對稱性。凱旋與悲劇同行，一旦成功，會給人類帶來巨大福利。但是一旦失敗，受試者可能是粉身碎骨。
這兩個領域一個是太空研究，另外一個就是醫學探索。
這節課就來說說醫學上的禁區是怎樣一個個被打破的。介紹的典型人物是福斯曼（Werner Forssmann）醫生，他把導管親手插到了自己的心臟裏。
打破心臟禁區的醫生
1929年，25歲的福斯曼在德國一家醫院當外科醫生。他對心臟有興趣，但是在當時，醫學對於心臟的認知非常粗淺，心臟就是禁區。
我們知道，用解剖動物或者屍體得來的粗淺認知給病人診斷或者治療，是不可能獲得突破性進展的。必須能夠在人活着的時候，測量心臟內部數據，這樣纔有可能更好地診斷和治療。
福斯曼想，能不能把導管逆着血管插到人的心臟裏呢？
因爲，確實有人做動物試驗成功過，但是在人身上沒有先例。這個試驗太危險了，肯定不能用病人試。
福斯曼和同事商量：“你們說，我把這根管子插到我自己的心臟裏行不行？”
大夥兒都不同意，說：“你瘋了？管子進心臟很可能出現嚴重的心律失常，會要你命。”
但是，福斯曼不甘心。
接下來，他和手術室的護士搞好關係，談他想做的這件事有多偉大，他說：“咱倆偷着幹行不行，我用你的手術室，你讓我拿你做試驗。”這個護士鬼使神差地答應了。
於是，兩人悄悄地溜進手術室，福斯曼把護士捆在了手術臺上。護士閉上眼睛，等着福斯曼切開她的血管。
但是，當她睜開眼睛時，卻發現福斯曼躺在另一個手術檯上，用刀切開了他自己胳膊上的血管。
原來福斯曼說用護士做試驗是假，用她的手術室纔是真。福斯曼說：“這個事可能會死人，我先試我自己。”
在護士的哭聲中，福斯曼小心翼翼地把一根管子慢慢地逆着自己胳膊上的靜脈血管往裏插。當他插到65釐米的時候，護士帶着他拍了一張X光片。
就是下面這張照片，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把導管插到活人的心臟裏。
左：福斯曼 右：人類歷史上第一張心臟導管X光片
但是，他的試驗結果剛一公佈，就立刻遭到了集體攻擊，“你是個瘋子，你這是馬戲團的小丑才玩的把戲”。結果，醫院把福斯曼開除了。
但是，對於心臟禁區的探索，讓人們不用切開心臟就可以研究心臟的結構和功能，從而得出更精確的診斷。
幾十年後，美國的兩個醫生在福斯曼研究的基礎上，開發出了心臟導管技術。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首先，醫學研究的是活體，醫學禁區的探索比其他領域面臨着更大的困境。
其次，福斯曼的研究結果經過幾十年纔得到認可和應用。但他的冒險仍然是幸運的，而大多數的試驗結果都沒有這麼幸運，很可能最後驗證下來根本沒有價值。但是，這種自體試驗一旦失敗，結果可能是受試者的死亡。
醫學探索的三個困境
醫學探索麪臨的第一個困境：缺乏技術規範的困境。
在以前，醫學缺乏技術規範。爲了減少對病人的傷害，很多醫生先做自體試驗。因爲這樣做風險可控，大不了是搭上自己的一條命，不會損傷到病人或者志願者的利益。
在今天，這種自體試驗已經不提倡了。醫學領域已經制定出嚴格的技術流程和規範來保證受試者的安全。
比如，新藥審批必須要有臨牀試驗。藥監部門制定出一整套流程，先要說清楚毒理，要有足夠的動物實驗證明安全，然後才能拿到健康志願者身上驗證，最後纔會用到病人身上開展安全性和有效性的進一步驗證。
有了嚴格的技術規範，既保證了受試者安全，又讓醫學研究獲得最大的收益，也就逐步解決了禁區探索的第一個困境。
第二個困境：倫理困境。
在醫學上，只要是真正的科學問題，一定離不開探索。福斯曼的研究困境來自於技術，而有些探索的困境來自於倫理，這就是第二個方面。
比如，性醫學研究。
這個禁區的探索就面臨着巨大的倫理和道德困境。
首先是道德壓力，“唾沫星子”就可能把人“淹死”。其次，怎麼用科學研究方法去平息這種道德和倫理壓力？
研究方法越科學，也就越有可能克服這種困境。否則真的可能成爲不道德的研究。這都是擺在研究者面前的問題。
20世紀中期，美國婦產科男醫生馬斯特斯（William Howell Masters）要研究性高潮。
我們可能會用“極度美妙”來形容性高潮。
但是，什麼是“美妙”呢？這只是一種主觀的文學比喻。
馬斯特斯認爲，只有用科學方法找到性高潮的生理基礎、數據，才能得到真正的醫學解釋。這能爲研究人類繁衍，以及治療性功能障礙問題提供科學數據。
馬斯特斯說：“如果我們連人類怎麼繁衍都毫不瞭解，還談什麼更好的治療呢？”
打破禁區必須要有科學的試驗手段。
