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世達、平克、赫拉利——良心與框架這兩條出路

上回說到侯世達用誰更關心別人來衡量一個生物的靈魂,並將這個標準作爲解決當今社會問題的出路。

在《我是個怪圈》當中,侯爺把最後講靈魂這章命名爲“友誼與寬宏”,還舉了一堆大善人的例子像甘地、施維澤什麼的。根據其精神,我們不妨把這個標準簡稱爲“良心論”。這個標準有一個很大的進步:它提供了一個尺度讓我們區分人和其他動物,而且能拿出證據:人確實比別的動物更能體量周圍的人乃至宇宙蒼生,而且會爲他們犧牲自己的利益;相比之下,我們的馬哲老師講“只有人腦能產生意識”的時候就從來不講證據,連循環論證都不給提供。

雖然我也相信良心,但侯爺這種野心勃勃的良心觀有點缺陷,或將產生嚴重的後果。

1、這種良心觀本身就不完備

侯爺以關心別人來衡量一種生物的靈魂並非紙上談兵,而是身體力行。他早就成了一位素食主義者,而且關心他人,愛護動物,慈悲爲本,善念爲懷,“掃地不傷螻蟻命,愛惜飛蛾紗罩燈”。不過他和出家人有個區別就是打起蚊子來毫不手軟,因爲按照他的理論,蚊子不但不關心別人還吸別人的血,像這樣的生物靈魂是負的,所以打起來沒有什麼負罪感。

按他這種邏輯去見義勇爲除暴安良反法西斯的確是利國利民的好事,但是它真的可以讓我們一以貫之嗎?

我們知道布穀鳥說一種寄生鳥類,母鳥在其他品種的鳥巢裏下一個蛋,它比窩裏其他蛋孵化更快;小布谷鳥孵出來以後就會把別的蛋從窩裏推出去讓養父母只餵它一個。這種行爲的損人利己程度應該是不次於蚊子的,那麼侯爺能夠像消滅蚊子那樣面不改色地消滅一隻布穀鳥嗎?

我在上一篇文章反覆強調侯爺爲了總結規律忽而視視個體的差異,這回他直接忽略了一種普遍的情況。侯爺建立的模型是爲了在計算機上運行的,根本就沒有考慮人和動物的身體;從這裏開始,他的理論與現實社會漸行漸遠。

2、論證過程的瑕疵

在推向良心論的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問題是個無法迴避的話題。侯爺不知從哪翻出來一個“倒置波譜問題”,如圖所示:

最後侯爺認爲他駁倒了人與人之間的A.T.field,從字面意思來講就是人不會把黑的看成白的,所以人們的“內在”之間大體上沒有什麼不可溝通的問題,人與人之間互相影響乃至互相滲透也就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每個人都是其他人的一部分,最後(到最後一章)關心別人纔是更好地關心自己。

問題就出在這個“內在”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堅持波譜倒置論,只知道每個人認知世界的過程不是從“內在”開始的:比如我們的視覺是從眼睛乃至眼鏡片開始的,消化是從口腔開始的,總之都是從“外在”開始的。這些外在條件會干擾“信號”傳輸的過程,所以每個人對相同的刺激產生不同的反應是天經地義的事,更何況他還要考慮自己身體的其他部分。

另外在現實生活中,人還有一種天性就是要在相似的組織或者文化之間劃清界限。比如我們寧願在中西文化當中尋找共同點也要在中日文化之間找到“本質”的區別,寧願把人腦比作電腦也不願把人腦比作猴腦。這樣一來,人們的“內在”之間也就不可能不產生一些隔閡。或許心胸開闊的人可以跨越這種隔閡,但這跟沒有隔閡是兩回事。

侯爺一貫在拆穿所謂的“內在自我”,但上文說過他越過了人的身體包括天性,結果他的論證過程中就出了這麼個缺口,從證僞對手的觀點到證實他自己的觀點之間還有一片廣闊的模糊地帶。

3、好心辦壞事

我的小學老師經常給我們講這樣一個故事:一位母親對自家孩子嬌生慣養,頂着怕歪了含着怕化了,要星星不敢給月亮,孩子爲所欲爲長大以後終於成了一名殺人犯;槍斃那天孩子說想喫奶,母親猶豫了半天還是讓他喫,結果孩子一口把咬掉她的奶頭說要不是你我不會走到今天這步。

對於家長慣孩子我們可以有10000種方法去理解(比如給孩子留下一筆鉅額存款也可能導置類似的結果),但是換成同事之間、夫妻之間,情況就一目瞭然了:大家的力量沒有那麼大的差距,如果一方只是心懷善念息事寧人自己喫虧,對方很有可能得寸進尺,甚至能習以爲常,變成壞人。國與國之間也會這樣。難不成慣壞了以後再以對方自私爲由去懲罰他們?

