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與他的大歷史觀

黃仁宇與他的大歷史觀

【摘要】:黃仁宇的大歷史在國內學界產生很大的影響,褒貶參半,解讀各異。黃仁宇的大歷史觀主張要以技術的角度看歷史,不能簡單地以道德評價籠罩一切,本文試圖從黃仁宇衆多著作中簡單提煉關於大歷史觀的形成原因,對黃仁宇大歷史觀原因探討有助於人們更加深刻地瞭解大歷史觀。

關鍵詞:黃仁宇;大歷史觀;原因

黃仁宇(1918-2000),湖南長沙人,1936年考入天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系就讀,抗戰爆發後從軍,進入《抗戰日報》後又考入國民黨中央軍校;畢業後以少尉軍官的身份,參加抗戰,抗戰結束,考取了美國陸軍參謀大學,1948 年畢業,被派往國防部。但具體的工作,黃先生並不太感興趣,按黃先生的話說,是“學習未成先習劍,用劍無功再讀書”,他於是毅然在 1950 年退出軍界,漂洋過海,到美國讀書。這一年,黃先生已經 32 歲,他從本科開始讀,到 1954 年,獲得學士學位,到 1957 年獲得碩士學位;但獲得博士學位,則是在七年後的 1964 年,獲密歇根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他相信治史從斷代開始最穩當,於是讀博士他選擇了明代的財政問題。讀過相關資料後,他發現《明實錄》是一部相當完善的文獻,他以每天 50 頁的速度,用五年多的時間,全部將其讀完。之後,曾在南伊利諾伊大學任教,1968-1980 年任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教授,還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1967)及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1970),參與《明代名人傳》及《劍橋中國史》的研究工作。1980 年黃仁宇被紐普茲分校解聘後,專事寫作。黃仁宇成爲史學界少見的半路出家的史學家。黃仁宇於一番輾轉煎熬之中,提出了“大歷史觀”,主張要從技術的角度看歷史,而不能簡單地以道德評價籠罩一切。他先後撰寫了一系列膾炙人口的史學著作,如《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放寬歷史的視界》、《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地北天南敘古今》、《關係千萬重》等。他所闡述的大歷史觀,讓許多讀者感到新鮮並受到啓示。

關於黃仁宇大歷史觀形成原因,有多重因素組成,具體的有三部分:

一、主觀原因

1.個人經歷

黃仁宇說:“我的經驗,是幾十年遍遊各地,聽到不同的解說,再因爲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體現出來的。”“才越來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個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義,要在歷史上獲得,而歷史的規律性,有時在短時間尚不能看清,而須要在長時間內大開眼界,纔看得出來。”黃仁宇曾說:“我年輕時從軍十年,解甲退伍之後,負笈於海外,可謂‘讀書未成先習劍,用劍無功再讀書’。有了這樣一段顛簸之經驗,自己尚在憧憬於近身所見聞的事蹟之真意義。”他在總結自己大歷史觀生髮的原因時,將之大部分歸因於“命運之安排”。

典型的兩個生活的例子,比較恰當的說明黃仁宇的大歷史觀與他的親身經歷與經驗有關。一個是他在國民黨軍隊當排長時,爲了補充兵源,曾到鄉下抓壯丁。他提出疑問:“何以一千多年和兩千年來統治者不把被統治者當作人的做法,在民族解放的戰爭中依然存在?”對此,他的解釋是關鍵在於“以大批小自耕農作稅收基礎,收入有限,無法支持現代型的政治”。黃仁宇的結論是從技術而非道德角度才能看清問題,要了解現今的中國,最少也要把歷史的基點推後四百年。

另一個例子是在教學期間,緊湊的課程安排,使得他必須在短短 50 分鐘內講述兩百多年的中國歷史(每分鐘四年),“就這樣在不知不覺間,我被訓練成以大歷史的方式來思考”。他說:“作爲人師,在美國學子之前講解中國歷史,深覺得不能照教科書朗誦,尤其是每次複習考試之後,不免捫心自問:他們或她們需要理解井田制到何種程度?與他們日後立身處世有何用場?”正是在美國教書的經驗,使黃仁宇具備了大處着眼、化繁爲簡的功夫,這在客觀上促成了其大歷史觀的產生。在寫下《萬曆十五年》和《中國大歷史》之後,這種宏觀及放寬視野的觀念則臻於成熟。

