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可塑性理論所形成的政治、道德影響同樣重要的是它在理論上的含意。如果我們假定，不存在人性（除非根據心理學的基本需要所下的定義），那麼，心理學的唯一可能將是一種極端的行爲主義，它所敘述的是一種無限量的行爲型式或一種可衡量的人類行爲型式。心理學和人類學所能敘述的只是，社會制度和文化形態以不同的方式影響人，因爲人的特定表現只是社會形態在他身上所烙下的印跡；人的科學只能是這樣一門科學——比較社會學。然而，如果心理學和人類學要對人類行爲之法則形成正確的主張的話，那麼，它們必須從這樣一個前提着手：某種東西，比如說x，依其特性，以明確的方式對環境的影響產生反應。人性不是固定的，這樣，文化就不能作爲人的固定本能之結果而給予闡述；文化也不是人性能消極地、全面地適應的固定因素。誠然，人自身甚至能適應不令人滿意的環境，但在這種適應的過程中，人形成了一定的精神和情感反應，這種反應是人本性特質的結果。
人可以使自己適應奴役，但他是靠降低他的智力素質和道德素養來適應的；人自身能適應充滿不信任和敵意的文化，但他對這種適應的反應是變得軟弱和缺乏獨創性；人自身能適應需要壓抑性要求的文化環境，但在實現這種反映中，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那樣，人發生了神經症。人自身幾乎能適應任何文化形態，但同樣，這些文化形態與他的本性相沖突，他產生了精神和情感上的紊亂，這些紊亂最終迫使他改變這些環境，因爲他不能改變自己的本性。