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名: A Natural History of Human Thinking
ISBN: 9787303217885
內容簡介：
“思維”是人類個體獨自的狂歡嗎？
在進化成爲現代人的歷程中，
人類這一物種到底經歷了怎樣的思維變革？
本書爲你講述一個人類思維誕生的故事，
故事將以我們的祖先類人猿作爲開頭，
以現代人類和他們的文明結束 。
自從達爾文開始，思想家難以從根本上找出人類與其他動物的本質差異所在。心理學思想家邁克爾·托馬塞洛以數據和實證講述了一個人類思維誕生的故事。故事將從我們的祖先類人猿開始，以現代人類和他們的文明結束。
“思維”是人類個體獨自的狂歡嗎？
與類人猿相比，人類的思維獨特性到底是什麼？
在進化成爲現代人的歷程中，人類這一物種到底經歷了怎樣的思維變革？
托馬塞洛超過二十年的人類和類人猿比較研究指出，一旦我們的祖先學會與他人一起追求共同的目標，人類便找到了屬於自己的進化之路。
作者簡介：
邁克爾.托馬塞洛（Michael Tomasello）
美國發展與比較心理學家。德國馬克普朗克進化人類學研究院聯合院長，德國萊比錫大學心理學系榮譽教授，美國杜克大學名譽教授。
從20世紀90年代起，多項學術大獎榮譽加身，被公認爲當代最權威的發展與比較心理學家，是世界範圍內少數被多學科領域認可的學術權威之一。他關於社會認知起源的先鋒性研究，開啓了發展心理學與靈長類認知研究的獨特視角。
所獲榮譽（部分）：
· 2003年入選德國國家科學院（German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 2006年榮獲被譽爲心靈哲學諾貝爾獎的法國讓-尼科獎(Jean Nicod Prize)
· 2010年入選匈牙利國家科學院（Hungarian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 2015年榮獲美國心理協會傑出科學貢獻大獎
· 2017年入選美國藝術與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
· 2017年入選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譯者 蘇彥捷
北京大學心理學系導師、教授，北京大學元培學院副院長。以發展心理學、生物心理學爲研究方向，參編多本教材，譯著如《發展心理學》、《女性心理學》、《環境心理學》、《生理心理學》、《心理學與人生》。
精彩書評：
壹：短評
# 闡述人類獨特思維的社會化本質起源，基於共享意圖性假說（從競爭性的個體意圖到雙人合作的聯合意圖，最後形成羣體文化的集體意圖），對人類思維進化史進行了整體敘事（三種意圖性的兩次跨越）。儘管學術味較濃，但很有說服力，對大腦認知和文化進化理論也是很好的補充。
# 哲學與演化論的交叉，演化論中強調文化規範重要作用的學說。如果說我完全看懂了，我只能說那是瞎扯....但對托馬塞洛的描述的圖景的解釋，我也不大讚同，在這方面我還是更傾向於圖比和考斯麥茨的演化心理學解釋
貳：
全書較爲學術嚴謹的介紹了human thinking（我傾向於翻譯成“人類思考”，以區別與中文版翻譯“人類思維”。一來強調thinking的動態過程；二來中文思維會有諸如觀點、模型、方法論等的介入，但thinking不強調這一點。）的發展。這個發展可以是human thinking的歷史發展，也可以是一個個體從出生到成長的thinking發展過程。
認知不是簡單的刺激->反應過程，或者準確的說，這個過程還不上認知。加上反饋過程，也僅僅是weakly cognitive或者也談不上認知。真正的認知需要發現因果以及目標，也就是認知是需要目標感的。
