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譽陶淵明，若個記得送酒王弘？
文：枯木
提起詩人陶淵明，而今可謂婦孺皆知。作爲古代最爲知名的詩人之一，高風亮節，不爲五斗米折腰，高唱《歸去來兮辭》而歸；安貧樂道，性情自然，賦《五柳先生傳》以自嘲；志向遠大，崇尚美好，《桃花源記》成理想家園；質樸純真，嗜酒愛菊，《飲酒》、《歸園田居》開山立派，因而被譽爲“隱逸詩人之宗”和“田園詩派之鼻祖”，永遠被人緬懷。
關於陶淵明的傳記，在《南史》、《宋書》、《晉書》、《昭明文選》中皆有記載，大致相同，又各有差異，不過其中都提到一位對陶淵明照顧有加的人物，那就是在陶淵明窮困潦倒的時候，江州（江西九江）刺史王弘多次送酒米資助，其中以《晉書》記載最爲詳細。
據《晉書·列傳·第六十四·陶潛傳》記載，王弘任職江州刺史的時候，非常欽佩陶淵明的人品和詩賦，於是親自前往拜訪，陶淵明則稱疾不見。王弘便令人在打聽陶淵明的行跡，聽說其準備去廬山遊玩，便讓陶淵明的老朋友龐通之等人在半道攜酒相候，陶淵明嗜酒如命，見到酒後就在野亭欣然開飲，完全忘記去廬山的事。
酒酣之時，王弘出來與陶淵明相見，二人相談甚歡，一直喝了一整天。陶淵明沒有布鞋（只有草鞋），於是王弘讓人給他做鞋（潛無履，弘顧左右爲之造履）。問其尺寸，陶淵明不知，也不客氣，便坐在座位上伸腳讓人給他量。王弘邀請陶淵明回江州，問他乘坐什麼？陶淵明說：”我平時腳就有病，向來是乘坐竹轎，不過也完全能自己回去。”於是王弘便讓一個門生的兩個兒子一起把他擡到州府。陶淵明和王弘言談安適自然，並不因爲在州府高庭大軒而感到欽羨。後來王弘想見陶淵明，總是在山水之間等候其經過，並且在陶淵明非常窮困的時候，王弘便經常提供酒米，供給資助他。
而在南朝（宋）史學家檀道鸞編撰的《續晉陽秋》中則這樣記載：“陶潛嘗九月九日無酒，宅邊菊叢中，摘菊盈把，坐其側久，望見白衣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後歸。”這就是“白衣送酒”典故的來歷，後人用“白衣送酒”成語，說明朋友雪中送炭、隨心所願。
那麼，王弘爲何許人也？爲何史家用“王弘送酒”來襯托陶淵明的真性情？若是對當時歷史有所瞭解的朋友就會知道，王弘可謂鼎鼎大名，是劉宋時期開國功臣、書法家，忠心耿耿輔佐宋武帝、宋文帝兩世，爲“元嘉之治”盛世立下汗馬功勞，位至三公，然而世人知之甚少，下面我們就其生平略作敘述。
一、建功立業，生榮死哀
王弘（379年－432年），字休元，出身名門大家琅琊王氏，曾祖爲東晉宰相王導，祖父爲中領軍王洽，司徒王珣長子。王弘年少好學，以清悟知名，東晉會稽王司馬道子闢爲驃騎參軍主簿，當時農業荒廢，王弘建議屯田安民，頗受司馬道子賞識，後提拔爲諮議參軍，加建威將軍，領中兵等職，因父喪固辭不就。
宋武帝劉裕爲鎮軍將軍時，提拔爲諮議參軍，因功封爲華容縣五等侯，歷任寧遠將軍、琅邪內史，尚書吏部郎中，豫章相。義熙十一年(415年)，徵爲太尉長史，轉左長史，從劉裕北征。義熙十三年（417年），北伐前鋒攻陷洛陽，劉裕派王弘回朝，要朝廷給他加九錫。義熙十四年（418年）劉裕班師彭城（今江蘇徐州市），王弘領彭城太守。劉裕班師同年受封宋公，受九錫，又加王弘尚書僕射，領選。不久又遷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二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
永初元年（420年），劉裕篡晉，建立劉宋，加王弘散騎常侍，更因其是佐命元勳，封華容縣公。永初三年（422年）正月，王弘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宋文帝即位，以定策安社稷，進位司空，封建安郡公；後改監爲都督，進號車騎大將軍，領侍中、司徒、揚州刺史等職。元嘉九年（432年）進位太保，加領中書監，同年卒於官，諡號文昭，配食宋武帝廟庭。
二、廉潔奉公，德行顯著
王弘父親王珣擅於積財，廣爲放債，在父親去世後，王弘把所有的債券都一把火燒了，概不收債，並且把所有家業都交給弟弟們管理。值得一提的是，王氏兄弟都可圈可點，其中王弘最小的弟弟王曇首（同爲劉宋功臣和重臣），分家時只是拿圖書，其他什麼也不要。當時由於國家內外憂患，因而很多人無法守喪，便被徵召，然而王弘卻堅持守喪，雖然多有徵召，王弘一概推辭不應詔。
後來王弘在劉宋位高權重，歷任藩鎮以至三公，然而廉潔奉公，也不善經營，以至於去世後家無餘財，故宋文帝曾下詔稱：“聞王太保家便已匱乏，清約之美，同規古人。言念始終，情增悽嘆。可賜錢百萬，米千斛。”
三、公城子野何在？司馬道子舉哀