這種欺軟怕硬的習慣也是一種非常低級的本能,跟狗攆小孩一個道理;應對起來當然用不着考慮對方如何自私(損人的行爲只要能去服務某個組織,也就很難說是自私),能懟回去就是功德一件了。

4、良心喪於困地

先不考慮真有人壞良心的情況。馬斯洛把人的需求從生理需求到自我實現分成5個層級,生理需求解決之前通常會忽略安全需求,比如3天喫不上飯的人絕對不會嫌饅頭掉地上了。這樣一來,處境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需求,因而良心觀也會受到影響:比如發達國家天天吵吵着環保,嫌有些國家喫飽了還要搞工業污染環境,全球變暖快把城市都淹了,他們只考慮自己不考慮別人,危害人類的共同利益;而發展中國家可能累死累活才能餬口,覺得發達國家只管自己打嘴炮不顧別人死活,一心遏制別人發展,危害人類的共同利益。那麼按照侯爺的觀點,到底是誰在損人利己呢?

目前大家生活都過得去,需求不同的人還只是互相埋怨;等將來年景不好(今年雖然年景已經不太好,但是放到上個世紀根本不算什麼),真到了人要喫人的時候,怎麼做纔算爲他人着想呢?我並不是危言聳聽,侯爺在《表象與本質》當中提到過關於固定資產的隱喻:人們平時消費會把自己家房子當成固定資產,怎麼看都不是能花出去的錢;等哪天信用卡欠的錢還不上,要進監獄,那房子就不是什麼神聖不可侵犯的財產了,迅速賣掉還錢。按照那本書的說法,人的觀念就是會這樣“滑動”,恐怕道德觀念也沒有理由例外。

前一篇文章說過,侯爺的理論沒有充分考慮系統失效的情況,其良心觀念自然不包括如果別人不聽他的該怎麼辦。如果事情最終發展到這一步,我們會看到“壞人”活下來,那麼孤單的“好人”會覺得別人活得不如一條狗,還是會懷疑整個良心觀念呢?

道德水準越高滑坡的空間越大,崩盤的後果也更加不可收拾。這正是: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而斯蒂芬·平克解決社會問題的思路是利用框架效應來引導人們的認知,服務公衆利益。(框架效應是一種文字遊戲。比如各位看官在本文下方指出我哪裏說得不對我可能會覺得有人擡槓甚至對罵起來,但要說我的文章很有見地但是有哪些不足之處我就樂於接受。另外我對侯爺也不是上來就懟的,之前那篇文章用了兩千多字說明侯爺的研究是個了不起的成就。)

平克與侯爺理解人類心智的方法截然不同:他沒打算在計算機上建立一個和人腦功能類似的智能,而是通過“反向工程學”的方法來推測大腦如何工作。

比如他研究過幾種不同版本的電車難題。假設我們面前的鐵軌上綁着5個人,一列火車眼看就要軋死他們,只要我們扳一下變軌的手柄火車就能變道,那條道上只綁着1個人,這種情況下許多人都會猶豫;現在換一種情況:我們站在鐵軌上邊的天橋上,鐵軌和火車和剛纔情況一樣,只是變軌的扳手夠不着了,必須用一個比自己重的物體砸它才能變軌,而我們眼前正好走過一個胖子,實驗表明,這時候更多的人選擇把胖子推下去。

按平克的思路,我們遇到上述兩種情況都應該從公衆利益考慮,讓火車變道;不過通過這個實驗,平克發現人的良心會考慮因果關係:如果直接變軌良心會覺得對不起另一條軌道上那1個人,如果是因爲一些意外原因變軌那麼我們的良心不僅不會虧欠綁軌道上那位,甚至連那個無辜的胖子也只當是捨己救人。總結起來就是:良心受制於認知,認知受困於框架效應,我們應該通過表述加以引導,而宗旨是公衆利益。


不得不承認,平克對於框架效應的忠誠是一以貫之,不但在其《思想本質》的末尾明確提出框架效應是解決社會問題的關鍵,而且自己論證的過程中也是掐頭去尾(比如《白板》中區分家庭教育與環境影響時,將家庭侷限於原生家庭)。這點我非常佩服他。

