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嘉德拍賣2020秋拍 董其昌《吳來儀公墓誌銘》，局部
董其昌《吳來儀公墓誌銘》及《濬路馬湖記》創作年代考
文/ 同古堂撰稿人/ 林妹妹 圖/ 中國嘉德拍賣
作爲藝壇領袖，董其昌是中國文人畫理論的集大成者，亦是具有近乎完美文人旨趣及美學思想的巨擘，尤是其所提倡之“南北宗”畫論，影響深遠，爲後世所法。
而其藝術造詣，也是幾無人可比附，如以“山水畫”而言，唐代富麗，宋代凝重，元代蕭散，清代奇逸，而明代或狂放，或書卷氣，惟其上承“元四家”，又溯源“五代兩宋”，成爲“古雅生拙”、“清潤秀淡”畫風格調的極致化典範。
又或書法，其師法傳統，從鍾繇、二王至張旭、顏真卿、懷素，從楊凝式到“宋四家”乃至元人趙孟頫，凡帖學流派先賢，其皆研習，旁師博採，又自出機杼，乃成明後期書壇之執牛耳者，從者如流。
▲董其昌（1555-1636）
董其昌，字玄宰，號思白、香光居士，松江華亭人，明代書畫家。萬曆十七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卒後諡“文敏”。董其昌擅畫山水，以佛家禪宗喻畫，倡“南北宗”論，爲“華亭畫派”傑出代表，兼有“顏骨趙姿”之美。其畫及畫論對明末清初畫壇影響甚大。書法出入晉唐，自成一格，能詩文。
於中國書畫史上，董其昌承前啓後，影響至深，又集前人大成，融會貫通，餘緒至今不絕，故對其考據，尤是部分未署年款“作品”，系統梳理，甚有學術意義。
筆者試從其《吳來儀公墓誌銘》及《淮安府濬路馬湖記》創作年代，淺論一二。
▲董其昌 《吳來儀公墓誌銘》，中國嘉德“大觀”夜場
▲董其昌《濬路馬湖記》，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董其昌《吳來儀公墓誌銘》
《吳來儀公墓誌銘》爲董其昌應同僚吳用先所請，爲其父親吳應道（別號來儀居士）所書墓誌銘，見載於明崇禎三年（1630）刻，董其昌撰《容臺集》卷八，而上海圖書館藏明末清初刻二十卷本《容臺集》則著錄於卷九。
▲《容臺集》（卷八·墓誌銘）中《封少司馬吳來儀公墓誌銘》書影
此墓誌銘，不同時間，兩次收錄於不同版本《容臺集》中，因牽涉及“東林六君子”之一的左光斗等敏感信息，多有修改與刪減。如刪掉吳應道夫人方氏、其子孫的婚配姻婭等，此與明末“魏閹黨”與“東林黨”黨爭的時代背景有關。
▲董其昌 《吳來儀公墓誌銘》
手卷 水墨紙本
引首：32×120 cm.約3.5平尺
字：32×963 cm.約27.7平尺
跋：36×66 cm.約2.1平尺
說明：是卷曾經清末民初學者馬其昶（1855-1930）及近代書法家、篆刻家、金石收藏家張祖翼（1849-1917）鑑藏。
馬其昶，字通伯，晚號抱潤翁，安徽桐城人。出身書香世家，幼承家學，並問業於吳汝綸。後又師事張裕釗。《桐城耆舊傳》卷四有《吳司馬廷尉傳》，對吳用先的履歷有較爲詳細的記載。通伯藏有此卷後，又延請譚宗浚、于蔭霖、吳汝綸、劉澤源等賞鑑並觀跋。
是卷曾經清末民初學者馬其昶（1855-1930）及近代書法家、篆刻家、金石收藏家張祖翼（1849-1917）鑑藏。卷後有譚宗浚、于蔭霖、吳汝綸、劉澤源等賞鑑並觀跋。
此外，是卷爲目前市場所見規格最高，形制最大且帶烏絲欄的董氏行楷手卷。卷中筆法精到，佈局疏朗，書寫自然灑脫，風格極類故宮博物院藏《淮安府濬路馬湖記》。
