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四)

三、求賢若渴;寬宏大度;


知人善用;猶過武侯。


在封建社會,凡有霸王之志的英雄,如果沒有一批忠實而智勇雙全的人才,那麼在羣雄逐鹿的競爭中就必然失敗。把聚攬人才,擴充自己實力,看作是決定競爭勝敗的直接因素,在這一點上,曹操誠屬富有清醒頭腦的政治家、軍事家。據史載,曹操曾三次下令,公開向天下求賢,在公元二一0年春天發佈《求賢令》中,他指出:“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唯纔是舉,吾得而用之”。在公元二一四年冬他又發佈《敕有司取士毋廢偏短令》指出“有才能的人雖然有短處,但依然要予以重用”的思想。公元二一七年他還發布了《舉賢勿拘品行令》,公開提出了要選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做官。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唯纔是舉,打破了東漢末年以封建道德、家世出身(即“經明行修”)爲仕進標準的傳統,這對封建道德觀念也是一次巨大的衝擊。其目的就在於打破士族門第的限制,大力進用寒人,從各階層提拔人才。這樣就抑制了士族地主的特權,而擴大了非士族地主階層的勢力。其結果就使得天下英雄豪傑無不趨之若鶩,形成了以曹操這個英雄人傑爲核心的人才羣落:文有荀 、荀攸、郭嘉、程昱、武有典韋、許褚、徐晃、張遼等等。其帳下始終謀士如雲,戰將如林,這爲他在爭霸天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正如晉人王沈在《魏書》中評論曹操說:“知人善察,拔于禁、樂進於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中,他們後來都立下了不少戰功,被列爲名將;其餘從下層選拔人才,登爲州牧郡守的,不可勝數。”


凡是有大作爲的人都有大的度量,幹成大事業者必有大的胸懷,千古風流,無不如此。曹操當然也不例外,例如不計私仇收張繡:當日皖城之戰,張繡率軍殺死了曹操的長子曹昂、侄子曹安民和愛將典韋,曹操自己也被流矢所中險些喪命。後來張繡聽從賈詡勸告投靠了曹操。曹操熱烈歡迎他到來,不僅未報殺子之仇,而且還同其結成兒女親家,並拜他爲揚武將軍。張繡十分感動,在後來的作戰中爲曹操統一北方建立了汗馬功勞。


又如官渡之戰勝利後,曹操繳獲了一批袁紹的書信,其中有不少是許昌和曹軍中人士暗中與袁紹往來的信件。有人建議要嚴加追查,曹操不同意:“那時袁紹很強大,我都不能自保,何況他人。”他當衆燒掉全部信件,解除了有關人員的疑懼。這些都充分顯示了曹操作爲一個政治家“剋制感情,不計私仇”(陳壽語)的寬闊胸懷,他的官渡焚書,不但安定了人心,防止了人才損失,而且使寫信者愈加佩服曹操的威德,效忠曹操。這樣,一批被免去追查的人才所激勵出的新能量,要比原來大得多,況且自古燕趙多智士,曹操燒密書贏得了禮賢下士的美名,必然會引起河北人士的嚮往,而後來“士長於略者,相踵而至”的事實也證明了這點。此外,可以看出曹操的舉動絲毫沒有兩面派的痕跡。他得到密信後,一眼未看就下信全部燒燬,並對寫信人作了具體地、歷史地、實事求是地分析,可見沒有夥後算帳,待“狡兔死”再“獵犬烹”的打算,充分體現出政治家的博大胸懷。由此想到,一個領導者如果心胸狹窄、鼠目寸光,爲一點區區小事就不能容人而打內戰;發現部下有一點與自己不一致的地方就使出一套整人的權術,其結果必然忘記戰略目標,做出許多使親者痛仇者快的事,這種雞腸小肚之人是不能成就大事的。


從真實史料來看,作爲軍事統帥的曹操在辨才用人方面,可以說高出孔明之上。每一次作戰,不論是守關還是奪寨,曹操一般能夠做到擇人任勢,調度得當。這就非常有利於爭取主動,奪得勝利,其中,張遼、李典、樂進三將軍守合淝,就是曹操知人善任的典型一例。


公元一二五年,曹操征討漢中的張魯,孫權乘機率領十萬大軍攻下皖城,直逼合淝。而張遼、李典、樂進由於平時“皆素不睦”,在破敵決策上意見不一,在此危急時刻,曹操使人送來一密帖,內書:“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城,勿得與戰。”(《三國志-張遼傳》)由此才引出了三將軍同心協力守合淝,張遼威震逍遙津這場雄壯的戰爭活劇。


