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的中西方

        中華民族到了十九世紀就到了一個特殊時期。在此以前,華族雖與外族久已有了關係,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較低的民族。縱使他們入主中原,他們不過利用華族一時的內亂而把政權暫時奪過去。到了十九世紀,這個局勢就大不同了,因爲在這個時候到東亞來的英、美、法諸國絕非匈奴、鮮卑、蒙古、倭寇、清人可比。原來人類的發展可分兩個世界:一個是東方的亞洲,一個是西方的歐美。兩個世界雖然在十九世紀以前曾有過關係,但是那種關係是時有時無的,而且是可有可無的。在東方這個世界裏,中國是領袖,是老大哥,我們以大哥自居,他國連日本在內,也承認我們的優越地位。到了十九世紀,來和我們找麻煩的不是我們東方世界裏的小弟們,是那個素不相識而且文化根本互異的西方世界。

        嘉慶、道光年間的中國人當然不認識那個西方世界。直到現在,我們還不敢說我們完全瞭解西洋的文明。不過有幾點我們是可以斷定的。第一,中華民族的本質可以與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相比。中國人的聰明不在任何別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國的物產雖不及俄、美兩國的豐厚,然總在一般國家水平線之上。第三,秦始皇的廢封建爲郡縣及漢、唐兩朝的偉大帝國,足證我民族是有政治天分的。是故論人論地,中國本可大有作爲。然而到了十九世紀,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難關呢?第一,是因爲我們的科學不及人。人與人的競爭,民族與民族的競爭,最足以決勝負的,莫過於知識的高低。科學的知識與非科學的知識比賽,好像汽車與人力車的比賽。在嘉慶、道光年間,西洋的科學基礎已經打好了,而我們的祖先還在那裏做八股文,講陰陽五行。第二,西洋已於十八世紀中葉起始用機器生財打仗,而我們的工業、農業、運輸、軍事,仍保存唐、宋以來的模樣。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國的春秋時代,文藝復興以後的局面很像我們的戰國時代。在列強爭雄的生活中,西洋人養成了熱烈的愛國心,深刻的民族觀念。我們則死守着家族觀念和家鄉觀念。所以在十九世紀初年,西洋的國家雖小,然團結有如鐵石之固;我們的國家雖大,然如一盤散沙,毫無力量。總而言之,到了十九世紀,西方的世界已經具備了所謂的近代文化,而東方的世界則仍滯留於中古,我們是落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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