董其昌所作墓誌銘流傳於今者，可謂寥寥，多爲館藏，其一，爲項元汴作《太學墨林項公墓誌銘》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其二，《朱泗墓誌銘》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其三，《秦喻庵墓誌銘》湖北省博物館藏，此《吳來儀公墓誌銘》爲目前市面所見唯一著錄於其《容臺集》中，又可流通者，尤是難得。
《吳來儀公墓誌銘》書寫背景
吳用先（1558—1626），字體中，一字本如，號餘庵，安徽桐城人。明萬曆至天啓年間，其爲朝廷重臣，曾身居兵部右侍郎、薊遼總督等要職，然史載甚乏，生平語焉不詳，《明史》亦無傳記，令人生疑。
其與董其昌，皆是晚明大臣，份屬同僚，二人自然相識，故彼此交遊究竟始於何時，以及吳用先仕宦履歷、此墓誌銘書寫背景等，甚應考究。
據考，天啓四年（1624）三月至天啓五年（1625）三月，吳用先由“大總督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改任“總督薊遼”。
薊遼總督，下轄順天巡撫、保定巡撫、遼東巡撫，由此可見吳應先作爲封疆大吏，手握重兵。崇禎年間，袁崇煥即曾爲薊遼督師，而“薊遼督師”僅是“薊遼總督”屬官，亦可窺知吳氏地位之顯赫。
▲董其昌 《吳來儀公墓誌銘》，局部
據“白牧：董其昌書《吳來儀公墓誌銘》考”文中，董其昌《吳來儀公墓誌銘》手卷，卷首有言“在昔戊子之歲，其昌與今少司馬吳公同肄學北雍也”，其中“北雍”一般指北京國子監，而“戊子之歲”爲萬曆十六年（1588）。
明朝時期行使雙京制，在南京和北京分別都設有國子監，北京國子監又稱爲“北監”或“北雍”。
因此，吳用先與董其昌二人最早相識時間，應不晚於1588年，且吳氏曾入國子監。此後，董其昌於萬曆十七年（1589）及第，而吳用先爲明萬曆二十年（1592）進士，二者“舉業”相差一科。
▲董其昌 《吳來儀公墓誌銘》，局部
是墓誌銘中，董其昌稱吳用先爲“司馬”，可見吳氏步入仕途後，官運亨通，漸至位高權重。
其中，董其昌言及“敭歷中外，仗中丞之節，以奏最贈其尊人爲中憲大夫、四川巡撫都御史”，即言指吳用先在“平播之役”後“奏最”獲封諸職。“奏最”意指考績列爲優等，以此向朝廷上報。
又言“復自請告，起家納言”，爲吳用先因病辭官，家居8年，朝廷復召爲侍郎，據後文，可知乃“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納言”爲尚書等近臣所用幘巾，後泛指帝王近臣。
▲董其昌 《吳來儀公墓誌銘》，局部
而董其昌則因朝局變動，多賦閒在家，天啓五年（1625），其出任南京禮部尚書。
墓誌銘中，即有言“而餘亦承乏春卿，徼恩貤贈，追隨司馬，以酬昔願於萬一”，其中“春卿”即禮部尚書，“承乏”，是暫任某職的謙稱。
▲董其昌 《吳來儀公墓誌銘》，局部
墓誌銘中又言“從塞上授簡其昌，志贈公墓中之石”，其中“塞上”爲薊遼邊關，知吳用先從塞上乞請董其昌書寫墓誌銘。
結合吳用先天啓四年至五年間，“薊遼總督”履歷，故此墓誌銘應是董其昌於天啓五年（1625）左右書寫。具體何時，下文考據《淮安府濬路馬湖記》詳細分析。
吳用先父親：吳應道生平
關於吳用先父親吳應道，更是所載寥寥。
據墓誌銘中所言，可知吳應道，字自明，別號來儀居士，故董其昌《容臺文集》中，以《封少司馬吳來儀公墓銘》爲名收錄。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有載“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以“立德、立功、立言”爲古人“三不朽”爲功業。
