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漢末年的三國時期，文學中的詩歌、散文和文學批評都獲得了極大的發展。尤其是在建安年間（196~220），以曹氏父子三人爲代表的詩人承繼了漢代樂府詩歌現實主義中的寫實精神，在文學上開創了被後世稱作“建安風骨”的一代文風。
“建安風骨”是指建安時期的詩歌，這一時期的詩歌以情辭慷慨，格調剛健爲共同的風格特徵。“建安風骨”的名稱最早出于于劉勰《文心雕龍》中的《風骨》篇中道：
《文心雕龍》中的《時序》篇中說道：
這說明在歷史上的建安時期詩歌是以它立足的濃厚的社會內容（“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和厚重有力的風格（“雅好慷慨”、“故梗概而多氣”）而形成了自己剛勁的“風骨”。建安文學其實詳細來說並不僅僅是隻限於在建安年間，它應該還包括了曹魏黃初、太和（220~232）這一段時間；總體上來說大概有37年（196~232）。
（劉勰《文心雕龍》。）
建安文學是中國的文學史上一個非常燦爛的時間節點，它是在曹氏父子的倡導與帶領下壯大起來的。他們的詩歌體現了文學從“自發”到“自覺”的轉變，擺脫了傳統思想的束縛，不再是把文學當作“闡發經義”的一種工具，而是用來反映現實的生活以及抒發自己的個人情感，這就使文學產生了新的面貌。它以五言詩爲首，突破了從兩漢以來空洞華麗的辭賦章句佔據主導地位的局面。它以濃厚的社會內容和剛健的寫作手法鑄就了自己的“風骨”。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中描寫了當時五言詩的盛景：“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這說明了建安詩歌在五言詩的發展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義。建安文學中的代表人物，有曹操父子、王粲、蔡琰等人。
曹操不僅是在政治和軍事上有非常高的才能，在文化上也有着卓越的貢獻。可以這樣說，曹操一心想做軍事巨人和政治軍人而十分辛苦，但他卻毫不費力地成爲了文化巨人。他酷愛漢樂府民歌，並且努力學習漢樂府的優良傳統。曹操的詩歌流傳到現在的有二十二首，而這些詩歌幾乎全是以樂府詩歌的形式爲主。它們質樸、剛健、情調悲涼，具有現實主義的精神。其中的代表作便是《蒿里行》：
這首詩用生動形象的語言控訴了軍閥混戰給人民帶來的深重苦難。詩的風格樸素又不失剛健。只有對人民的疾苦有着深刻的同情心才能寫出這樣的好詩，例如老杜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曹操便是當時民間疾苦的現實的目擊者，像這樣的好詩還有《苦寒行》等。
（曹操畫像。）
曹操在詩中也常常表達自己建功立業的理想。他在《對酒》、《度關山》等詩中寫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張。他在《龜雖壽》一詩也表達了自己的雄心壯志：這種“老當益壯”的英雄氣概給當時的他所帶領的集團產生了鼓舞人心的作用。而在《短歌行》中，雖然前面有“對酒當歌，人生幾何”這樣的消極情緒在裏面，但結尾的“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卻表達了自己一統中原的雄心壯志。
曹操在取得冀州率軍途經碼石山時寫了一首《碣石篇》的樂府，其中的《觀滄海》寫出了大海的洶湧以及詭怪壯偉的景色:
這首詩通過描寫大海的遼闊和波濤洶湧顯示出了一種瑰麗之狀；反映出了曹操雄壯的思想感情。這首詩也是中國的寫景詩中最早的佳作。
曹丕字子桓，他承繼了曹操的魏王位，後逼迫漢獻帝退位自己即位，史稱魏文帝。他也比較喜歡文學，並且在文學上的成就很高，詩和文學論都非常出名。他的詩和曹操同樣也是受漢樂府的影響較大。但在風格方面他們卻有着顯著的區別。曹操的詩內容偏多在敘事，詩風質樸、悲涼;曹丕的詩則偏於抒發情感，寫作風格較爲華麗，且更多的是體現傷感的格調。他的詩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七言詩《燕歌行》：
這首詩通過主人公的肢體動作和自然環境來刻畫人的心理，細節刻畫十分到位。如收尾部分，寫那個婦女見到:“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這裏生動地渲染了人物的內心活動，使人感到十分富有生活情趣。
（曹丕畫像。）
曹丕作品的主要缺點是反映的生活面比較窄，這是和他從小生活在深宮中的成長經歷分不開的。他的《上留田行》一詩，把“富人食稻與梁”、與“貧子食糟與糠”的社會現實，歸因於“體命懸在蒼天”。這首詩反映出來他思想中的落後成分，與曹操和曹植相比顯然要遜色許多。
曹植，字子建，和曹丕是兄弟。他從小就受到了濃厚的文學薰陶，“年十餘歲，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他在幾個兄弟中表現得最具才華，曹操曾經考慮過要把他立爲太子。後來曹操因聽信讒言，認爲他“任性而行，不自雕傷，飲酒不節”；從而動搖了對曹植的信任。
