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出門，在街上看到一家水果店，居然掛着“大地主水果店”的招牌。聯想到幾年前也曾看到一家飯店，也掛着“大地主酒樓”的紅字招牌。這件事讓我心生感慨。
我出身於地主家庭，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前，因爲“地主”這兩個字，全家老小可是吃盡了苦頭。
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爲綱的年代，“成分論”大行其道。地主富農資本家一類成分的家庭，老人成了“四類分子”，兒孫成了“狗崽子”。老的成了被打倒的對象，兒孫成了受牽連、被歧視的人。
就拿我的家庭來說，爺爺是地主分子，大會小會挨批挨鬥不算，還曾經右臂上帶着“地主分子”的白色袖標，右胸前帶着白布黑字的名籤。這些人格上的侮辱還不算，還得出義務工，貪黑起早爲大小隊送通知，隨叫隨到，稍有不慎，則遭受懲罰。爸爸因爲爺爺的身份，屢受牽連，每有政治運動，必受衝擊，戴過高帽捱過批鬥甚至皮肉之苦。就連當時還是一個孩子的我，也沒能倖免，“四清”運動中免去了我的學習委員職務，“文化大革命”中，兩次被剝奪了上學讀書的權利。
總之，“地主這兩個字”，給我們一家人帶來的不幸與屈辱 ，真是罄竹難書。那時候我以爲“地主”這兩個字，是世界上最難聽的名詞，誰要是說我們家是“地主”，我聽了，簡直比罵我娘，還讓我怒火中燒，讓我感到無比的惱怒。
就因爲這，當年我曾經打過兩次惡仗。一次是一個張姓的孩子，他的個子沒有我高，站排非要在我後面，我不同意，他居然罵我“大地主”，我怒火中燒，我忍無可忍，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撿起一塊磚頭向他砸去，幸虧他躲得快，沒有砸到他的腦袋。不過他怕了，不敢跟我叫陣了。還有一次，我在給媽媽燒火 ，屯子裏的一個孩子跟弟弟吵架 ，又罵“大地主”，我聽了，怒不可遏，提着燒火棍出去，照他的大腿輪了過去，把他打得滿地打滾兒。多虧是冬天，他穿着棉褲，否則我可能惹下禍端。雖然仗打勝了，說實在的，還真有些後怕。
還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如今這“地主”一詞，還成了吉祥詞兒，富貴詞兒。不但不被人噁心，還被人喜歡上了，居然上了牌匾，來給壯門面。
不管別人怎麼理解，“地主”這個詞兒，在我的心裏，無論怎麼講，都在心裏留下一刀傷疤，留有很大的陰影。
“大地主水果店”，“大地主酒樓”。別人看了也許不會在意，我卻十分在意，看了扎心。因爲這兩個字裏面，有我曾經的屈辱和過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