2.民族氣量

黃仁宇的大歷史觀源於一箇中國人站在高度對苦難中國的深沉思考。黃仁宇認爲:“大歷史的觀念不失爲產生深度詮釋的工具。1979年,中國尚未完成長期的奮鬥,尚未將國家從農業官僚體系轉化成現代化國家,爲達成現代國家的境界,…中國將採取競爭的態勢,和全球其他國家面對面,爲達此目的,內部組織必須合理化。” 因此黃仁宇的立論很簡單:爲理解今日的中國,我們必須回溯和西方國家對峙時期,因此必須將基線往後延伸,到鴉片戰爭前兩百多年。黃仁宇希望找到一種史學研究方法,將中國進行貨幣上的管理,擴大參考架構,這樣才更容易看到長期的發展,黃仁宇希望中國未來的發展越來越好。

二、客觀原因

1.父親影響

  黃仁宇的大歷史觀潛在的內在因素來自他父親黃震白的教導於影響。黃震內生於湖南一個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清末加人了“同盟會”,先後經歷了共和時期、反袁世凱帝制的二次革命時期,並經歷了袁世凱死後多年的無政府狀態。也許是遭遇了太多變故,黃震內逐漸養成了凡事謹慎的態度,這種謹慎給兒子黃仁宇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黃仁宇哪怕在極爲衝動的時刻,也還是會像父親一樣慎行事。父親還讓黃仁宇認識到,雖然自己參過軍打過仗,甚至還受到過政府的表彰,但歸根結底是個歷史倖存者,而非英雄。也就是說,一個人需要跳出自己的狹小世界來看歷史。歷史局勢變幻莫測,置身其中的人往往當局者迷,只有站在歷史之外看歷史,才能看得更清楚更透徹。父親的教導不僅讓黃仁宇具備了一個史學家的視野,最重要的是讓他在面對自己的人生處境時,有了一種“冷眼旁觀”的姿態。一個人之所以對世間之事有情緒,大都是因爲這些事情和自己有關,但如果以一種跳出紅塵的“冷眼旁觀”的姿態看待,就會釋然很多。父親對他的教導讓他一生受益無窮。黃仁宇說:“我童年時,就已意識到父親比同學的父母老許多,但我並不知道,父親和我相隔的這四十歲,代表整個家庭跳過了一代,也讓我直接接觸中國追求現代化過程的延長奮鬥,這場奮鬥在他之間就已展開,在我這一生恐怕還不會結束。” 又說:“父親如何影響我成爲歷史學家呢?他讓我自覺到,我是倖存者,不是烈士。這樣的背景讓我看清,局勢中何者可爲,何者不可爲,我不需要去對抗早已發生的事。”“他以間接但有效的方式灌輸我,革命修辭和行動是有所差別的。就某方面來說,我的歷史觀來自他的教導。” 的確,黃震白所處的時代不管是引發黃仁宇的思考還是直接的教導引發確實對黃仁宇的大歷史觀的產生影響很大。

2.時代背景

  黃仁宇生活的時代裏,中國戰亂動盪、政局不穩、搖搖欲墜的幾十年,世界從“二戰”到“冷戰”的歷史發展。在這種大環境下,黃仁宇不斷思考短期與長期、個人與集體等中國未來命運。波瀾壯闊的大時代背景,使他關注歷史發展趨勢時,不得不把視界放寬,不侷限於一時一事。站在高度看待東西兩方文化與各種差異,這種將東西文化相併區分糅合的看待就使黃仁宇的歷史觀具有了兼收幷蓄、有容乃大的特點。他解釋之所以稱大歷史:“是因爲只有大才能容,只有大才能找到解釋得通的道理”。在中西兩種文化環境中,黃仁宇以中國傳統文化爲根基,同時又受到美國文化環境的薰陶。正因如此,他“纔對東西兩方社會有了一段切身可靠的認識”。在東西方的比較中,黃仁宇看到了中國傳統社會的遲滯消極,西方國家的積極變革,而且他強調“我們光是抓着兩方一人一事而比較,是比較不出其所以然的”。於是,他一再申明,要在“大歷史”的範疇上探討中西曆史的進程,才能釐清中國歷史的基本脈絡,明瞭歷史發展“何以如是”的因果關係。