然因吳應道英年早逝，暫不及完成此“三不朽”，所以董其昌分舉三事，“傳形寫照”，以期窺斑知豹，刻畫吳應道志趣高尚的形象。
其一，立行。
董其昌以吳應道少有異賢，天資聰慧，又學習勤奮，精於誦讀，嫺於帖括，隱言其若未去世，必有大成。
▲董其昌 《吳來儀公墓誌銘》，局部
吳應道應考期間，身染重疾，回桐城後很快過世。臨終之際，絕憐愛子，尤是對於九歲稚子吳應先，期望甚高。妻子方氏，三十而寡，守志皈佛，專修淨土，撫養幼子吳用先、吳用衡。一老媼亦齋戒，相隨逐二十年。
▲董其昌 《吳來儀公墓誌銘》，局部
其二，立德。
董其昌借吳用先的轉述，其母方夫人爲其描述父親吳應道“儀容修偉，神情高邁”，結婚當天“奩具甚盛”，然吳應道“目不一瞬”，不爲財物所動。
▲董其昌 《吳來儀公墓誌銘》，局部
又吳應道父親生病時，其“籲天請代，醫禱服勞，裾不解帶，既瘥而後即安”，希望代父受病，知其孝行至誠。
▲董其昌 《吳來儀公墓誌銘》，局部
其三，立言。
吳應道的遺文中有“所憂非憂貧，斯憂其可休。處處凌九霄，行行戒深溝”詩句，爲其安貧樂道的處世態度以及遠大志向的寫照。
▲董其昌 《吳來儀公墓誌銘》，局部
吳應道，年僅二十九歲，即不幸過世，“立功”暫不可得，故董其昌以“立行”以代之。
古人曾言:“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如此則吳應道“立興、立德、立言”的形象，躍然於紙。
吳應道子孫：婚配姻婭
此墓誌銘中，董其昌有描述吳應道妻子方氏及子孫婚配姻婭。“白牧：董其昌書《吳來儀公墓誌銘》考”文中，有相關論述：
吳應道與方氏生二子，長即吳用先，次子吳用衡。吳用先娶太學生唐檄之女，唐氏也屢贈淑人。吳用衡鴻是臚寺序班，娶方學易之女。其孫輩共有九人，孫子七人，孫女二人。
吳用先有三個兒子：“日昶，文華殿中書舍人，娶禮部侍郎何如寵之女；日暠，恩生，娶光祿寺卿盛世承長男孝廉盛可藩之女；日旻，娶戶部主事韓國藩之女。”一個女兒“適僉都御史左光斗第四子”。
吳用衡有四個兒子：“日旦，福建建安縣縣丞，娶方氏；日昇，邑庠生，娶孫氏；日晟，太學生，娶唐氏；日昺，太學生，娶方氏。”一個女兒“適邑庠生金日鏡”。
▲董其昌 《吳來儀公墓誌銘》，局部
▲董其昌 《吳來儀公墓誌銘》，局部
據此可知，吳用先與左光斗爲姻親。
天啓四年（1624），楊漣因彈劾魏忠賢二十四條大罪被捕，而楊漣彈劾時，左光斗參與謀議，“楊公有糾忠賢二十四大罪疏，公實預謀，逆璫亦爲氣奪。”
天啓五年（1625），因對抗魏忠賢，左光斗而含冤下獄，不久在獄中折磨而死。南明弘光時平反，諡爲忠毅。
聞知左光斗被捕，吳用先喬裝回京，欲營救其於危亡之中，惜終究未能如願。魏閹又以吳用先“私返京城，圖謀不軌”罪名，請皇帝治罪殺之，上未允。
左光斗遇難後，吳用先憤而辭歸，並於次年（1626）病卒於家。崇禎二年（1629）二月，崇禎帝命大學士韓爌等人審定逆案，清除閹黨，然彼時政局飄搖未定，此墓誌銘中又涉及“左光斗”，因此董其昌撰《容臺集》時，刪減了關於吳應道子孫婚配姻婭的情況。
此外，浩繁的《容臺集》爲明崇禎三年（1630）刻，其蒐集編纂時定然重新校對、修改，此工作往前數年已然進行，故董其昌刪減，亦是情理之中。
故宮博物院藏《淮安府濬路馬湖記》
《淮安府濬路馬湖記》
（爲方便表述，後簡稱《濬路馬湖記》）爲董其昌晚年行書碑記的代表作之一，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此卷歷來被研究董其昌的學者和書家奉爲董氏行楷的標準。