馬斯特斯先研究自己，研究女朋友的身體。後來，他給志願者身上貼電極片，綁上血壓袖帶，連上監測的儀器，記錄性愛過程中的心率、呼吸、血壓這些數據變化。
爲了觀察女性性器官的變化，他還在女性自慰器上裝上微型攝像頭，記錄自慰過程中陰道壁的變化。
最後，他完成了382名女性和312名男性的性行爲觀察，記錄了上萬次的性高潮。
馬斯特斯利用科學的生理數據，從心率、血壓、呼吸各個角度，驗證了什麼是高潮。
舉個例子。
他認爲，陰道高潮和陰蒂高潮產生的生理反應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兩種高潮按照生理指標是無法區分的。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認主觀感覺和文化帶來的差異。
馬斯特斯用科學的數據第一次探索了性的禁區，儘管他揹負着大量的罵名和社會壓力。
性研究這個禁區，終於得到了關鍵性的突破。他的數據直到今天，都被看做是性醫學研究中的重要進展。對於治療性功能障礙性疾病，以及研究人類性行爲，都有巨大價值。
在今天，爲了解決倫理問題，已經有了嚴謹的醫學研究倫理規範。甚至在醫院，都有各自的醫學研究倫理委員會規範倫理問題。比如：
只有符合醫學目的的人體試驗纔是正當的；
受試者的知情同意；
對人體受試者進行保護；
對於特殊受試者（弱勢羣體）制定特殊的倫理規則。
醫學用技術規範和倫理規範，解決了醫學禁區探索的兩大困境，也就是缺乏技術規範的困境和倫理困境。
但是，醫學研究的複雜性遠遠不止這些，在探索禁區的過程裏，時刻都會遇到新情況。
比如我們前面提到的，爲了保證病人的安全，新藥審批要求必須完成足夠的人體試驗，充分驗證安全性和有效性後才能上市。
那麼，罕見病的病人怎麼辦？
本來患病人數就少，如果等到湊夠了人體試驗的人數，可能患病的人也就錯過了最佳治療時機。
這就是醫學探索麪臨的第三個困境：特殊的現實困境。
這些問題怎麼辦呢？
醫學工作者依然不能停止探索。對於特殊的情況，監管部門又單獨制定出特殊規範，鼓勵醫學探索。
咱們國家就規定，對於罕見病病人開發的新藥，臨牀試驗可以適當放鬆，也可以申請減免臨牀試驗，有條件批准上市。
另外，加快罕見病治療藥物和醫療器械的審評審批。對於國外已經批准上市的罕見病治療藥物和醫療器械，可有條件批准上市，上市後在規定時間內“補”做相關研究。
這麼做的目的，是利用一切可能在儘量保證安全的基礎上，爲罕見病，尤其是可能因爲缺乏藥物而危及到生命的情況，先救命而實施的特殊規範。
在未來，我們必然會遇到更多的禁區需要打破，仍然會遇到特殊的困境。但是毫無疑問，凡是符合整個人類利益的探索，都是值得被鼓勵和支持的。
這節課的主人公福斯曼，後來怎麼樣了？
1956年，福斯曼和開發心臟導管技術的兩位美國科學家一起獲得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當時因爲他做自體試驗而把他開除的醫院，這個時候說：“歡迎你回家，福斯曼醫生。咱們醫院已經改名叫福斯曼醫院了。”
探索，終於得到了應有的價值和認可。
劃重點
1. 凡是科學問題，凡是對病人有益的，儘管是禁區，都需要有人探索。
2. 醫學探索麪臨三個困境：技術規範困境，倫理規範困境，特殊情況下的現實困境。
3. 對特殊的現實困境制定特殊政策，是醫學科學和人文的體現。
思考的
對特殊的現實困境制定特殊政策，是醫學科學和人文的體現。除了醫學，你所瞭解的行業還有哪些能體現這方面的？
醫學進步需要不斷探索禁區，福斯曼醫生的心臟導管、馬斯特斯的性學數據觀察等，不光是打破禁區，還更要打破倫理道德的束縛。醫學探索麪臨三個困境：技術規範困境，倫理規範困境，特殊情況下的現實困境。
跟醫療禁區境況比較相似的，個人覺得除了轉基因莫屬。轉基因技術是近年來研究的熱點，也是爭議的焦點。在農業上，追求產量和品質以及從成本投入到經濟效益上來講，轉基因技術確實是明星，效果有目共睹。但是轉基因產品還沒有經過時間的檢驗，直接推廣開來，會不會給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造成危害是頗具爭議的事情，必定轉基因技術是新型技術，大部分人還接受不了。或許經過數十年才發現轉基因技術，確實是一件造福全人類的技術，那時候人們會敞開懷抱迎接轉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