三、其他學派

1.年鑑學派

從黃仁宇先生的諸多著作中我們不難發現, 其學術思想的很多方面深受法國年鑑學派尤其是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 , 1902 ~ 1985 年)的影響。“整體史”觀的概念是由法國年鑑學派第一代領袖之一馬克·布洛赫最先提出的, 並經第二代領袖人物費爾南·布羅代爾的努力與創造從而成爲影響整個法國乃至國際史學界的一種史學範式, 即整體史觀的年鑑模式。他把歷史的時間劃分爲地理時間、社會時間和個別時間, 即長時段、中時段和短時段, 而地理、氣候 、動植物等自然環境因素則是那種長時段的結構因素 ,對中時段的經濟社會運動和短時段的政治事件起着隱蔽的支配作用。可以看出, 地理學的 、或者空間的角度被布羅代爾放在了首要的位置 。整體史觀並不是以一種決定論代替政治決定論, 而是要求建立新的史學觀念和新的研究方法,即提倡史學多元化發展。黃仁宇借鑑“長時段”概念而提出了“長時間”的概念。在研究方法上,黃仁宇同樣秉承了年鑑學派所主張的跨學科、忽視意識形態、不受教條主義影響的信條。他曾總結說,布羅代爾的“整體史”(total histroy)和其“大歷史”相似,都不帶政治成見。需要注意的是,黃仁宇也同時深受這一學派包容多元化史觀的影響,在大歷史觀的闡釋中更多地體現了不拘成見、尊重異己的態度。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大歷史觀”的題中應有之義。

2.劍橋與哈佛

以費正清爲代表的哈佛學派和以李約瑟爲代表的劍橋學派,直接影響了黃仁宇學術思想特別是大歷史觀的形成。哈佛學派並沒有給黃仁宇可資吸收的理論源泉,但出於對他不同意的史學觀念的反向思考反而提出了大歷史觀。黃仁宇指出:“大概西方的研究,分工過細,忽視傳統中國以‘經濟’爲官僚主義管制的辦法。”黃仁宇又說:“1970 年,我得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的一筆研究費,前往麻省劍橋研究明代的財政 稅收,受費正清教授的督導……可是在治學方法上,我們卻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處。他重分析,我主張綜合;他堅持以二十年爲研究的範圍,我動輒牽涉一個世紀或一個朝代;他用演繹法,我用歸納法。”黃仁宇是一個注重綜合的人,正是這種反面的刺激,激勵了黃仁宇在研究時更主張綜合和歸納,於是產生了大歷史觀。

與之相反,劍橋學派則使黃仁宇受益匪淺。有着經濟社會史研究傳統的英國,使黃仁宇的史學觀念找到了皈依。尤其是與黃仁宇私交甚好的李約瑟,注重綜合歸納的治史方法,正暗合了黃仁宇的學術追求。以綜合歸納爲主導,是大歷史觀作爲一種史學方法所體現出的重要特點。1967年 7 月,黃仁宇接到李約瑟博士邀請參加他的《中國科學與文明》計劃,之後他們一直書信聯繫,他給黃仁宇簡介他的研究手法、他的風格和他的史觀。黃仁宇說:“李約瑟不受限於任何預設的想法,也沒有選擇性的視野,可以在行程中看到許多精巧的發明,不但中國政府官員看不到,而且一心模仿西方的現代科學家也無從得知。經過長期觀察,社會能否適應科學的問題因此浮現。在李約瑟的許多文章和演講中,他認爲中國的官僚式管理既是奇蹟,也是恥辱。……我讀到這些段落時,感到非常高興。就我自己的觀察,中國缺乏有效的貨幣管理,沒有足夠的‘連結環扣’來串連 上層結構和下層結構。我的觀察正符合院長的立論。”又說:“我在1972 年至 1973 年的一年居留劍橋……1974 年還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往歐洲大陸巡遊一次。只是這樣一來,我所研究的歷史,包括東西兩大壁壘的觀察,已經不是分割當中一個小題目作分析,而是綜合劃時代的改變作一個大規模的比較,這樣一來,無形之中已進入我日後稱爲‘大歷史’的道途上了。”英國學術界尤其是以李約瑟爲代表的劍橋學派對黃仁宇的指導與交流,讓其在無形之中踏上了尋找大歷史觀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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