文物出版社《中國法書全集14（明3）》中對《濬路馬湖記》的創作年代定爲崇禎四年（1631年）後。而上文有言及，《吳來義公墓誌銘》創作於天啓五年（1625年）左右。
對比《濬路馬湖記》與《吳來義公墓誌銘》，不難發現兩卷書寫狀態極是相近，堪稱如出一轍，又同爲烏絲欄格，故對是兩卷的創作年代作詳細的考證，極有必要。
據《中國法書全集14（明3）》中對《濬路馬湖記》的評述：“此卷爲董其昌撰文並書，記述朱敬韜等人，興治漕之道，謀漕運之利，力主開浚淮安府路馬湖的曲折經過。朱敬韜，名國盛，華亭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歷任工部主事、員外郎、山東右佈政等。董其昌曾爲其父撰並書《朱泗墓誌銘》，於敬韜事蹟亦有所涉及。此卷未署年款，據文中內容及董氏所具官職判斷，應書於崇禎四年（1631）董氏七十七歲之後不久。”，可知其以董其昌的官職判定創作年代。
《濬路馬湖記》卷中，董其昌的官職自書如下：“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前禮部左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事，實錄副總裁，經筵講官。”
又，查閱董其昌年譜，可知：
1、天啓三年（1623）七月，董其昌得進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
2、天啓四年（1624）秋，董其昌擢任禮部左侍郎；
3、天啓五年（1625）正月，董其昌拜南京禮部尚書並赴任；
4、天啓六年（1626），董其昌上《引年起休書》吿歸；
5、崇禎四年（1631）冬，董其昌復任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
對比董其昌“南京禮部尚書”官職，可知書寫《濬路馬湖記》時，定爲天啓五年（1625）正月之後。
而“前禮部左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中的“前”，可知此爲董其昌就任南京禮部尚書前的官職，即此中“詹事府少詹事”與其崇禎四年（1631）冬“掌詹事府事”，並非同一官職。因此，以“詹事府少詹事”混淆“掌詹事府事”，定《濬路馬湖記》爲1631年左右創作，顯然是不正確的。
董其昌年譜中，並沒有關於其任“詹事府少詹事”的記錄。
不過，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董其昌《楷書三世誥命卷》中卻有線索，三段誥命有確切制誥時間，均爲天啓四年（1624）九月二十九日。
而其中，最後一段誥命中，有董其昌的部分履歷，其中：“十任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十一任詹事府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事；十二任今職”，“今職”即《誥命卷》中所言“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
其中，董其昌“十任”爲天啓二年（1622）擢任，因此，其“十一任”爲“詹事府少詹事”應介於“十任”與“十二任”之間，即天啓二年（1622）至天啓三年（1623）七月之間。
又以所書官職而言，此卷不可能作於其“掌詹事府事”之後，故可知《濬路馬湖記》卷應作於天啓五年（1625）正月至崇禎四年（1631）冬之間。
《濬路馬湖記》創作時間進一步考據
《濬路馬湖記》卷中，
