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上的親人》讀後


讀完《大地上的親人》,合上書,已是晚上10點半。我從書中凝滯的氛圍中起身,換上便適的鞋,下樓完成未竟的日行萬步任務。

時令已是初冬。今天恰是二十四節氣之小雪,北方開始飄雪,而廣州卻短袖依然。

夜靜謐,風微涼。此時的小區,路燈昏黃,行人寥寥,地上飄落的黃葉在夜風捲拂下發出窸窣微響。

疾走在小區的水泥甬道,我如一隻孤獨的小舟,而思緒卻依然纏繞在剛擱下的書裏。

此刻,棟棟高樓窗戶裏亮光瀉出,滿地參差斑駁。不禁想:我所居住的小區,面積不及我老家村莊一個村民小組,然而聚集着的居民人數,卻數十倍於我全村的人數。他們來自五湖四海。夜光下的每一戶人家,又何曾不牽連着一個個散佈天南海北的有名無名的小村莊?如是情景,全國又該有多少?

(一)

不久前,去阿國兄辦公室,發現兩本未拆封的《大地上的親人》,於是隨手順了一本。

阿國兄說,這本書值得一看!所描述的地方離你老家不遠。阿國兄是一位極具故鄉情結的人,寫過不少關於故鄉關於鄉愁的文章。他即將面世的第六本文集就名爲《故國鄉愁》。

當然,沒有阿國兄的推薦,我也會有興致閱讀這本書,因爲是黃燈的書。始知黃燈,源於2016年時的一篇網絡文章——《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在新媒體的轟炸式傳播中,此文成爲了當年的公共傳播事件,並引發鄉村話題大討論。

之前僅知道黃燈是廣東金融學院的教授。現在更加清晰了她的人生軌跡:早年考上家鄉一所普通大學,經歷國企下崗,後來在武漢大學讀碩,2002年南下中山大學讀博,繼而到大學謀得教職。

我能浸潤沉湎該書,並能感同身受,與作者黃燈有許多相似之處不無關係。作者與我出生於同一年代,並且僅大我不足一個月。她的家鄉岳陽與我家鄉常德毗鄰,同屬洞庭湖平原,地理物候與生活場景也極爲相似。我們同樣通過讀書考學離開農村,落戶廣州。不同的是,在求學這條路上,她走得比我遠得多。

(二)

該書主要書寫了與作者命運深刻關聯的三個村莊的變遷,以及生活其中的親人的命運沉浮,真實呈現了轉型期中國社會的真實圖景。這三個村莊分別是她丈夫的原鄉湖北豐三村、自己的出生地岳陽鳳形村、和外婆家的岳陽隘口村(作者2歲-12歲一直隨外婆生活)。其實,我家鄉居常德最北邊,緊鄰湖北,所以湖北豐三村的生活圖景也依稀有我家鄉的影子。

故此,對作者所有的描述,我沒有絲毫的隔膜,她筆下親人跌宕各異的命運,我似乎總能在我周邊親人或鄉鄰中找到對應相仿的代表。只不過,作者反覆提及的她老家岳陽兩個村莊中如毒瘤一般存在的三大陋習——賭博、買碼(六合彩)、吸毒,在我老家僅存賭博,所幸買碼、吸毒未有所聞。

如何去界定該書的文體,是一件較難的事,但似乎也無關緊要。她“試圖通過敘述以上三個村莊的生存境遇,觀照轉型期中國農民的整體命運,並在此基礎上,勾勒他們與命運對抗的複雜圖景。”在書中,作者有大量真實的描述,有“問題推動下的真實呈現”。當然,也有對各種現象的思索和因果的分析。

一直認爲,文字書寫或者說文學,不應只是高蹈的孤芳自賞的文字遊戲,不應只是不問世事的自娛自樂,一定存在一類文字,它們忠實記錄和溫情描摹,對現實生活予以反映和介入。

所以,我們應該也有民間個人化的書寫,用誠實、理性的筆觸,以悲天憫人的情懷和深沉的思索去記錄時間長河裏的褶皺屑小,哪怕只是天之一隅、林之一葉。

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後,在市場經濟的狂飆突進中,社會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幾千年的農耕文明面臨斷裂、衰敗。廣袤的農村、數億的農民,他們這三十年來的所歷都不應該湮沒在宏大的歷史敘事中。應該有人去記錄,讓後來的人去讀取。

作者黃燈對鄉村、親人準確、溫情而悲憫的描摹,是廣大農村極富代表性的縮影,是一個時代漸行漸遠的背影,也是截取保存的鄉村文明的一個標本。這確乎是該書的意義和價值。

“本書的寫作,是我遠離鄉村後,作爲短暫身份上的城市人,向永久文化上的鄉下人的回望、致意”,這份記錄的責任,應該由從農村走入城市的學人去承擔,他們也享有這份記錄的便利和榮光。正如當年沈從文對湘西對鳳凰的純美的書寫。

(三)

“我不再將鄉村視爲寄寓鄉愁的載體,而是將其作爲問題的場域。”的確,在很長一段時間和很多場合,鄉村是很多人鄉愁的載體。

鄉愁,是一個與遷徙或出走有關的詞。在當下時代,鄉愁潛滋暗長於大量從農村出走而紮根城市的人的心裏。

在諸多鄉愁的文字裏,有回味、有感傷,其中也不乏一絲不易覺察的矯揉與不願承認的優越感。

不可否認,自21歲畢業南下,無論我走多遠(當然也沒走過多遠),我總會時時記起我的家鄉。這些年,家鄉與廣州之間的千里路途,我無數次往返,且愈來愈勤。但隨時日流轉、年歲漸長,我對故鄉的映象和情感正悄然發生變化。