問題是框架效應這種東西從定義上就是造成分歧。如果有兩夥人爲了各自心中的公衆利益發生衝突怎麼辦呢?平克從古巴導彈危機的化解過程中得到啓發,說人們可以像那樣“進兩步退一步”,找到一個合適的角度,從更高的層面上認識公衆利益,最終找到那個合適的框架,達成共識。

雪上加霜的是,平克與霍布斯一樣,主張人們遵守法律讓警察調解矛盾;警察雖然比光講良心更加現實,也比自己動手更加理性,但這種主張一旦真正實現就等於把大量矛盾轉移到了國家層面尋求解決,再按前一段那種方法尋求合適的框架無異於古巴導彈危機重複試驗:成功100次無所謂,一次敗回原始社會。


另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侯爺在《表象與本質》當中將類比,按他的說法也就是“範疇化”,當作人腦運行的關鍵;通過這種方式,人們從一樣的情況當中抽象出不同的認知,找到各自心中的關鍵。如果我的理解沒有太大偏差,侯爺離框架效應也就一步之遙了。兩位大師若能聯手協作,互通有無,把關心他人和公衆利益結合起來,對人工智能稍作改進,研究出一些“人工情能”、“人工德能”,推廣應用,想來又是一陣血雨腥風。


與侯世達相似,由瓦爾·赫拉利也講良心,不過他更加佛系。

赫拉利認爲,我們不應該有那種自己比其他生物更優越的想法,否則將來隨着科技發展,一部分人變得比其他人更優越之後,很有可能重演幾萬年前我們的祖先消滅尼安德特人的悲劇。

在講良心的道路上,我們要克服兩大障礙:個人無知與集體偏見。上文提到的“好心辦壞事”和“良心喪於困地”都是由於個人的認知有限或者能力不足以克服困難導致良心不起作用,另外我們使用新科技的時候也可能有些嚴重的危害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暴露出來,這些都屬於個人無知的範疇。

至於集體偏見,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我們國家現在覺得工人沒地位就是集體偏見。這種偏見是自發湧現的,不但找對象的時候偏愛其他職業的,連工人師傅自己都在拼命供孩子讀書,不想讓他們再幹自己這一行。這種局面持續了幾十年,甚至可能會發展到無工可用,而目前的政策只是讓家長更怕孩子輸在起跑線上,把更多人財物力投入了教育產業。這件事情充分表明偏見比無知更可怕:即使問題擺在那裏人人都能看見,也不知要多大代價才能解決。

所以那些不那麼顯而易見的集體偏見就更可怕了。爲了避免集體偏見,赫拉利不僅把各種組織拆解成了故事,還呼籲我們不要爲了它們盲目犧牲。他用痛感來區分生命與故事:人受到傷害的時候會感到痛苦,但一家公司不會有這種感覺。

不過侯爺那本《我是個怪圈》把生命也拆解了(他提出良心論或許僅僅是出於自己的良心),他說那些意識和感覺是自我監控的迴路在工作當中產生的副作用,理論上用計算機可以做出一套功能一樣的裝置;另外行爲經濟學的試驗也發現了動作與感覺的可逆關係:比如我們發愁的時候會皺眉頭,但是他們的試驗讓一批人把眉頭皺起來,過了一會那些人也開始發愁了。綜上所述,如果我們用反饋迴路和動作的觀點去看一家公司,它也不是不能有痛感的。

儘管理論受到了質疑,但赫拉利的思想當中體現了一種經驗主義,而且他的同門,從佛門弟子到心理諮詢師,都有一定的“實戰”能力。埃克哈特·託利提到日本戰國時代有一位高僧,兩夥人擺鴻門宴的時候跑去調解;原本劍拔弩張的局面,因爲高僧發出的善意,愣是沒打起來。社會是人與人的交流,社會問題也是交流當中的問題,而交流的過程有大把操作空間(更多實例)。侯爺的模型把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簡化成了數字信號,並且作品中缺少必要的負面情況,而平克偏愛用博弈論模擬衝突,博弈論是一種回合制的遊戲,也談不上細緻。

所以說赫拉利的佛系良心論還是給我指出了一條能走的道路。他沒起那麼高的調也是好事。


寫到最後,我們發現良心與框架這兩條路要想解決社會問題都不容易。

問題有待解決,自然不會有現成的答案。所以我的結論也等於沒有結論:既要心懷善念,也要學會以直報怨。

發表評論
所有評論
還沒有人評論,想成為第一個評論的人麼? 請在上方評論欄輸入並且點擊發布.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