按理說曹操飽讀兵書,應深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用兵思想,但由於他對這三位將軍的作戰能力、用兵特點及性格修養都瞭如指掌,所以已預料到合淝前線三將無法統一認識,形勢危難,於是一封密帖送到,問題便迎刃而解了。結果也正如曹操所料。閱過密帖後,張遼堅決執行曹操以攻爲守的指令,要親自出擊,決一死戰,表現出寬廣的胸懷,豪邁的氣概。李典起初沉默後被張遼的行爲所感動,表示願聽指揮,放棄私怨。而樂進本來是個模棱兩可的角色,他對張遼、李典都不敢得罪,並有點怯戰的思想。由於張遼的積極主動,使三人變成了一個團結對敵的整體。可既然三位將軍“素皆不睦”,那麼當初曹操爲何還留他們三人一塊守合淝呢?對此,後人孫盛解釋道:“夫兵,詭道也。至於合淝之守,懸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衆者必貪惰;我以致命之師擊貪惰之卒,其勢必勝。”可見,張、李、樂三人雖不和,但他們的性格可以互相補充,一旦團結起來,就會形成一個最佳的指揮結構。這正反映了曹操知人善任,擇人任勢的能力,也體現了曹操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能力。


是啊!曹操的求賢若渴、寬宏大度、知人善用充分體現了他誠心愛才、惜才、重才而又講究選才、用才、育才的待才之道。在這點上,他確實要比諸葛亮高明。孔明在用人選才方面最大不足,首先表現在他識別、選拔人才上存在着偏見。他用人總是“察之密、待之嚴,要求人皆完人。然而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對於一些確有特長,又有缺點的人往往“加意收錄,而固不任之”。例如對於魏延這樣一個長於奇謀的人才,卻總抓住其“不肯下人”的缺點,始終用而不信,甚至疑其有反心;又如對於劉封這員勇將,卻認爲他“剛猛難制”勸劉備因其上庸之敗而趁機除之;再如馬謖原是一位既有所長(在開發西南時,他提出的“攻心爲上,攻城爲下”的建議就頗有戰略眼光),也有所短的人才,而孔明對其先是用之不當,失街亭後又揮淚將其斬首。正因爲孔明這種求全責備的用人選才思想,使得在有生之年其未能培養出一名能繼承自己事業的接班人。宋代著名文學家蘇洵曾在一篇《管仲論》中說到:“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因爲是他向齊恆公推薦了管仲);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都是亂臣賊子);而曰管仲(他生前沒有除掉上述亂臣,沒有及早向齊恆人推薦得力可靠的接班人)”這段話充分說明了舉賢薦能對於治理國家的重要意義。由此我們可以說,西蜀的覆滅與諸葛亮生前在培養、使用人才方面的失誤有着直接聯繫。其次,孔明生前出將入相,內政軍戎“事必躬親”,“罰二十以上必親理”,不僅自己被弄得“食少事煩”,忙得吐血,而且這種包辦代替的做法,也影響了接班人的鍛鍊成長,不利於他們經風雨,見世面,這些做法都使得武侯治蜀時西蜀的人才寥若晨星,日漸凋零;而至曹魏向西蜀發動全面進攻時,僅剩下姜維一人東遮西擋,無力迴天了。王夫之一針見血地指出:“巴蜀、漢中之地隘矣,其人寡,則其賢亦僅矣。故蔣琬死,費禕刺,而蜀漢無人。”(《讀通鑑論》)


有比較纔有鑑別,與諸葛亮的“求全責備”思想不同的是,曹操深知“大用者不務細行”的道理,始終是“用能人而不用完人”,對一些確有特長,又有棱角的雄才,往往駕馭得法,處之有當,這“要用能人而不用完人”的思想與我們當今的人才管理方法不謀而合,對我們很有借鑑意義。此外,曹操還放手使用年輕人,將他們委以重任。正是曹操這樣推心以待智謀之士,所以他當權時,身邊聚集着荀 、郭嘉、荀攸、賈詡、程昱等一個人才羣體;他死後,後代尊循他的用人制度,又出現了司馬懿、陳羣、鄧艾、鍾會、羊祜等一羣深藏韜略的智囊人物。爲此,王夫之曾評價說:“魏足智謀之士,昏主用之而不危。”亦如曹操自己所言:“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則無所不可。”歷史再一次證明了他的預言。正是曹操的愛才用才,使其無往不勝,真是“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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