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時候我們會對看到的文字感到既熟悉又陌生，究其原因不過於不常見而至於不熟悉，幼時學而至於不陌生，例如香山居士。香山一次曾在很多文章中出現，出現的身份是地點，可香山居士爲人所知卻因一人。在今天之前，我對此位詩人的瞭解也僅限於“江州司馬”一說，今天之後，會因新鄭結緣。對於出生於河南，數次回家路過新鄭的我而言，記下白居易的出生地是再輕鬆不過的事情。
新鄭作爲中原文化的核心，軒轅黃帝故里，漢文化由此沿着黃河在人類文明史上不斷髮展演變，出生於新鄭的白居易先生自然從小受到儒家文化的薰陶，“兼濟天下”的立世理念成爲了他一生的寫照。
縱觀香山居士的一生，前半生的輝煌伴隨着“兼濟天下”的激情，後半生閒居伴隨着“獨善其身”的逍遙，兩者的轉折點便是因自身對當朝權貴的諷喻作品被貶江州，可以說白居易的一生“成”是因爲文學作品被唐憲宗賞識，“敗”也是因爲文學作品被權貴埋怨，在其中唯一不變的是白居易對現實文學的孜孜追求，正如他在《與元九書》中所道：文章合爲時而著，詩歌合爲事而作。反映社會時事，揭露現實事件是文章和詩歌存在的根本意義，白居易無論身處廟堂，亦或是身處江湖都在用自己的作品向世人傳遞“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理念。
正如他在自己人生轉折點時所著《琵琶行》，815年，白居易因自己上疏請急捕刺殺宰相武元衡兇手而被貶江州，從遙遠的長安到達千里外的廣西，從繁華奢靡的國都抵達人煙稀少的邊疆，其中滋味不可與外人語，度過一年的過渡期，在潯陽江畔謫居臥病，遠離了管絃絲竹，悠悠彌音，只感到“杜鵑啼血猿哀鳴”，恍然在第二年的潯陽江邊，遇到一位長安來的歌女，似曾相識的人生境遇令自身不自主的發出感嘆“相逢何必曾相識，同是天涯淪落人”。這位經歷過人生巔峯和波谷的現實主義詩人，用自己內心深切的情感向歌女發出呼喚，用自己樸實而細節化的文字向世人展現，官僚腐敗，民生凋敝的社會現象，並最終以“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溼”來抒發自己懷才不遇的苦悶。
也許是“大珠小珠落玉盤”的聲音喚起了這位已經不惑之年的長者對長安繁忙生活的記憶，也許是琵琶女“一曲紅綃不知數”的人生經歷喚起了這位即將知天命詩人的同理心，也許是“弟走從軍阿姨死”的悲慘社會令這位“兼濟天下”的士族人的苦悶，白居易在無奈中低泣，也在苦悶中尋找自己未來的人生方向。
得益於東晉名士陶靖節的生活態度，吸取了老莊知足逍遙的處事哲學，這位睿智而有才的香山居士將自己的儒家仁政以另一種方式傳承下去，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諷刺政治，以一種極爲樸實鮮明的語言來書寫現實，這種淺層的事實與深層的社會相互碰撞，發出鮮明而矛盾的火花，這個火花點亮了現實主義詩歌道路，豐富了唐朝詩歌題材，並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士族人對民生對自身的關注。
相比於陶淵明的淡然歸隱，白居易的兼濟和獨善更符合當代人的選擇，我們常說，有多大的能力便需要承擔多大的責任，也常說，處於巔峯時不自傲，處於低谷時不自卑，又常說，完善自己，豐富社會，無論是怎麼說，都能夠從香山居士身上找到影子，他那寫實的風格，正是科學實事求是的追求，他那兼濟天下的胸懷正是實現人生意義的寫照，因此，讀這位江州司馬的作品，要品的不僅僅是作品自身的語言風格，還應該悟的是作者自身的情感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