王弘爲官清廉，舉止得體，因而其行爲禮儀以及書法文體，爲當時人所依從效仿，謂爲“王太保家法”。並且王弘對人不假辭色，尤其是對性格狹隘、口是心非之人更是痛加詰責。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王弘年少的時候，曾經在一位叫做公城子野的家裏賭博（摴蒱）。等到當權後，有人前來求官，此人因爲曾經賭博獲罪，王弘詰責說：“聽說您不是擅於樗蒲，那麼要俸祿幹什麼？”，沒想到此人也不是善茬，回答道：“請問公城子野如今何在？”意思是即便是賭博再好也沒有當官好，這讓王弘沉默半天無法回答（當然也沒有給他官職）。
不過，王弘還有一個品德值得稱讚，那就是講究情義。王弘在東晉時期入仕時，受到東晉會稽王司馬道子賞識，多有提拔。在後來東晉權臣桓玄造反時，抓捕殺害司馬道子，但是羣臣都怕引火上身，不敢送別。然而王弘當時還是守喪期間，卻跪在道邊，哭送司馬道子，不懼生死，得到當時人稱許，從而聲譽顯着。
四、彈劾詩人謝靈運，安撫斥責並舉
劉宋時期，在宋武帝的革新下，使得很多寒門庶民因軍功升遷並被重任，從而削弱門閥士族在政治上的影響力，不過門閥士族依然隆興。比如當時著名的詩人，山水詩派鼻祖謝靈運，就是著名的謝氏家族東晉大臣謝玄的孫子，襲爵康樂縣公。謝靈運才華橫溢，卻行爲乖張，軍人桂興姦淫了謝靈運的嬖妾，謝靈運就把桂興殺掉，沉屍江中。然而御史中丞王準之沒有彈劾，於是王弘上奏，宋武帝下旨：“端右（官職，尚書令）肅正風軌，誠副所期，自今以爲永制。”把謝靈運予免官。
王弘不但嚴格執法，而且不拉幫結派，不居功自傲，據《宋史》記載，王弘在長官官員升遷的時候，每當要提拔某人時，必須先嚴厲斥責，然後予以提拔；然而若是對官員歡顏笑語時，那麼這個人肯定不會被升遷。當時人問王弘爲何如此不同態度時，王弘回答道：“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此所謂奸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絕官敘之分，既無以爲惠，又不微借顏色，即大成怨府，亦鄙薄所不任。”
王弘的意思是提拔官員，這本來是君主的恩澤，若是貪功自居，就是以奸事君；而沒有提拔的，倘若再對之嚴厲，那麼很可能形成怨恨，不利於人員管理和工作開展，這也是王弘不願意見到的結果。從這點可以看出，王弘非常懂得管理和安撫人心，因而贏得了廣大官吏的敬重。
五、體貼民情，從嚴治吏，爲元嘉之治立下汗馬功勞
王弘曆任劉宋三朝，忠心耿耿，爲官清明。宋武帝時期，存在士庶同罪不同罰的現象，當時刑法規定：“監守自盜五疋布、普通盜竊四十疋布都要被處死”，然而由於士族經常上訴，依靠家族勢力進行干預，並且有士族犯罪，讓奴僕（庶民）頂罪的現象非常嚴重，以至於若是放寬處罰，則律法如同擺設；若是嚴格執行，又有很多無辜奴僕受罪。針對這種現象，王弘提出一視同仁，並且適當放寬罪責，提議“監守自盜十疋布、普通盜竊五十疋布處死，四十疋布以下則發配做兵役。”
王弘認爲，庶人小吏偷竊可能只是無知而一時貪心，或由於輕怠而犯錯，所以將稍稍提升贓物數量以寬饒其命；但作爲高官的士人以身犯法，知法犯法，謀取私利，偷了五疋才判死則已經是很寬大了，不必憐憫。提議對官員予以嚴懲，不允許贖罪和降職謫免。在同衆多大臣激烈爭論下，王弘堅持己見，並得到宋武帝的支持，予以執行。這下爲清理吏治掃清了道路，從而颳起劉宋時期的“反貪風暴”，爲“元嘉之治”打下基礎。
在宋文帝時期，王弘體貼民情，針對當時規定百姓“十三歲服半役，十六歲服全役”的制度提出異議，認爲當時四方無事，且平民苦於力役，因而都想辦法逃竄避免服役。建議將半丁年齡升至十五及十六，全丁年齡升至十七。宋文帝都同意王弘的建議，從而減輕了百姓負擔，使得老百姓安居樂業，社會經濟迅速繁榮。
六、元嘉之治，輔佐之功
劉宋時期，在宋武帝和宋文帝的主導下，王弘等大臣忠心耿耿，從嚴治吏，關注民瘼，政治較爲清明，並推行諸多繁榮經濟文化的政策，從而使得當時人民在短期內經濟恢復，生活穩定，政治、經濟、文化均得到較大的發展，從而造就了元嘉之治，開創了魏晉以來最好的社會局面。
當時湧現了諸多對後世影響頗深的名人大家，諸如陶淵明、謝靈運、劉義慶、鮑照、裴松之、范曄、顏延之、祖沖之、何承天、陸探微等都活躍在這個時代，建康文學史論在這一時期發展到巔峯，《世說新語》、《後漢書》、《三國志注》等曠世名著誕生於這一時期，雖然歸功於宋武帝和宋文帝，然而王弘也算有巨大貢獻的著名大臣之一。
2020/11/4榆木齋
參考資料：
《南史·卷十九·列傳第九·謝靈運傳》
《南史·卷二十一·列傳第十一王弘傳》
《南史·卷二十二·列傳第十二王曇首》
《南史·卷七十五·列傳第六十五隱逸上·陶潛傳》
《續晉陽秋》
《宋書·列傳·卷九十三·陶潛傳》
《宋書·列傳·卷四十二·王弘傳》
《昭明文選·陶淵明傳》
《晉書·列傳·第六十四·陶潛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