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在資治通鑑裏，秦孝公是披着儒家外衣的佈德修政的好主公，但是在史記裏，其實改革和變法的一切，秦孝公都可以算是主謀，商鞅只不過是秦孝公實現變革的工具驅民在信誠，一言爲重百金輕。
在《史記?商君列傳》裏說到，商鞅和秦孝公的3次見面
第一次，商鞅用五帝治世之道（夏朝之前的原始社會時期的治理之道）勸說秦孝公，秦孝公在打瞌睡
第二次，商鞅用三王之道（夏商周三代國君治世之道）勸說秦孝公，未被採納
第三次，用五霸之道勸說秦孝公，秦孝公採納了，此後秦孝公和商鞅交通常一談，就是談了幾天卻不覺得厭倦，有個叫景監的中間人問商鞅原因，商鞅說，秦孝公認爲，五帝、三王之道太久遠了，他等不起，他要趁自己在位的時候就揚名天下
大家都知道，儒家是最推崇三皇五帝的治理原則，通過推行德政，讓整個國家好起來，這是需要時間的，儒家認爲，這是最根本的解決辦法，但是在《商君列傳》裏，秦孝公表現出來的，完全就是站在了儒家的對立面
有意思的是，我們可以看看和司馬光同時代的蘇東坡的想法
蘇東坡在《東坡志林?卷五-司馬遷二大罪》一文中，有這麼一句，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蘇軾把秦國強大歸功於秦孝公，而把商鞅變法的功勞一筆抹殺
他引用同時代人司馬光的言論，認爲變法只不過是設法侵奪民力，其害甚於加賦也。而對於商鞅、桑弘羊二人，蘇軾痛斥道：二子之名在天下，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污口舌，書之則污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忘軀者，相踵也……
蘇軾和司馬光的觀點如出一轍，考慮到他們倆同樣的時代，他們的政治主張，我們就多了一層理解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在王安石看來，給社會規劃藍圖並不難，難就難在衝破了重重阻力，把藍圖不打折扣地貫徹下去。要想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用非常手段建立政府的公信力。當初公孫鞅通過徙木立信，能把一羣愚民調教得服服帖帖的，這太了不起了，太讓人羨慕了。
2我們知道家用電器功能越簡單越耐用好用，不容易出故障；商鞅也希望通過把秦國社會系統刪繁就簡，獎勵耕戰，把社會簡化到幾乎只留下耕和戰這兩件事，讓國家管理更方便，社會治理更有效。
從徙木立信可小中見大，讓我們看到公孫鞅改革方案的一個縮影，其中已涵蓋了改革的三大要點：第一，目標簡單；第二，規則明確；第三，賞罰及時。因此才能迅速在全國推廣。
3一個人的習慣叫作習慣，所有人的習慣叫作習俗。
在全世界的法制史上都是一個很核心的爭議問題，就是立法到底應該移風易俗還是順應習俗呢？
4盧梭認爲習俗是所有法律當中最重要的法律。習俗雖然既不被刻在大理石上，也不被刻在銅表上，卻深深地銘刻在了公民的心裏，形成國家的真正憲法。
5社會結構不同或社會形態不同，改革的難度與方法有異。
社會學家涂爾幹區分了兩種社會形態：
一是機械團結（mechanicalsolidarity），社會成員高度同質化，有着共同的歸屬感，就像同樣規格的螺絲釘組成了一個社會機器，形成機械系統。
二是有機團結（organicsolidarity），社會成員高度異質化，信什麼的都有，幹什麼的也都有，通過七拐八彎的分工協作聯結成了一個社會，形成生態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