所記述朱敬韜（即朱國盛）等人興治漕之道等事宜。
朱國盛，字敬韜，號雲來，明代松江府華亭縣長人鄉新場村（今上海浦東新區新場鎮）人，萬曆庚戌科（1610）進士，歷任工部主事轉員外郎郎中、河南糧道、山東布政使、後升太常寺卿。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朱國盛考中進士，未能被選爲庶常，而是被派到工部任職，負責水務管理方面的工作。
董其昌曾有《送朱敬韜水部》詩相贈，知二人交契匪淺。壬子年（1612）十二月二十四日，董其昌又作《仿大癡畫贈朱國盛》。
朱國盛初蒞政壇不久，即奉敕治理河漕。因其才能卓越，功績斐然，升大司空，掌管全國水利。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朱國盛因治理河槽有功，祖父朱鏜、其父朱泗，皆封贈山東左部政（二品）。
就在他上任大司空之際，父親朱泗病逝。董其昌爲其父朱泗作《朱泗墓誌銘》（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董其昌亦曾爲朱國盛的母親寫過《壽朱敬韜太夫人》的詩作。
朱國盛也喜藝事，擅畫，其與董其昌多有唱和題跋，如董氏曾跋言“敬韜作米虎兒墨戲，不減高尚書，閱此欲焚吾硯。”，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據此，足可知朱國盛與董其昌關係密切，堪稱摯友。
天啓年間，淮安府路馬湖（今江蘇駱馬湖）水系險情尤甚，航運受阻。天啓元年八月，南河郎中朱國盛方受事奉行嚴督河官，畢力堵塞。期間，其不畏艱險，親臨一線，多次疏浚完善，效益顯著。至天啓五年（1625）四月，工程才完成。
因而《濬路馬湖記》的撰寫時間應在天啓五年（1625）四月之後。又朱國盛治河有功，天啓七年（1627）三月，經提督漕運河道太監李明道推薦，專管漕務山東左布政使朱國盛奉旨加銜，管事吏部尚書。
周應秋復言：“廠臣擎天巨手，報國赤心，挽漕輸運，河伯效靈，裕國通糧，倉庾漸實，道臣朱國盛宜加太常寺卿，兼山東按察使，照舊管事從之。”朝廷嘉獎朱國盛並“以漕河功升太常寺卿”，調進京都，留任皇帝身邊，掌管祭祀禮樂。
故，董其昌爲摯友朱國盛書《濬路馬湖記》，應在其路馬湖的疏浚成功之後，奉調京都之前，若爲加銜之後，朱國盛再請董其昌爲其撰書舊功績就不能順理成章，略顯矯情了。
書寫時間可進一步推斷爲天啓五年（1625）四月之後至天啓七年（1627）三月之間。再者《路馬湖》卷中最後有徐標的官銜：“欽差提督河南工部水清吏司郎中”，按此銜，此卷撰寫之時朱國盛應還在工部任上。
朱國盛以工部郎中管理南河期間，編著了長達1500多頁的《南河志》十四卷也已完成。該書前有作者朱國盛自作序例一首，又有李思誠、徐標二序。
再考董其昌年譜：“天啓五年（1625）四月三日，崔鎮風阻八日，四月二十二日到蘇州平江平望鎮遇大風，作《阻風平望圖軸》。”
可知，董其昌於天啓五年（1625）年四月由長安（北京）回鄉，書畫船經山東、過路馬湖、到崔鎮（宿遷南35公里處），風阻（颱風）八日。崔鎮林官渡口明清兩代是京杭大運河南北交匯必經之處，歷代設有“崔鎮驛”，是萬商匯聚之地，又是關防要塞。
此時，朱國盛治理浚路馬湖工程竣工，正逢同鄉長輩兼摯友的董其昌回鄉，又因風阻當地，其宴請董其昌，再挽留歡聚是理所當然的。
而董其昌爲表彰朱國盛治水之功，爲之撰寫《濬路馬湖記》，以其灑脫的筆法，優美的文辭，高度讚揚朱國盛之舉乃“所謂一勞久逸，暫費永寧者也”亦是情理之中。