這個想法最後不僅沒有實現，反而還因此引起了曹丕對曹植的猜疑與忌恨。在建安二十五年(220) 曹丕即位以後，他便不斷對曹植施加監視和迫害。於是曹植的處境便成了一個“有名無實”的藩王，跟囚徒的生活沒有什麼區別。他在曹丕和曹敘(即魏明帝)的統治下，悲慘地生活了十二年，在四十一歲那年鬱鬱而終。曹植在詩歌的創作上比曹操、曹丕更加註重對樂府民歌語言的加工與提煉，所以他的詩在描寫上細節更加到位，形象描繪更爲具體，抒情氣氛也更加濃厚。
（曹植畫像。）
他的作品，根據他平生的經歷，大致可分前後兩期，分界線就是在公元220年曹操去世，曹丕即位時。在前段時期，曹植的生活是優渥的，所以詩作情調比較樂觀積極，主要以表現自己的理想抱負爲主。這一時期的代表作是《名都篇》以及《白馬篇》。前者對整天只知鬥雞取樂、虛度大好年華的紈絝子弟做出了深刻的諷刺。後者則描寫了立功沙場的遊俠們的武藝高強，和勇於建功立業的精神。兩首詩一經對比便體現了曹植的抱負。
曹植後半期的作品，由於地位的往下變動，所以他的生活經驗也更加豐富，對人民的所遭受的苦難也有了更爲深刻的瞭解。因此作品的選材也更加廣泛，概括的生活內容也更豐富，風格上呈現出了沉鬱的新氣象，藝術成就也提高了不少。有代表性的便是《呈白馬王彪》一詩。這首詩描寫了自己所遭受的傷害與壓迫，並且抒發了他與兄弟白馬王曹彪離別時的骨肉分別之痛。其中不僅有悲憤的呼聲和悽慘的傾訴，還插入了生動的景物描寫，情感真摯而親切。《秦山樑甫行》則描寫海濱人民的痛苦生活：
這首詩表達了詩人對海武人民深切的同情。後來曹丕爲除掉曹植這個眼中釘，以曹操死後曹植不來奔喪爲藉口，派人把他抓到洛陽興師問罪。曹丕以“兄弟”爲題，要求曹植在殿上走七步做成一詩，否則便立即斬首。曹植卻出口成章:
詩中以箕豆相煎來比喻骨肉相殘，表達了他對曹丕這種做法的不滿與悲憤。
曹植在辭賦方面的成就也同樣突出，《洛神賦》便是他的代表作。他把神話中的洛水女神宓妃的故事當作寫作素材，成功地塑造了一個形體“翩若驚鴻，婉若游龍"的神女的形象，寫得十分細緻和生動。比宋玉的《高唐賦》、《神女賦》中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要更加細緻和完整，並且更加生動形象。
（曹植《洛神賦（局部）》。）
除曹氏父子三人外，建安文學中的代表人物還有“建安七子”，他們是孔融、王璨、劉禎、陳琳、阮璃、徐斡、應場。 其中王粲的《七哀詩》便是“建安七子”的代表作之一。
（建安七子畫像。）
王粲《七哀詩》的第一首，描寫其隨漢獻帝遷都長安，董卓死後，漢獻帝初平三年(192) 避李催、郭汜之亂，從長安南下荊襄道中的見聞和感受:
作者在這裏控訴了造成“白骨蔽平原”慘象的封建統治者的罪惡，表現了對人民的深厚同情。
建安時期還有一位著名女詩人蔡琰。蔡琰字文姬，陳留園縣人，是東漢末年著名學者蔡邕的女兒。她的一生遭遇十分不幸。年輕時嫁給河東衛仲道，因夫死無子，回父家寡居。漢末大亂，爲董卓部下的胡騎擄去，居南匈奴十二年，嫁給甸奴左賢王，生二子。建安十二年(207)，曹操把她贖回，改嫁給同郡人，屯田都尉董祀。
（蔡文姬畫像。）
蔡琰的代表作是五言《悲憤詩》。這首詩敘述了作者自身的悲慘經歷，把敘事與抒情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長詩從蔡琰被涼州軍的亂兵所擄寫起:“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且則號立行， 夜則悲吟堂。微死不能得，微生無一可”。揭露涼州軍的殘酷和被城者的悲慘、非人生活。接着又寫她在何奴地區的思鄉之情。當寫列青操贖她回權，母子借別的情景時把與親生骨肉別離時的痛苦心情、矛盾心理深刻、細緻地刻畫了出來，具有強烈感人的力量。
建安時期，曹氏父子在文學方面的另一項成就便是推動了文學批評的發展。曹丕是文學批評的倡導者和實踐者。曹丕的《典論》中的《論文》篇是我國第一篇文學批評專著。曹丕在《論文》中強調了文學作品的政治作用和社會價值，認爲文章爲“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他還分析了詩賦、奏書、銘誄等文體各自的特點:“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質，詩賦歌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由於體裁不同，寫作技巧就不能一律。 一個作家往往只能擅長一種或幾種文體，正所謂“文非一體，鮮能備善”。
他認爲“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後以其發”，也就是說，作家的創作各有其個性和風格，不可強求一律。他們各有所長， 也各有所短。 他歷數了當時“建安七子”的長處和短處，指出“文人相輕” 的作風是有害的。 曹丕的這些論述，對於提高作家的地位，以及清除“文人相輕”的惡劣風氣，促進創作自由的發展都有着十分積極的推動作用。 對後世的文學批評著作， 如晉代陸機的《文賦》、梁代劉勰的《文心雕龍》也有着非常深刻的影響。
（陸機《文賦》。）
縱觀“建安風骨”的文學成就，我們可以發現曹氏父子在其中佔據了極高的地位，不管曹操在人們心中是一個什麼樣的“奸雄”；單從文學上來論，曹氏家族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還是非常高的。正是“天下三分月色，兩分盡在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