記得初到城市的時候,我無法完全融入城市,總認爲自己是一個客居者。每次放假都是歸心似箭。

家在哪兒,心就在哪兒。隨着自己成家育女,漂泊的心似乎安定了,甚至一旦回到老家幾天就急切想回到異地城市的家。

異鄉變故鄉,故鄉變異鄉。即便如此,現如今,一旦有空閒,又還是想回到千里之外的老家。

必須承認,對故鄉鄉村的懷想,其實是對無法回返時光的挽留,是對往日單純生活的反芻。

我記得村口的每條路和每一個水塘,我能感知深秋早晨路邊凝露結霜的草葉,我保存着夥伴的嬉鬧和惡作劇的笑臉。甚至閉上眼,我能感受風在四季的不同,田園瓜果的清香也跨過歲月無垠的溝壑還殘留在我的味蕾。

其實,那是一段貧窮、困頓的日子,但因爲時空的久遠與情感的過濾,反而氤氳了一份美好的氣息。當然,兒時也有苦澀甚至苦痛——夏日“雙搶”季節,頭頂烈日似火,身下水汽蒸騰,彎腰弓背,匍匐于田地勞作的艱辛是長久苦痛的記憶。沒有抱怨命運的不公,但也曾默默詛咒過雙腳插入的土地,也就一次次有了逃離鄉村的想法。

(四)

如今,故鄉如一尊風侵雨蝕的塑像,早已面目模糊,不再有往日模樣。“童年的阿嬌”不再,熟悉的人老了,不斷新出的人也不識。不僅人非,而且物也不是,有的推倒重來,有的任由風雨侵蝕,逐漸衰朽破敗。30多年前一排低矮破敗的小學校舍依然遺世孑立,每每目睹,我看到我的童年馭風呼嘯而至。

不可避免而讓人悲傷的是,土地大量荒蕪,而千百年來它們曾是農民的命根子。隨着能事莊稼的一代人漸漸老去,年輕一代,難以燃起對土地的熱情。一同喪失的,是收穫季節勃勃的希望與生氣。

但畢竟要生活,大量的農民工背井離鄉,湧入城市,隨之而來的是留守兒童、空巢老人的問題。不經意間,延續幾千年的農耕文明戛然而止。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於2006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改革,全面取消農業稅等等,啓動了新農村建設,實施合作醫療、義務教育和糧食補貼等惠農政策,農民確實從中得到了一些實惠。農民雖比以前富裕了,但長期以來的城鄉二元結構,大量農村存在的城鄉差別有如溝壑般存在。

城市化的進程,給部分城市周邊的農村帶來暴富的機會,但更廣袤的大地上更大量的農民還得靠從事城市底層的工作來維繫家庭的生活。

在當前大學教育成本比之上世紀九十年代前要高、就業形勢更趨嚴峻,且大學愈來愈普及的情況下,大學教育不再是精英教育,也不與之前一樣,能帶來個人、家庭甚至家族命運的改變,農民家庭也不再持有宗教般的虔誠與期望。

凡此種種,多有感受。

在《大地上的親人》裏,作者進行了更具象的呈現。更難能可貴的是,作者的這份努力堅持到成書時,已經持續13年。並表達了深深的憂慮:“對作爲農業大國的中國而言,當下農村問題的尖銳性在於,在城鄉二元體制下,整個社會承受不起農村衰敗的代價,承受不起農村青年上升通道被堵塞後的代價。”

(五)

該書的另一重意義還在於,在呈現的同時,引發更多人的關注、思考、並找尋答案。找尋答案,這必是一個無法迴避的歷史使命。

但在前言中,黃燈坦陳:“關於農村的出路,我在本書中並沒有提供面容簡潔的答案。”她的丈夫楊勝剛先生在後記中也做了異曲同工的解釋:“……也沒有野心和企圖給出解決農村問題的終極答案……”

我想,作者也沒想過給出答案,她畢竟不是農村問題專家或者是社會學學者。而且,這是一個宏大的命題,需要整個國家和社會共同面臨和解決。

但她在書中一句整體的長遠的觀念性思考和判斷,卻讓我深深認同。她說: “今天,農村的訴求不應簡單地停留在經濟層面,精神和文化的需求也應得到重視。如何幫助農村建構一種自然而有意義的價值認同,激活農村與傳統文化的情感牽連,激發其自身的發展動力,避免陷入單一消費主義的陷阱,已成爲當下農村政策、新農村建設的現實語境,也成爲知識生產過程中面臨的現實難題。”

當然,上面的觀念性思考是及遠的和更深層面。當前,更切近的應該是提高農村的生產力,提高農民的收入,縮小城鄉差距。要讓這片土地能留住青年人,讓他們不離開家鄉、不離開土地,也能享有有尊嚴有質量有前途的生活。畢竟,他們纔是新農村建設的當前主力和未來主人。

這些年,中央實行的精準扶貧、脫貧攻堅,可以說是從點上解決農村貧窮的有力有效政策。只有農村脫貧,我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才能真正實現。

日前,全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工作推進會議在京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把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擺在優先位置,讓鄉村振興成爲全黨全社會的共同行動。

如果真正實現鄉村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以推動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這將是從整體面上解決了一直懸而未決的“三農”問題,將是中國的大事、農民的幸事!

遠方有一塊土地,她承載着我們的鄉愁;遠方有一塊土地,那裏有我們的親人。

我們希望鄉愁有所歸依,我們祈盼親人葆有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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