這個發展過程強調thinking的社會性，即不是個體認知獨立發展；以及不僅是因果性，還更強調意圖性intentionality對thinking發展的影響。比如放到孩子教育來舉例而言，孩子的培養不僅僅是做題學琴這些個體性強的認知發展，而更多要注重社會性、羣體性的認知發展，一個優秀的人更多的是一個優秀的社會人，要關注、指導和協助孩子社會化的過程；以及，不僅僅通過掌握世界的因果性來理解世界，還需要幫助孩子建立願景、價值觀和信念（當然這些個“意圖”受到羣體／集體的影響，並在合作和溝通中產生。），即認知會受到“你願意相信什麼”、“你擁有怎樣的目標”的影響。一個企業的戰略和認知也是如此，也可以做爲人工智能發展路徑的參考。
本書中文翻譯質量欠佳是一個遺憾，建議以英文版爲準，參考中文版進行閱讀。
叄：
中文版序言
從古希臘開始，西方知識體系中的個體主義導向已初見端倪。它不僅影響了哲學，尤其是以英語爲母語的西方世界中的分析取向，也浸染着19世紀纔開始作爲一門獨立學科登上舞臺的心理學。
然而，這種形勢正在發生改變。在哲學界，過去的幾十年見證了一種新的範式的湧現，它嘗試對人類的共享意圖（或稱之爲集體意圖）進行描畫。諸如John Searle，Michael Bratman和Margaret Gilbert這些有影響力的哲學家都加入了這一行列，並部分揭開了相關活動中涉及到的參與方式。而與之密切相連的人類活動雖然從表面上看充滿了個體主義色彩，但背後社會關係、文化習俗、規範和制度在其間扮演的角色決定了這僅僅是一種可能。本質上，人類獨特心理的深層結構是浸染着很強的社會性成分和文化底色的。
在心理學界，這種變化由演化取向推動。對比人類及其靈長類近親的演化會清楚的發現，其間涉及到的重要差異都源自人類的獨特互動形式，尤其是人類樂於從事的多種形式的合作，其中也包括人類獨具的合作性交流。其使得人類羣體可以藉助合作創造出任何個體所無法獨自創造出的各種事物，這在電腦和摩天大樓這類創造中體現的尤爲明顯，當然也體現在更爲基礎的人類能力當中，如習俗性語言交流和藉助道德準則進行的自我調節。
《我們爲什麼合作》以2008年我在斯坦福大學“泰納講座”（Tanner lecture）上所講內容爲藍本。當時的講座主要針對一般性聽衆，其核心觀點在於相比其他靈長類，人類具有超強的合作性。幼兒似乎天生就會合作，實際上，成人的社會化引導和訓練並不會在其間起到多大的效果。當然，這並不是說成人的社會化訓練是不重要的，它確實重要，但只是對那些年齡大一些的兒童。兒童可以不避困難去幫助別人達成目標，也可以和他人合作以達到共同目標，他們在此類任務中表現出的一般性合作天性並不是社會化訓練帶來的。本書中提到的很多研究都致力於描述人類的這種適應合作的獨特方式。
《人類思維的自然史》面向的讀者更多的是學術界同仁。它的核心觀點是，人類思維的獨特形式立足於靈長類思維（類人猿問題解決情景中也會進行思維推理），但隨着演化的推演其又逐漸超越靈長類思維。使人類思維得以超越的原因在於社會過程的融入，社會性成分和交流成分的參與使得人類有能力形成視角性認知表徵（同一動物即可被稱爲狗，也可以被稱爲寵物）和進行遞歸思維。那些管控推理過程的規則，例如不要自我矛盾，紮根於社會這一統一整體，本質上，是它們限定了某一文化背景下何爲理性。本書以暗喻開頭，指出人類思維就如同一個爵士樂演奏傢俬下里即興表演一個新的曲目，無可置疑，這是個體活動，但如果沒有創造樂器、樂理的先輩以及構成製作音樂過程中重要一環的觀衆，這個所謂的“個體活動”就無法實現。
我不是跨文化心理學方面的專家，但通過閱讀一些相關研究，我知道連同中國在內的很多東亞國家的文化都更偏向於集體主義，而這同我自己成長和學習的文化環境並不一樣。所以，對於中國讀者來說，我這裏的很多觀點可能都是顯而易見的。但無論如何，我僅着眼於論證相關知識的準確性，同時希望即便對於飽受集體主義思維和行爲方式浸染的東方讀者來說，也能在同人類社會互動和思維這些基礎過程相關的問題上有所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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