此外，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董其昌爲朱國盛父親朱泗作《朱泗墓誌銘》楷書，後四行跋文明顯不是1615年所書書風。
跋文原文：“敬韜奉敕治河漕，以立功薦敘。蒙恩俞爲大司空右總憲開府中丞。雖皆牢讓不拜，而山東左伯誥命已給，當如二品，樹神道碑於先塋。此銘但筮仕時作耳。董其昌題”，鈐“宗伯學士”、“董氏玄宰”二印。
此“宗伯學士”、“董氏玄宰”二印，爲董其昌1623年秋，任進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後啓用，爲1623年至1636年最常用的印，不可能在1615年出現。因此，此題文應爲此時（天啓五年四月）補題，且論及“朱敬韜治河槽已立功，恩俞爲大司空，誥命再封當如二品”是對先人之告慰。
綜合以上材料，我們可以很有信心地推斷，《路馬湖》卷應作於天啓五年（1625）四月三日至二十二日之間，而且應在“風阻八日”期間，說是四月三日至四月十一日之間也不爲過。
《濬路馬湖記》與《吳來儀公墓誌銘》
僅就書風而言，《吳來儀公墓誌銘》與《路馬湖》完全相通，且兩卷中董其昌的官職是相同的，又天啓五年（1625）正月，董氏拜南京禮部尚書。故《吳來儀公墓誌銘》定爲其官拜南京禮部尚書之後的作品，即天啓五年（1625）正月之後。
查對吳用先生平，《大明薊遼總督一覽表》有載：“31、吳用先，南直隸桐城，天啓四年（1624）三月己卯（1624年5月12日），天啓五年三月戊戌（1625年）令閒住。”“東林黨碑”七碑中有三碑準確記載對吳用先的處置：“三月，令閒住”。
而此年，吳用先三月回京閒住，董其昌四月自京南下回鄉，又天啓六年（1626）十月，吳用先卒。
另外，天啓五年（1625）董其昌拜南京禮部尚書，稱“大宗伯”，吳用先“塞上授簡”（即吳用先在薊遼總督任上寫信），請董宗伯爲早年過世之家翁書墓誌銘，此書寫時間定爲天啓五年（1625）三月末至四月初之間最合理。距書《路馬湖》卷不足一月時間。
至此，此兩卷的創作年代便基本清晰合理，應屬於同時期的作品，是董其昌晚年之作，兩卷均佈局疏朗勻稱，所謂“漸老漸熟，反歸平淡”，寓生秀於撲茂蒼拙，自然灑落。一樣的形制，一樣的行楷，一樣的書風，渾如一卷，誠是殊爲可珍也。
《吳來儀公墓誌銘》書法
與《濬路馬湖記》一樣，《吳來儀公墓誌銘》行筆端莊自然，氣息無絲毫故作姿態，平淡天真，轉折處亦往往一帶而過，看似毫不經意，實是書道造詣至深。
又有烏絲欄格，字裏行間，不見密佈緊靠爲主的格局，字與字遙隔天河又翹首相望，行與行則筆斷意連，妙趣天成。
▲董其昌 《吳來儀公墓誌銘》，局部
而不同於《濬路馬湖記》，墓誌銘多有正稿及草稿之分，此《吳來儀公墓誌銘》稿中未見塗改，應爲正稿，自是書寫依次漸序，格式嚴謹，脈絡分明，而風采不減，此爲《濬路馬湖記》所不及，更遠非尋常應酬之作可比附。
卷首，劉澤源題引首：
▲劉澤源題引首
亦有譚宗敬、于蔭霖、吳汝綸等人題跋，馬其昶及張祖翼鑑藏。
▲譚宗敬、于蔭霖、吳汝綸等題跋
結語
董其昌書藝成就，兼得“顏骨趙姿”之美，學古卻不拘泥於古，隱隱然有“明代書聖”之勢，《畫禪室隨筆》以及所提出的“南北宗”論，更是中國繪畫史之分水嶺。
而此《吳來儀公墓誌銘》可考明代重臣吳用先生平，補史料之不足，又與晚明黨爭有關，如涉及“左光斗”等，而書法更是“漸老漸熟，反歸平淡”，媲美北京故宮博物院館藏董其昌代表之作《濬路馬湖記》，其之稀珍，難得之至也。
參考資料：
白牧：董其昌書《吳來儀公墓誌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